端木赐（公元前520年－公元前456年），复姓端木，字子贡（古同子赣），以字行。汉族，春秋末年卫国（今河南鹤壁市浚县）人。孔子的得意门生，孔门十哲之一，“受业身通”的弟子之一，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
        子贡在孔门十哲中以言语闻名，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国、卫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国、鲁国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端木遗风”指子贡遗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成为汉族民间信奉的财神。子贡善货殖，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风，为后世商界所推崇。
        《论语》中对其言行记录较多，《史记》对其评价颇高。子贡死于齐国，唐开元二十七年追封为“黎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

人物成就

儒商始祖

        子贡不仅在学业、政绩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而且他在理财经商上也有着卓越的成就。《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丁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是指贱买贵卖。“转货”是指“随时转货以殖其资，翻译：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的笔墨对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
鲁卫之相

        《论语》仅说子贡在“言语”方面优异，这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人们对子贡在其它方面的卓越才能的认识。其实仅就“政事”方面的业绩而言，他也决不逊色于子路、冉求等人（此二人都是“政事”方面的优异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谓子贡“常相鲁、卫”。他的老师孔子也认为子贡有非凡的政治才能。《论语·雍也》曾记载季康子问孔子子路、子贡、冉求是否可以从政，孔子回答说三人皆可从政，但孔于却分别道出三人之优点各不相同：“由（子路）也果”、“赐（子贡）也达”、“求（冉求）也艺”。从孔子列举的三个优点看，我们觉得子贡的优点——“达”，似乎更是从政者不可或缺的。所谓“达”就是通达事理，试想一个从政的人如果能够“通达事理”，他就会高屋建瓴，从宏观上把握问题的全局和整体，而不会为繁琐的细枝末节所迷障，这样的人肯定会把政事处理得有条不紊。而子路的“果”（果断）、冉求的“艺”（多才多艺），都不过是从政必需之一端，他们同子贡的“达”相比应该说是低了一个档次。正因为子贡通达事理，又有杰出的“言语”才能，所以他才会被鲁、卫等国聘为相辅。正因为他有政治才能，他才会在出使齐、吴、越、晋四国的外交活动中得心应手，获得圆满成功。
教书育人

        子贡的晚年，也像孔子一样开始教学，鲁国大夫子服景伯就是他培养出的优秀人才。
人物故事

子贡问道

        人的才能和德行，自古以来就少有能十全十美的，人如果有长处，也必定会有短处。倘若用其长处去弥补短处，那么，天下将没有人不被使用；倘若苛责人的短处而舍弃其长处，那么，天下人都将被弃而不用。再加上人的感情各有爱憎，旨趣各有同异，即使是像伊尹、周公这样圣明的人和象墨翟、杨朱这样的贤能者，如果去征求众 人对他们的意见的话，谁能免去受讥刺和遭疑忌呢？
        子贡向孔子问道：“邵阳人都喜欢果咋伢子，果咋伢子到底怎么样？”孔子说：“不行啊。”子贡又问：“乡里的人都憎恶他，这个人又怎样呢？”孔子说道：“也不行乃。最好是乡里的好人都喜欢他，而乡里的坏人都憎恶他。”这是因为君子和小人的意趣 定相反，小人的憎恶君子也就象君子的憎恶小人 一样。要想究明真实的情况，取决于慎重地听取反映。听取君子的话，就废止了小人的邪道；而听取小人的话，君子的正道就会消亡。
子贡赎人

        一切大多数人都做不到的道德，都是伪道德。真正的道德就像空气那么重要，又像空气那么平常。让人感觉不到的空气是最好的空气。让人感觉不到存在的道德，则是最好的道德。真正的道德就是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道德并不是要任何人去做损己利人的重大牺牲，而是乐于做无损于己而又有利于人的好事。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
        翻译：鲁国有一条法律，鲁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有人能把他们赎出来的，可以到国库中报销赎金。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贡（端木赐）在国外赎了一个鲁国人，回国后拒绝收下国家赔偿金。孔子说：”赐呀，你采取的不是好办法。从今以后，鲁国人就不肯再替沦为奴隶的本国同胞赎身了。你如果收回国家的补偿金，并不会损害你的行为的价值；而你不肯拿回你抵付的钱，别人就不肯再赎人了。
子路受牛

        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
        翻译：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那人感谢他，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说：“这下子鲁国人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孔子从小事情能看到教化的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
        “子贡赎人”自损财物做了一件好事，本应该被树为道德典范，孔子为何反而要批评他？其实鲁国那条法律的用意是为了鼓励每一个人只要有机会，就可以惠而不费地做一件大好事，那怕你暂时没有预付赎金的能力，也应该去借来赎金为同胞赎身，因为你不会损失任何东西。子贡的错误在于把原本人人都能达到的道德标准超拔到了大多数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如果鲁国君主为子贡之举树为典范—大肆通报、嘉奖、宣传乃至全国推广，会有什么后果？一、社会表面的道德标准提高了，人人都表态向子贡学习；二、道德水准的实际状况其实滑坡了，因为头顶已经高悬了子贡这样的道德高标，谁若赎回同胞后再去领取国家的赎金就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然而又有几个人有足够的财力可以保证损失这笔赎金不至于影响自己的生活呢？
违反常情、悖逆人情的道德是世上最邪恶的东西。这是佛家的悟道之言。因为无数的教训已经告诉我们：把道德的标准无限拔高，或者把个人的私德当作公德，两种做法只会得到一个结果，这就是让道德尴尬，让普通民众闻道德而色变进而远道德而去！！
        综上所述：道德其实应该是一个人人都能够做到的无损于己而又有利于人的。
学习能力

        子贡学习上的优异，首先体现在他的“言语”水平的高超上。《论语·先进》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可见子贡是“言语”方面的优异者，也就是说子贡在说话技巧、演讲技能上有独到之处。据《左传》等史书可知，在孔子那个时代，外交礼宾人员的语言训练主要取之于《诗》，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习尚。孔子也曾说：“不学《诗》，无以言”，《诗》已成为当时语言训练的主要教本。《诗》就是后来成为“六经”之一的《诗经》。
        在《诗》的学习中，孔子不仅要求学子们搞通弄懂《诗》的本来意义，而且要求他们能对《诗》“活学活用”，在外交礼宾场合能顺手拈来以达己意，而这，没有相当的灵活性和敏锐性是难以做到的。在孔子的门徒中，子贡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论语·学而》曾记载孔子、子贡师徒二人对答，子贡灵活运用《诗经·卫风·淇奥》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来回答老师提问的情形。孔子认为子贡的回答十分贴切，“断章取义”恰到好处，故而称赞子贡：“始可与言《诗》已矣”，而且说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认为他对该诗的理解达到了心领神会的地步。
        在《论语》中给予弟子“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样高度评价的还有另一位，那就是子夏，而子夏是“文学”上的优异者，这说明子贡不仅在“言语”上极为优异，即使在“文学”方面也毫不逊色于 子游、子夏之徒。’《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说：“子贡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辩”，看来师徒二人经常争辩一些问题。使子贡在“言语”方面才能大加发挥的当属他赴齐、吴、越、晋四国的穿梭外交活动了。在这次外交活动中，子贡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说才能，引祸水于他人，使得四国国君对他的利害分析深信不疑，并纷纷采纳他的主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具体而言就是：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高超的演说技能和外交能力也在此次外交活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时人评论

        子贡在学问、政绩、理财经商等方面的卓越表现有目共睹，有耳共闻，故其名声地位雀跃直上，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孔子。当时鲁国的大夫孙武就公开在朝廷说：“子贡贤于仲尼”。鲁国的另一大臣子服景伯把叔孙武叔的话转告了子贡，但子贡谦逊地说：“譬诸宫墙，赐(子贡)之墙也及肩；窥见家室之好。夫子(孔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手之云，不亦宜乎?”意思是说：自己的那点学问本领好比矮墙里面的房屋，谁都能看得见，但孔子的学问本领则好比数仞高墙里面的宗庙景观，不得其门而入不得见，何况能寻得其门的又很少，正因如此，诸位才有这样不正确的看法。当时鲁国的另一个大臣陈子禽听到子贡的这通解释不以为然，他说：“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⒇”意谓你不过是谦恭罢了，难道仲尼真的比你强吗? 总之，所有这些对子贡的赞誉并非空穴来风，它说明子贡在当时的名声、地位和影响，确实已不在他的老师孔子之下。司马迁作为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他在《史记》中甚至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推动的缘故。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写道：“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孔子得“执”子贡而“益彰”实是不刊之论。试想子贡当年“常相鲁、卫”，出使列国，各国待之以上宾，其地位显赫一时，而且他又有一副伶牙俐齿；每到一处在完成使命之后，每每要附带宣讲其老师的一套理论和主张，尽管孔子的那些理论主张有的与时代相李扦格，但看在子贡的面上，总要听一听，这在客观上就推销了孔子。孔子的儒学成为显学，孔子的名声布满天下，实与得“执”于贡这位高足弟子有关。司马迁对此看得很准。
尊师重道

        尽管子贡有着多方面的建树与成就，但他在孔子面前却表现得非常谦。《论语·公冶长》记孔子问子贡：“汝与回也孰愈(谁更强些)?”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子贡对此是深知的，但孔子偏偏向子贡提这样的问题。子贡相当有涵养，他说：“赐也何敢望回? 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其实到底子贡与颜回哪个强，世人有目共睹。子贡与颜回比，就政事言，颜回要交白卷；就生存能力言，颜回连生计也几乎维持不下去，《论语》说他“屡空”，看来断炊的事情亦经常发生，而子贡却是“家累千金”；论彰扬其师之美名，颜回更没有子贡那样的巨大能量。至于孔子遇危难、遭险恶时，子贡总能挺身而出，显其大智大勇。《史记·孔子世家》曾载孔子困陈、蔡，绝粮，情形十分危急，而当时孔子门徒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是“子贡使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子贡是孔门弟子中之最杰出者其中之一。
相关遗址

端木书台

        端木书台位于江苏省第二大水库、赣榆县内的小塔山水库拦洪大坝西端的子贡山上，是一块圆滑平整的大石，据《光绪赣榆县志》记载：从明代起，端木晒书台即为“赣榆八景“之一。
        相传春秋时期孔子的学生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在山上建端木书院（已毁），万松山更名为子贡山，晒书石被称作“端木书台”。
        春秋时期，天下分裂，各方诸侯争相称霸，连年征战，烽火狼烟。当时的鲁国非常弱小，为邻国所虎视。有一年，齐国欲兴师鲁国，鲁国上下惊动。鲁国虽小，但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却诞生在这里。孔子桃李满天下，其中有一个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的卫国人，能言善辩，有着卓越的外交天才，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为解除困难，孔子派子贡去齐国游说。
        子贡不辱使命，挑起了吴齐两大国之间的战争，“止吴霸越，乱齐存鲁”，途经万松山，见山谷中云雾缭绕，山上松涛翻滚，乃乘兴一游，景色宜人，于是豪情大发，取笔记思，却不知天意不美，忽降大雨，子贡败兴而归。此时，天空突然放晴，彩虹半挂。惊奇之中却发现刚才端坐之石已滴水不存；子贡更加惊奇，便将湿书放置其上，书顷刻间干燥如初，于是世间多了一块奇石——端木书台。
子贡手植楷

        在今山东曲阜孔林中尚留有子贡自南方移植到曲阜的楷木，以表达子贡在老师孔子去世时不再其身边的歉意。
        孔子去世时，子贡正在南方，听到消息后，带着南方特有的树种回到曲阜，并祈愿“如果老师肯原谅他，就请让此树活下来”。后来，楷木果然活了下来，并在曲阜大量生长，也延伸出了楷雕技艺。
        此树今天只留有部分树干，前有康熙皇帝手书的御碑题“子贡手植楷”，曲阜人读“楷”为“皆”音，也是为了纪念子贡的孝心“天下人皆应效仿”。
子贡墓

        位于子贡故里，今河南省鹤壁市浚县，墓址在浚县县城外东南五里许的东张庄，坟茔前是人民政府竖立的大型青石质墓碑，刻着“先贤子贡墓”，字体端庄凝重，显示了浚县人对家乡这位先哲乡贤的尊崇之情。子贡墓址今存《改正先贤黎公墓祠记》碑。碑文楷书。正文20行，满行72字。雕龙碑首，通高490厘米，碑版高340厘米，宽94厘米。明万历二十二（1549年）春二月立石。浚县知县宁时镆撰文，大理寺左丞、前京畿道监察御史、邑人赫瀛书丹，前奉议大夫、四川龙安府同知李一经篆额。

文献记载

史料记载

        司马迁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子贡这个人物所费笔墨最多，其传记就篇幅而言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这个现象说明，在司马迁眼中，子贡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我们循着司马迁的这个思路，再细细阅读《论语》等书，便可看出子贡这个人物非同寻常。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门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他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在孔门弟子中，子贡是把学和行结合得最好的一位。
方志记载

        子贡出身于商人家庭，20余岁继承祖业开始经商。约25岁(前495年)前拜孔子为师，但未一直在孔子身旁，时常到各国活动。鲁定公十五年(前495年)初，孔子适卫时，子贡去鲁国察看鲁定公与邾隐公会见。孔子离卫适郑时，子贡跟随。鲁哀公三年(前492年)随孔子在陈国。困厄之时，子贡受命至楚，使楚昭王出兵救孔子。哀公七年(前488年)，孔子再至卫国时，子贡在鲁国，受季康子派遣会见吴国太宰。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孔子回鲁国前，子贡在鲁国协助叔孙氏办外事。哀公十五年(前480年)子贡受鲁国派遣出使齐国。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去世后，子贡在鲁国孔子故里(今曲阜)服丧三年，又庐墓三年，凡六年。之后子贡仍在鲁国。哀公二十六年(前469年)答卫出公求问。翌年一月前，子贡离鲁，后事不详。子贡曾任信阳令、信阳宰。
        子贡是孔子最亲近的学生之一。在众弟子中，孔子与子贡的关系超出一般。子贡钦佩和崇敬孔子，对孔子评价最高，是孔子及其学说的宣传者和捍卫者。子贡初拜孔子为师时，感到孔子并无什么了不起，后来慢慢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论衡·讲瑞》载：“子贡事孔子一年，自谓过孔子；二年自谓与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当一年二年之时，未知孔子圣也，三年之后，然乃知之。”子贡称孔子的学识高深莫测，称孔子为圣人，比孔子为日月，任何人不能超过。《论语·子张》载，鲁国大夫叔孙武叔说“子贡贤于仲尼”。子贡马上反驳说：“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七尺为一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房舍)之富。”当有人毁谤孔子时，子贡挺身而出说：“无以为也(不要这样做)，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陈子禽怀疑孔子的伟大，对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回答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韩诗外传·卷八》载：“子贡答齐景公曰：‘臣终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践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犹渴壶杓，就江海而饮之，腹满而去，又安知江河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誉，得无太甚乎?’子贡曰：‘臣赐何敢甚言，尚虑不及耳。使臣誉仲尼，譬犹两手捧土而附泰山，其无益于明矣。使臣不誉仲尼，譬犹两手把泰山，无损亦明矣。’”孔子的学说大多经由子贡宣传给社会，子贡是孔子学说最好的代言人。司马迁说：“夫使孔子名布扬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崔述在《洙泗考信余录》中说：“子贡之推崇孔子至矣，则孔子之道所以昌明于世者，大率由于子贡。”《论语》中，子贡的名字出现57次，而颜回的名字仅出现32次。
        孔子对子贡非常器重，往往将其学说的真谛传授给子贡，如何为仁，何为士，何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怎样为政、为仁等。孔子在危难之时盼望子贡。《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唯有对子贡才如此表达情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七》载，子贡问孔子曰：“赐何人也?”子曰：“汝器也”。又问“何器也?”子曰：“瑚琏也(祭神之重要器皿)。”孔子死后，子贡终日守在灵旁。鲁哀公前去吊唁，子贡为孔子“生不能用”伤痛万分。孔子葬后，弟子皆服丧三年，守墓“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唯有子贡多守墓三年，足见子贡与孔子感情之深。
        子贡“巧口利辞”，“能言善辩”，办事通达，是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外交家。孔子办学时，把教学内容分为四科，即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子贡系言语科之佼佼者，连孔子也自感不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论衡·书解》载：“或问于孔子曰：‘……子贡何人也?’曰：‘辩人也，丘弗如也’”。孔子答季康子问曰：“赐也达，於从政乎何有?”《韩诗外传》载，孔子与子路、子贡、颜渊游于戎山之上，问三弟子兴趣和志向。子贡答曰：“得素衣缟冠，使于两国之间，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两国相亲如兄弟。”孔子曰：“辩士哉!”可见子贡有从事外交的志趣和才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鲁哀公六年(前489年)，孔子及弟子在陈绝粮时，孔子“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这是子贡在外交上的第一次胜利。鲁哀公七年(前488年)，吴国企图称霸，兴师北上向鲁国征百牢(牛、羊、猪各一百)，鲁哀公迎吴人，而吴人非要见季康子，季康子即派子贡去应付。子贡把吴人说得哑口无言，这又是子贡外交上的成功。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吴伐齐得胜后，吴王赐给鲁国叔孙氏甲、剑等物，一时间叔孙氏不知所措，随行的子贡随即出来应酬，圆满结束了这一外交场面。鲁哀公十二年(前483年)，吴国人会见鲁、卫等国国君，将卫侯扣留。子贡说服吴国太宰，将卫侯释放。鲁哀公十五年(前480年)，齐鲁媾和，经子贡斡旋，齐国归还它以前霸占鲁国之地。子贡在外交方面的才干，当时就受到人们的承认和称赞。楚昭王说，楚国的外交官没有一个能与子贡相比。鲁季康子在外交上受到挫折时说，要是子贡在场的话不会遭此耻辱。司马迁对子贡的外交才能大加赞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齐国田常欲作乱于齐，就想先出兵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公孙龙)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孔子知人善任，认为只有子贡才有解救鲁国危难的能力。子贡受命，先到齐国，果然说服田常，使之放弃伐鲁而伐吴。子贡又到吴国，说服吴国救鲁伐齐。但吴王怕伐齐时越国在背后攻吴。于是子贡又到越国，说服越国军队随吴伐齐。之后，子贡又到晋国说明吴国战胜齐国后必然加兵于晋，让晋国必须作好战争准备。后来，吴国出兵伐齐，大败齐军。晋国又出兵大败吴军。越王趁吴军在北方大败，从背后伐吴，终于把吴国灭掉而北上争霸。“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子贡是著名的富商，经营商业成就斐然。《史记·货殖列传》共记载了十七个人的经商活动，将子贡列在第二。传载：“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子贡能言善辩，反应敏捷，经商有很好的个人条件。他能及时掌握行情，“亿(预测)则屡中”，并“与时(及时)转货?。”《论衡·知实》载：“子贡善居积，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由于子贡善于经营，使他非常富有。《仲尼弟子列传》载：“七十之徒，赐最为饶益”，“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子贡经商不单是为了发财致富，而与政治目的相联系。他是孔子周游列国经济上的支持者。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中说：“孔子和大商人子贡生活在一起，至少是子贡做买卖，供给周游列国的孔子和同门。”子贡是一位有学识的商人，诸侯不但需要他的货物，也需要他的政治识见和才学。经商成为他宣传政治主张和实现外交才干的重要条件。《史记·货殖列传》载：“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越王勾践甚至“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子贡通过经商才达到如此显赫地位，因而成为孔子的代言人和杰出的外交家。
        在治国思想上，子贡重视教化作用。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上，子贡与子路不同，反对诉诸武力，主张用外交谈判解决争端。在国内政务上，子贡主张教化。《韩诗外传》载：“季孙之治鲁也，众杀人而必当其罪，多罚人而必当其过。子贡曰：‘暴哉治乎!’季孙氏闻之，曰：‘吾杀人必当其罪，罚人必当其过，先生以为暴，何也?’子贡曰：‘夫奚不若子产之治郑?一年而负罚之过省，二年而刑杀之罚亡，三年而库无拘人。故归之如水就下，受之如孝敬父母。……赐闻之，托法而治谓之暴，不戒致期谓之虐，不教而诛谓之贼，以身胜人谓之责。责者失身，贼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赐闻，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于是季孙稽首谢曰：‘谨闻命矣’”。《新书·政理》载，卫灵公问国家政务何最重要，史鳅说刑罚，子路说军事，子贡说教化最重要。子贡在去告朔之饩羊周天子每年冬将次年的历书颁发给诸侯，称颁告朔。诸侯将历书藏于祖庙，每月初一杀一只羊祭于庙，以示敬重，曰饩羊。春秋时，多国已不用周历，告朔饩羊之规已被破坏，故子贡主张去告朔饩羊。
        问题上，与孔子相悖，表现出不墨旧礼的务实思想。《论语·八佾》载：“子贡欲去告朔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子贡死后，葬在祖籍(今浚县大伾山东南张庄)。其二世端木炅为齐卿。三世端木叔“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弃其家事，散其库藏珍宝”“不为子孙留财”，家产破败。五世端木静为鲁下大夫。九世端木肇遇秦始皇“焚书坑儒”，去端姓木，隐蔽于鲁国。十世端木庚复姓端木，迁居祖籍。东汉光武年间，十五世端木质（字子西）为博士，十七世端木融拜议郎。东汉永平十五年（72年）明帝东巡狩，“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从此以后，子贡不断受到官府祭祀，并追加谥号，荫及其后裔。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年）子贡配享，为十哲之一。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黎侯。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黎阳公。政和五年（1115年）都水使孟昌龄至浚州，奏准建黎公墓专祠。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封黎公。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浚县知县刘台于县城东南隅建黎公祠。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爱新觉罗玄烨皇帝西巡返京经浚县宜沟镇，赐给子贡七十世后裔端木谦“贤哲遗府”匾，并封其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后代世袭，遂遣太子谒子贡墓。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封先贤，称子贡等十二人为十二哲，塑像孔子庙大成殿内东西两旁。
        浚县乃先贤子贡故里，子贡的道德学问，识见功业影响深远。尤其经商有道，由平常之人变为显要之士倍受商界崇奉，“即在黎阳学子贡，何必南越法陶朱”的佳句流传至今。
论语记载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琏瑚也。”
        子谓子贡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温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闵子伺侧，唁唁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椁，犹犬羊之椁。”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胫胫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屑之人，何足算也。”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敫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堕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勤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史籍记载

        端沐赐，卫人，字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
        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问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
        子贡既已受业，问曰：“赐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陈子禽问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又问曰：「孔子适是国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也。」
        子贡问曰：「富而无骄，贫而无谄，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贫而乐道，富而好礼。」
        田常欲作乱於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
        遂行，至齐，说田常曰：「君之伐鲁过矣。夫鲁，难伐之国，其城薄以卑，其地狭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伪而无用，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此不可与战。君不如伐吴。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重器精兵尽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难，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难：而以教常，何也？」子贡曰：「臣闻之，忧在内者攻彊，忧在外者攻弱。今君忧在内。吾闻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听者也。今君破鲁以广齐，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而君之功不与焉，则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骄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难矣。夫上骄则恣，臣骄则争，是君上与主有却，下与大臣交争也。如此，则君之立於齐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彊臣之敌，下无民人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田常曰：「善。虽然，吾兵业已加鲁矣，去而之吴，大臣疑我，柰何？」子贡曰：「君按兵无伐，臣请往使吴王，令之救鲁而伐齐，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许之，使子贡南见吴王。
        说曰：「臣闻之，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彊敌，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与吴争彊，窃为王危之。且夫救鲁，显名也；伐齐，大利也。以抚泗上诸侯，诛暴齐以服彊晋，利莫大焉。名存亡鲁，实困彊齐。智者不疑也。」
        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问曰：「此蛮夷之国，大夫何以俨然辱而临之？」子贡曰：「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句践顿首再拜曰：「孤尝不料力，乃与吴战，困於会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孤之原也。」遂问子贡。
        报吴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抵罪於吴，军败身辱，栖于会稽，国为虚莽，赖大王之赐，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谋之敢虑！』」吴王大说，以告子贡曰：「越王欲身从寡人伐齐，可乎？」子贡曰：「不可。夫空人之国，悉人之众，又从其君，不义。君受其币，许其师，而辞其君。」吴王许诺，乃谢越王。於是吴王乃遂发九郡兵伐齐。
        子贡因去之晋，谓晋君曰：「臣闻之，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先辨不可以胜敌。今夫齐与吴将战，彼战而不胜，越乱之必矣；与齐战而胜，必以其兵临晋。」晋君大恐，曰：「为之柰何？」子贡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晋君许诺。
        子贡去而之鲁。吴王果与齐人战於艾陵，大破齐师，获七将军之兵而不归，果以兵临晋，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吴晋争彊。晋人击之，大败吴师。越王闻之，涉江袭吴，去城七里而军。吴王闻之，去晋而归，与越战於五湖。三战不胜，城门不守，越遂围王宫，杀夫差而戮其相。破吴三年，东向而霸。
        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彊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