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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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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符(85年?~163年?)东汉政论家、文学家、进步思想家。字节信。汉族,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
简介

        王符(85--162):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人,东汉政论家、文学家、进步思想家,无神论者。王符一生隐居著书,崇俭戒奢、讥评时政得失。因“不欲章显其名”,故将所著书名之为《潜夫论》。王符思想深刻、观点鲜明、文笔犀利,至今读其作仍给人一种淋漓畅快的感觉。
        他所属文学时期是秦汉文学,同期作家有张衡、荀悦、马融等。
事迹

        王符与马融、张衡等著名学者友善。他是庶出之子,舅家无亲,所以在家乡受歧视;又不苟于俗,不求引荐,所以游宦不获升迁。于是愤而隐居著书,终生不仕。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同乡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回安定。乡人往谒,皇甫规冷落退职太守,而欢迎王符。以致时人传语说:“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可见他在当时颇负盛名。
        王符著书“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后汉书·王符传》),题曰《潜夫论》。今存本35篇,《叙录》1篇,共36篇,虽有脱乱,但大致仍属旧本。全书以《赞学》始,以《五德志》叙帝王世系、《志氏姓》考谱牒源流而终。其余诸篇,分题论述封建国家的用人、行政、边防等内外统治策略和时政弊端,兼及批评当时迷信卜巫、交际势利等社会不良风气。“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王符传》),而在思想上则“折中孔子,而复涉猎于申、商刑名,韩子杂说”(汪继培《笺〈潜夫论〉序》),大致以儒为体,以法为用。所以《文心雕龙》归之“诸子”,而《隋书·经籍志》则入于“儒家”。
        在文学上,王符主张文章以载“教训”,要“遂道术而崇德义”,批评当时学者“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骈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认为诗赋应“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要“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批评当时文人“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务本》)。《潜夫论》基本上实践了他的文学主张。他总结三代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以此立论,批评东汉后期政治弊端,是非明确,内容切实,说理透辟,指斥尖锐。由于辞赋的影响,东汉政论“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刘师培《论文杂记》)。《潜夫论》几乎通篇排偶,遣词骈俪,相当突出地表现着东汉后期政论散文的骈化趋势,渐启建安盛行的华丽之风。《潜夫论》有清人汪继培笺注本。
墓地

        王符墓在甘肃省镇原县城北山上。顶呈月牙状,墓前建有思潜亭、潜夫祠、石碑等。近年重修墓地及纪念设施。占地3亩,周围广植青松翠柏。
记载

        范晔《后汉书》有王符传,但记述简略,除节录《潜夫论》三十六篇中五篇的部分内容外,有关王符生平事迹,只说了三件事。
        一是说王符的四位朋友。他们是马融、窦章、张衡、崔瑗。从与他友善的这四位朋友看,我们不难想象,王符出生于与匈奴、羌人邻近的边地,假如不是游学到了东都洛阳,结交上了这些全国第一流的经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文章大家,并受其影响的话,他就不大可能具有写出《潜夫论》这样一部批判当世的名著的勇气。甚为遗憾的是史文缺漏,他们怎样进行学术交流的,他们的友谊怎样开始并贯彻的,我们后世已难于考稽了。
        二是说王符“无外家”。这在古代,母系来路不清,是要遭人贱视的一个话题。汉代,嫡庶十分严明,庶出无权继承,其外家不被承认。王符既是庶出,就说他“无外家”。宋代黄庭坚曾为此抱不平,他有诗云:“能著潜夫论,何妨无外家?”。
        三是说度辽将军皇甫规对他很尊重。皇甫规是他的同乡,与段颖、张奂是当时平定“羌乱”的三大将。皇甫规告老回乡,二千石长吏来见他,他都很怠慢,可是王符到门,皇甫规却衣不及带,屣履出迎,同坐极欢。这个情景,看来是皇甫规的晚年,也是王符的晚年了,而乡人传话说王符是个“缝掖”。“缝掖”是一种剪裁得很不称身的衣服,足见王符晚年,也还是这么一副穷书生的模样。
思想

        王符一生精粹,全部贯注在他的《潜夫论》里,这部书不显于当世,直到《隋书·经籍志》才列入了目录。
        从《潜夫论》中反映出王符的思想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构成,其主流是孔、孟的儒家思想,掺杂了一些道家和法家思想。就是说先秦思想对他影响极深,也很难摆脱西汉传统的影响。譬如《盐铁论》中的“重本抑末”和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但王符终究是东汉人,他面对的现实与西汉的贤良文学以及董仲舒的讲法比较起来,就又有了不少的变通和发展。
        他在《本训篇》里讲,宇宙之初,“元气窈冥”,后来化为清浊,化为阴阳,后来又化生万物,最后和气生人。他很强调这个“和”字,所以又说“人道中和”。在这一点上,他和王充的峻急观点有所区别。他又说,“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这个“为”是孔、孟发扬人的主观能动性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在《本训》通篇中,他反复讲“气运感动”,这种讲法,比董仲舒多了一些唯物的素质,少了一些神学神秘的色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向前推进。
        他在《务本》篇中,讲了“重本抑末”。他的讲法跟《盐铁论》中的讲法又不一样了。《盐铁论》的讲法是,本就是本,末就是末,一对一。这是西汉社会古典经济起初的反映。东汉不同了,古典经济复杂化,并且已经露出趋向衰败的迹象。王符面对这个现实,他把“本”一分为二,以农为本,以游为末;把“工”也一分为二,致用为本,巧饰为末;把“商”也一分为二,通货为本,鬻奇为末。这样,他把西汉的一对一变为三对三,支持的面扩大了,打击的面缩小了。这样一种观点,假如形成政策,那么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还是带有策略性的。一个书生,一个“潜夫”,假如不是对他自己所处的社会有着深刻的观察和深沉的思考的话,是不会想出这些“点子”来的。
        王符还在他的《潜夫论》中,使用不少篇幅,展开对社会迷信的批判,并且把迷信行为跟当时权贵们侈靡的生活结合起来加以声讨。从他这些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东汉社会存在的问题实在太严重了。劳动的人少,游手好闲的人多,其比例几乎是一比一百。社会上诱骗行为十分普遍。人们害了病不找医生,而是找巫婆神汉。妇女本是管蚕桑和织绢工作的,现在受社会风气影响,把蚕桑丢下不管,去当巫婆。人们深信,生病是神鬼作祟的结果。这样,反迷信、批鬼神,就成了思想家的任务。王充说,鬼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它是患病之人精神状态失常后的一种虚幻。王符的观点没有这么明朗,他以带有“二元论”色彩的说法,在《巫例》篇里说,一个人的吉凶,一半靠人自己的行为。他说的天命和天意,我们可以解释说是自然机遇;但其中无可讳言地还包括着董仲舒的神学遗存。他说的人自己的行为,主要指修养和道行。他主张“邪不伐正”。你自己正了,妖邪就侵袭不到你身上来。这种办法,在纠正社会不良风气方面,其作用自然是迂缓的。但王符在这方面的功劳,主要在于揭发。
作品

富民论

        王符于《潜夫论·务本》篇中,明确地提出“为国者,以富民为本”的观点。
        民本思想,在儒家学说中早已有之;富民思想,在《论语》、《管子》、《史记》、《汉书》里有明确的阐说,故这不是王符所独创;但王符“以富民为本”的思想,却有其独到之处。《务本》篇开宗明义:“凡为治之本,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这显然是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富民思想。
        为何要以富民为本?王符于《本政》篇说:“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民以君为统,君政善则民和治,君政恶则民冤乱。”于《遏利》篇说:“帝以天为治,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里谈了个天人关系的理论问题。汉代学者好谈天人关系,王符也是如此。天人之际,各说不一,这里且不细究。考察王符的天人思想,显然是以人为主,人则以民为主,政则以富民为本,只有民心安乐,才顺天心,才万事大吉;否则相反。这是对“民贵君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如何富民?王符于《务本》篇指出:“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本末之说,早已有之。先秦秦汉间,所言重本轻末,一般说来,就是重农抑商。这个思想,形成了传统,影响后世几达二千年。其实,重农抑商仅仅是为保持自然经济,使农民附著于土地,以利于稳固封建统治,而对进一步发展商品生产的社会经济是不利的。司马迁早已觉察到这一点,虽然他也使用本末之说,但他在《史记·货殖列传》所论,是重农而不抑商。这是独具慧眼的。王符的本末之说,也是卓异不凡的。他不承袭重农抑商的观点,而把农、工、商都视为治生之正道,强调以农桑、致用、通货为本,以游业、巧饰、鬻奇为末;并断言守本离末则民富,否则相反。这比司马迁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他观察世事,觉得“治本者少,浮食者众”(《浮侈》),以巧饰取宠,以鬻奇致富,这样岂不导致民生凋敝,社会衰乱,故才产生上述思想和治世之策。
        富民,必须使民安心勤事生产。但在社会动乱、劳役繁重、刑罚扰民的情况下,百姓难以正常从事生产,则富民就难以指望。因此,王符认为:“民为国基,谷为民命。日力不暇,谷何由盛。公卿师尹,卒劳百姓,轻夺民时,诚可愤诤。”故他写了《爱日》篇专论爱惜民时的问题。他说:“国之所以为国,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就是说,“日力”(即从事生产的时间)是百姓从事生产的基本要素;没有“日力”,就不可能从事生产,也就不可能富民富国。他接着说:“治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意思是,政治清明而恤民,百姓安闲而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生产;政治混乱而扰民,百姓困扰就不可能安心致力于生产。他认为,日力“乃民之本也而国之基”。故为政者当务省役“为民爱日”。就是要“敬授民时”,不可“烦民”。他指出,“今则不然,万官挠民”,百姓困扰而“废农桑”。故他在《爱日》篇末大声疾呼:“今民力不暇,谷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嗟哉,可不思乎!”(以上引文,均见《爱日》)
求贤论

        王符于《潜夫论·实贡》篇提出:“国以贤兴,以谄衰。”就是说,国家的兴衰,在于所用的人之贤或奸。 东汉选士用人,多注意世族,而忽视寒士;或誉不以实,营私舞弊;仕途要津,多信用外戚、宦官,而排挤正直贤能之人。官场往往鱼目混珠,清浊混流,甚至奸佞得势,贤能贬黜或禁锢。王符对此甚为不满,曾指出:“非今世之无贤也,乃贤者废锢而不得达于圣王之朝尔!”(《实贡》)
        王符觉得当时选士,“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考绩》)的情况相当严重。原因何在?他认为有几种毛病存在:或有“以族举德”(《考绩》),即以世族门第取人。对此,他是反对的,曾指出:“人之善恶,不必世族。”(《论荣》)意思是,人的善恶不是由家庭出身所决定。对于“虚造空美”、“虚张高誉”(《实贡》),他也表示反对,主张按“质干”、“材行”取士。对于“富者乘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考绩》),他更是反对。同时,他还尖锐地指出一些官吏“终无进贤嫉恶”(同上)之语,任凭歪风邪气盛行,只图个人尸位素餐。他主张各级官吏都应重视选任贤能的问题,只要切实做到“重选举”、“审名实”、“取赏罚”,就可以“获多士”(同上),使得贤才济济。
        王符对于外戚、宦官窃权欺侮贤能之士,特别气愤。他说:“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宠以骄士,藉亢龙之势以陵贤。”(《本政》)他还指出,贵宠之臣往往“援私人进奸党”(同上),即结党为奸。这些人,排挤忠贤,“谗妒群吠啮贤”,使得忠直贤能之士多灾多难,“循善则见妒,行贤则见嫉”(《贤难》)。对此,王符深为慨叹,“人君内秉伐贤之斧,权噬贤之狗,而外招贤,欲其至也,不亦悲乎!”(《潜叹》)君主表面招贤,实际养狗咬贤,贤人怎能受到重用呢!
        如何招贤?王符想的,首先还是“礼贤下士”的老办法。他要求君主“以谦下士”(《本政》)。不能“慢贱信贵”,而当“敬纳卑贱以诱贤”,“赏鄙以招贤”(《明暗》)。判定贤鄙,不按出身贵贱、官位高低;而视品质材行,以“恕”、“平”、“恭”、“守”(《交际》)四者为标准,去衡量,即认为品行端方、敬贤尊长、守信仗义、表里一致的人,才是真正的贤者,才可选用。
        王符还认为,贤与不贤,不是以主观断言,而是“毁誉必参于效验”(《交际》),即要以考绩来检验。所写《考绩》篇,专论这个问题。他说:“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按考功之虚实,就可鉴别官吏之贤奸,还可以促进政治。考核官吏,要求“各居其职,以责其效”,即从实际出发,观察名实是否相符。
戍边疆

        王符生于西北地区,身遭羌乱,故对东汉皇朝事羌问题特别注意,多有论述。
        羌乱是东汉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危害不浅,影响很大;东汉皇朝处理羌乱多有不妥,有些值得注意的历史教训。王符于东汉安帝初年羌乱发生不久,就于永和和元初几年间写下了《劝将》、《救边》、《边议》、《实边》等篇文字,对羌乱和事羌问题发表议论。他指出了羌乱的严重性:“羌虏背叛,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回千里,野无孑遗。寇钞祸害,昼夜不止,百姓灭没,日月焦尽。”(《救边》)
        执政者对如此严重问题,不仅贪生怕死,缺乏良策,而且趁火打劫,发民难之财。守边的将帅,“皆怯劣软弱,不敢讨击,但坐调文书,以欺朝廷”,“便身利己”。州郡的官吏,趁机生事,“搜索剽夺”,使得百姓苦痛遭殃,“甚于逢虏”(《实边》)。朝廷的权臣,不明边事,“陶陶闲澹,卧委天职”(《救边》),当官享禄而抱观望态度。甚至有人提出“不当动兵”、“边不可守”之议,主张边民内迁,弃地苟安。
        王符对此深感不安,主张积极事边。他批驳了“捐弃凉州,却保三辅”(《救边》),“不当救助,且待天时”,“费烦不可”(《边议》)等谬论,强调事边的重要性,认为“无边亡国”(《救边》),一定要及时救边,不能算小账而不顾大计。“今但知爱见薄之钱谷,而不知未见之待民先也;知徭役之难动,而不知中国之待边宁也。”(《边议》)他认为,边民怀本土,民心思安宁,存在安边的有利条件,故谓“战守之策,不可不早定”(《救边》)。
        对于民难国危,王符主张积极实边的政策。他认为,土地乃“民之本”,“不可久荒以开敌心”(《实边》),有了土地,“百姓可富”(《劝将》),“土地、人民必相称”(同上)。故强调边地不可弃,要让百姓在边地从事生产,才可望安宁。同时,他还主张,对于“耕边入谷”的人,应当拜爵赐禄,以奖励实边有贡献者,还说这是“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安中国之要术”《实边》)。
反迷信

        东汉时期,神学谶纬迷信盛行,但同时,无神论思想,也有很大发展,王符继承和发展了后者。
        王符是个元气一元论者。他说,元气历久,“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天地壹郁,万物化淳,和气生人,以统理之”(《本训》)。天地间万物万象,包括“鬼神人民”、“变异吉凶”,“何非气然”?这可谓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非“天人感应”论的货色。
        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王符说,“天道日施,地道日化,人道日为。为者,盖所谓感通阴阳而致珍异也。人行之动天地,譬犹车上驭驰马、蓬车擢舟船矣。虽为所覆载,然亦在我何所之可。”(《本训》)这强调的是人的能动性,事在人为。而且强调人生的贵贱贫富,不取决于天地鬼神,“天地所不能贵贱,鬼神所不能贪富”(《相列》),一切都在人为。
        对于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灾祥奖惩之说,王符是不轻信的。他认为,宇宙间万象变化,“莫不气之所为”(《本训》),并不是什么祥瑞符志和灾异谴告。
        王符对于卜筮、占梦、相术,也持不轻信或反对的态度。他警告人们不要惑于卜筮,不要“为巫所欺误”,并说:“圣人不烦卜筮,敬鬼神而远之。”(《卜列》)他劝告人们不要相信迷迷糊糊的梦境,“不专信以断事”(《梦列》)。对于相术,他说,“能期其所极,不能使之必至。”(《相列》)意思是说,相术可以根据某种迹象推测一定的后果,但决不能据以达到肯定性的目的。王符认为,“吉凶之应,与行相须。”(《叙录》)就是说,人的吉凶祸福,是由人的客观条件和主观行为所决定的。
        王符既不迷信鬼神,也就对厚葬崇丧不感兴趣,甚至批判“生不极养,死乃崇丧”的坏风气。他指出,一些富贵豪家大办丧事,“此无益于奉终,无增于孝行,但作烦搅拢,伤害吏民”(《浮侈》)。他认为这种浮侈的风气,于国于民都极为不利。
重教育

        王符非常重视“正学”(即教育)问题。强调以“正学”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
        在《务本》篇里,王符把正学与富民作为治道的两大问题。他说:“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背善,学淫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则忠孝。故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显然,他是把正学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认为只有重视和办好教育,民众才能走正道,国家才兴旺发达。
        于此,我们还悟到,王符为什么把《赞学》篇置于《潜夫论》首位的用心。《赞学》篇开宗明义:“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黄帝师风后,……孔子师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则人不可以不就师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圣也,犹待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况于凡人乎!”就是说,人在天地间之所以可贵,就在于有道德知识,而智义的获得和修养,就在于求学问、受教育;人不是生而知之者,要靠学习才能增长知识和才干;我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一些先圣先哲都不是生而知之者,而是就师求学才智博德硕的,故强调所有的人都要求学受教。
        关于教学的内容,王符强调的是《六经》。他说:“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教之以明师,文之以《礼》、《乐》,导之以《诗》、《书》,赞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
        王符认为,人只要从师就学,就一定“聪明无蔽,心智无滞”,就能有“聪达之明,德义之理”。他还断言:“凡欲显勋绩、扬光烈者,莫良于学矣。”(以上均见《赞学》)
        王符的政论与社会史论的内容较为丰富,这里仅略述数端,其它从略。他的思想,自然有历史局限性,或近乎浅;但论旨明,进步性和历史意义是很显然的。
影响

        在王符著文论政并抨击社会黑暗风气的举动下,接踵出现了不少政论家,最卓越的有王符的好友涿郡崔瑗的儿子崔寔,著作题名就是《论政》;还有兖州仲长统,著作题名《昌言》。但这两部书都没有留传下来,只在隋唐类书中保存着片断的佚文。时代到崔寔、仲长统时候,已经快到三国了,他们已不甘心当“潜夫”,曾到袁绍、曹操或曹操部属手下希望得到重用,但由于他们的性情都属于“狂生”类型,得不到权贵的欣赏,也就只好郁郁不得志而死。
        但这个传统传下去了,传到了魏晋。魏晋在统治方面虽然依旧很糟,但文化界的风气打开了,思想比以前解放些,人们可以纵谈古今了,这个风气的打开,不能不归功于王符的启迪作用。
        王符不仅思想深邃,还继承了汉代文学的优良传统,有着高深精湛的文学修养。因为他终生生活在民间,对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对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观察和体验,见闻广博,观察敏锐,有丰富的生活创作源泉。他的文章非常优美,不但观点鲜明,逻辑严密,笔力浑厚,语言质朴,而且善于运用确切生动的比喻、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有时也采用韵文,使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清代刘熙载在他的《艺概》中说:“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皆东京之矫矫者。”他在东汉散文中自成一家。
        王符在家乡的遗迹传说甚多,历代十分推崇,在文庙建有专祠奉祀。县城北山为王符隐居的地方,山上有王符手植柏和王符读书台。为纪念王符,这座山取名潜夫山,现在辟为潜夫山公园。潜夫亭高高耸立山顶,新落成的王符纪念馆,雄伟庄严,碑廊亮丽,壁画新颖,广场中央王符雕像巍然屹立,肃穆沉思,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县城北约五里处的白原村有王符墓。县城东门外曾立有“汉王符、李恂故里”石碑。这些都成为镇原县供人凭吊哲人的古迹胜景。
        总之,王符不愧为我国历史上进步的政论家和思想家,他的著作是我们了解和研究东汉社会的珍贵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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