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约公元前342-前278),名正则,字灵均,一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汉族,东周战国时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人,他是一个黄老之学的传播者。继吴起之后,在楚国另一个主张变法的政治家就是屈原。
他创立了“楚辞”,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出身,任三闾大夫、左徒,兼管内政外交大事。他主张对内举贤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后因遭贵族排挤,被流放沅、湘流域。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一举攻破楚国首都郢都。忧国忧民的屈原在汨罗江怀石自杀,端午节据说就是他的忌日。他写下许多不朽诗篇,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诗歌体裁楚辞。
他开创了诗歌从集体歌唱转变为个人独立创作的新纪元,是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人,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主要作品有《离骚》、《九章》、《九歌》等。他创造的“楚辞”,与《诗经》并称“风骚”二体,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
人物简介
屈原,战国时期楚国(今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人,芈(mǐ)姓,屈氏(与楚王同姓不同氏,楚王为芈姓熊氏,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芈原),华夏族,名平,字原。生卒年未见正史记载,史学界尚有争论。据推测生于公元前342年3月6日,卒于公元前278年4月26日。,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公元前342年屈原诞生于楚都丹阳,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律法的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联齐抗秦,提倡“美政”。屈原为人性格耿直,却因在修订律法的时候,不愿听从上官大夫的话与之同流合污,再加上楚怀王的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与秦国结盟。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秦国假意说要与楚国节亲,让楚怀王去商量,屈原劝其不要去,结果楚怀王在其幼子子兰等人的极力怂恿下被秦国诱去,囚死秦国。
楚襄王即位后,并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就在同年五月屈原怀恨投汨(mì)罗江自杀。老百姓听到噩耗很悲痛,争先恐后的来打捞他的尸体,结果一无所获。于是,有人用苇叶包了糯米饭,投进江中祭祀屈原,这种祭祀活动一年一年流传下来,渐渐成为一种风俗。 定于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是关于端午节其中的一种说法)。
“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其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在流放期间,屈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名篇。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屈原被放逐后,在和渔父的一次对话中,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找苦吃。屈原表示宁可投江而死,也不能使清白之身,蒙受世俗之尘埃。在渔父看来,处世不必过于清高。世道清廉,可以出来为官;世道浑浊,可以与世沉浮。至于“深思高举”,落得个被放逐,则是大可不必。 公元前278年,秦国攻破了楚国国都郢都。当年农历五月初五(公历6月6日左右),屈原在悲愤之下怀抱大石投汨罗江而死。端午节,就是因此而来的。
家族信息
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春秋初期,楚武王熊通的儿子被封在“屈”这个地方,叫做“屈瑕”,他的后代就以屈为姓了。战国时代的昭、屈、景是楚国王族的三大姓,屈氏能够从春秋前期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一直处于楚国的高层,这个家族可谓经久不衰。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据说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务。
屈原是楚王的本家,当时叫作“公族”或“公室”,所以他和楚国的关系,当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孙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国都曾担任过要职。屈原的父亲叫伯庸。到了屈原这一代,屈氏当大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来被秦国俘虏的大将屈丐。屈原楚辞《九章·惜诵》:“忽忘身之贱贫”。由此可知,很可能当时这个贵族家庭已经衰落了。
人物生平
出生
屈原出生于公元前340年。《离骚》中的两句:"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认为"摄提"是指"摄提格",太岁在寅曰摄提,这是以岁星所当的年次而言;朱熹则以为"摄提"是星名,这个摄提星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这里以摄提星所指的月份而言。据邹汉勋、刘师培用殷历和夏历推算,定为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陈玚用周历推算定为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二日。
取名
屈原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关于自己名字的来历,屈原在《离骚》中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后代,我的父亲叫伯庸。我降生在寅卯年孟春月的庚寅日,父亲给我起了个好名字,名字叫做“正则”,字叫做“灵均”。这八句话是自叙身世。从原始祖先说到父亲,说到自己的生日,与父为之命名、又为之起字。”高阳“,是楚人传说中的始祖,又称颛顼,可能是某个图腾的专名。屈原的父亲伯庸很有学识,伯庸为儿子取名“平”,又起名“正则”,正则是平的引申义,所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有”屈原者名平“之说取字“原”又用字“灵均”这一对名和字相结合的含意是“言正平可法则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而高平曰“原”这里正含有了屈原的一对名和字,其中名“正则”与“平”相结合,则意法天,字“灵均”与“原”相结合,则意法地。法天和法地。屈原的生辰名字被解释为符合《史记》中所说“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天地人三统。
经历
屈原的事迹,主要见载于司马迁的《史记》。根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可推定屈原出生于因此屈原应当是出生于楚宣王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公元前342年3月6日诞生于楚国丹阳,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
从屈原的作品中看,他作为贵族参与了楚国的巫术活动。考古文献表明,楚国上层贵族信巫成风。 学者称:“将江陵楚墓竹简所载诸神和《楚辞·九歌》祭祀的神灵进行对应比较,可以发现竹简所载的神与《九歌》所描写的神都是相互配套的,各自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系列,这进一步为人们了解屈原当年从事巫术活动的具体内容提供了旁证材料。”
屈原生活的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朝廷一切政策、文告,皆出于其手。
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上官大夫靳尚出于妒忌,趁屈原为楚怀王拟订宪令之时,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怀王于是“怒而疏屈平”。
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
怀王十五年(公元前314年),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楚怀王大怒,派大将军屈丐率军攻秦。秦惠文王派庶长魏章及樗里疾、甘茂率军迎战,韩国也派兵相助。两军于丹阳交战。秦施计离间楚将关系,使其互不配合,大败楚军,俘屈丐及裨将逢侯丑等70余将领,斩首8万人。随后,秦又遣军攻取楚地汉中(今陕西汉中)600里地,置汉中郡。楚怀王十分愤怒,就动用国内全部兵力又一次袭击秦国。两军在蓝田交战,楚军又大败。韩国、魏国听到楚国受困,就都南下袭击楚国,一直打到邓。楚国听到消息后,就率军撤出秦国。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屈原的著作《国殇》即是对这场战争中楚国阵亡将士“封尸”而作的追悼词。
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屈原力劝不可,然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怀王亦不听屈原等人劝告,结果会盟之日即被秦扣留,两年后客死异国。
在怀王被扣后,顷襄王接位,子兰任令尹(相当于宰相),楚秦邦交一度断绝。但顷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与秦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由于屈原反对他们的可耻立场,并指斥子兰对怀王的屈辱而死负有责任,子兰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时间约为顷襄王十三年前后。
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到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预示着楚国前途的危机。次年,秦军又进一步深入。屈原眼看自己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也曾考虑过出走他国,但最终还是爱恋故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殉了自己的理想。
屈原死日,可能是五月初五,或距这一天很近的一个日子。五月初五原来是楚地的传统节日,后来人们就把这一天作为纪念屈原的日子,论其本来意义,反而鲜为人知了。
任职高位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识(zhi,四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
关于屈原所任楚怀王左徒一职,古今学者多有解释,现择其要者而举之:
1、张守节说: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的官。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屈原列传》说:“左徒盖今左右拾遗之类。”但据近现代学者褚斌杰、赵逵夫等人考证,认为后世的拾遗实为言官,可以上书言事而无实权,唐代的拾遗官阶只是“从八品上”,同《史记》中的所述屈原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不相称。陆侃如《屈原评传》说:“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的官,仅次于令尹。”
2、林庚说:左徒是太傅之类的官。林庚《民族诗人屈原传》所附《四注·说左徒》一文中,在引《史记》关于春申君为楚之亲信,任左徒再升令尹的记述后说:“左徒所以说是宫廷的亲信,因为是亲信,所以侍从太子,其情形大约如贾谊之为‘长沙王傅’,秦因此也称黄歇为‘太子之傅’。”
3、游国恩说:左徒是令尹的副职。游国恩在《屈原》一书中说,据《史记·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因此认为左徒之职似乎仅次于地位最高的令尹,也许就是令尹的副职。
4、赵逵夫说:左徒是行人。赵逵夫在《屈原与他的时代》中有《左徒·征尹·行人·辞赋》一文。在该文中,他从出土的文物及相关资料进行考证,认为“徒”、“尹”二字是双声假借。并举《离骚》“济沅湘以南征”,《九歌》“驾飞龙兮北征”,又引《尔雅·释者》:“征,行也。”说“征尹”之取义,同于中原国家所谓“行人”,是指负责外交的官员。
5、汤炳正说:左徒是左登徒。汤炳正在《屈赋新探·左徒与登徒》一文中认为,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上记载的官职有“左登徒”、“右登徒”字是古代典籍中“升”字的通假字,“升”字古音跟“登”字完全相同,并且互相通假,因此,“左徒”是“左登徒”的省称,在楚国朝廷上属于大夫级别。同时,汤炳正也对“左徒”的职掌进行了说明,认为“左徒”虽兼管内政、外交,但从《屈原列传》,尤其是《春申君列传》的记述来看,他们的主要活动都在外交方面。如屈原的几次使齐及其与张仪的斗争等方面都可以证实。
6、聂石樵说: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聂石樵《屈原论稿》说:“令尹就是宰相,可见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詹安泰在《屈原》一书中认为:“我们根据后来春申君、黄歇以左徒为令尹,就可以看出,左徒在当时是一个仅次于令尹(宰相)的高官。”并说:“左徒升级就可以做令尹。”
7、姚小鸥说:左徒是太仆之类的官。姚小鸥在《〈离骚〉“先路”与屈原早期经历的再认识》一文中,考证《离骚》“来吾道夫先路”的“路”就是“辂”,是楚王的乘舆,与下文“恐皇舆之败绩”相合。进而考证了“左徒”的职掌,认为“左徒”是相当于后世“太仆”一类的官职。姚小鸥所说的“太仆”,据《周礼·太仆》载:“太仆,掌王正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为此,姚小鸥说:“《周礼》中‘太仆’一职为下大夫,其爵位并不高,但职掌甚为重要。”并认为“左徒之职约与《周礼》中的‘太仆’相当”。
8、王一军说:左徒即楚怀王左司徒。王一军在《屈原左徒即左司徒考》(《现代语文》2010年第8期)中指出司马迁《史记》中的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即左司徒之略写。根据《屈平列传》中的相关记述,屈原所任职务即起草宪令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与《周官书》所规定的大小司徒职守相近。楚人尚右,故右司徒为正,左司徒为副,所以楚君以左右司徒以取代《周官书》的大小司徒之名称。
流放背景
战国时代,称雄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城夺地,互相杀伐,连年不断混战。那时,楚国的大诗人屈原,正当青年,为楚怀王的左徒官。他见百姓受到战争灾难,十分痛心。屈原立志报国为民,劝怀王任用贤能,爱护百姓,很得怀王的信任。
贾谊在《吊屈原赋》中,这样描写屈原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斡弃周鼎,宝康瓢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8]
贾谊笔下,屈原生活的时代一切都是颠倒的:猫头鹰在天上飞翔,鸾凤却深藏起来;小人得志尊显,圣贤却不得其用;正直廉洁的人受到诬蔑,强横残暴的人却得到称誉;宝剑被贬为钝口,铅刀却被说成锋利;国之重宝周鼎被抛弃,空瓦罐被当成宝物;疲牛跛驴骖驾着马车,千里马却拉着沉重的盐车;帽子本应戴在头上,却被垫在脚下,被汗水湿透。这就是楚国的时局。
那时西方的秦国最强大,时常攻击六国。名士苏秦提出合纵,即联合六国一同抗秦,屈原积极参与此事,与苏秦一起促成楚、齐、燕、赵、韩、魏六国君王齐集楚国的京城郢都,结成联盟,并使怀王成了联盟的领袖,因此得到了怀王的重用,很多内政、外交大事,都凭屈原作主。
因此,楚国以公子子兰为首的一班贵族,对屈原非常嫉妒和忌恨,常在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说他夺断专权,根本不把怀王放在眼里。挑拨的人多了,怀王对屈原渐渐疏远,因为齐楚连盟,秦国不敢动手,听到这个消息,秦王忙把相国张仪召进宫来商量。 张仪认为六国中间,齐楚两国最有力量,只要离间这两国,联盟也就散了。他愿意趁楚国内部不和的机会,亲自去拆散六国联盟。
第一次流放
屈原第一次流放汉北地区为汉水的上游。楚怀王十六年(前313年),为了破楚、齐联盟,秦国派张仪贿赂楚国权贵宠臣,又欺骗楚王说:“楚国如果能和齐国绝交,秦国愿意献出商、于一带六百多里土地。”楚怀王听信张仪的,就把相印授予 人跟张仪去秦国受地。张仪回秦国后装病,三个月不见楚使。怀王以为张仪怪他绝齐不够坚决,又派人去辱骂齐王一通。齐王大怒,断绝了和楚的合纵,反而和秦国联合起来了。这时张仪才出面对楚使说:“您为什么不接受土地呢?从某地到某地,广袤六里。”六百里变成了六里,楚使很生气,归报怀王,怀王大怒,先后两次兴师伐秦,结果都被秦打败,丧失八万军队,大将军屈丐、裨将军逢侯丑等70余人被秦军俘虏,汉中郡沦陷。
前303年,楚怀王二十六年,齐、韩、魏三国攻楚,声讨楚违背纵约。楚向秦求救,还把太子送到秦国作人质。第二年,楚太子杀了秦大夫逃回楚国。前301年,楚怀王二十八年,秦以此为借口,联合齐、韩、魏攻楚,杀楚将唐昧,占领了重丘 (今河南泌阳县东北)。第二年又攻楚,消灭楚军2万,又杀楚将景缺。这时,昏庸的怀王才又想起齐楚联盟的重要,让太子质于齐以求齐楚联盟反秦。前299年,秦又攻楚,取楚八城。趁这形势,秦昭王“邀请”怀王在武关(今陕西商县东)相会。
屈原此时已从汉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劝怀王不要赴会,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可怀王的幼子子兰怕失去秦王欢心,竭力怂恿怀王前去。结果怀王一入武关,就被秦军扣留,劫往咸阳,要胁他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楚怀王被劫往咸阳,楚由齐迎归太子横立为顷襄王,公子子兰为令尹,不肯向秦割让土地,秦又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5万,取十六城。前296年,顷襄王2年,怀王死于秦国,秦国将他的尸体送回楚国安葬。诸侯由此认为秦国不义。秦国、楚国绝交。
第二次流放
前293年,顷襄王六年,秦国派白起前往伊阙攻打韩国,取得重大胜利,斩首24万。秦国于是送给楚王书信说:“楚国背叛秦国,秦国准备率领诸侯讨伐楚国,决一胜负。希望您整顿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战。”楚顷襄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这对子兰形成了威胁,于是子兰指使靳尚到顷襄王面前进谗,使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这次流放的路线,按《哀郢》分析,是从郢都(湖北江陵县)出发,先往东南顺江而下经过夏首(湖北沙市东南)、遥望龙门(郢都的东门)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又离开了夏浦(湖北汉口),最后到了陵阳(据说是今安徽青阳县南)。
自尽
秦国对楚王的妥协退让,并不满足。楚顷襄王十九年(前280年),秦将司马错攻楚,楚割让上庸、汉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邓、西陵;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白起更进一步攻下了郢都,顷襄王只好跟那些执政的贵族们一起,狼狈不堪地逃难,“保于陈城(今河南淮阳县)”。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尽了。这一年大概是前278年,顷襄王二十一年,屈原当时62岁左右(生于前340,死于前278)。
屈原与宋玉
屈原死后,当时社会不少人都不认可他,就像司马迁说的“不容于世”,直到宋玉,他是第一个为屈原写悼词的人。
屈原仕楚为三闾大夫,楚襄王无德,臣靳尚有宠,楚国不治。屈原忧之,谏襄王,请斥靳尚,王不听,原极谏,其徒宋玉止之曰:夫君子之心也,修乎已不病乎人,晦其用不曜於众,时来则应,物来则济。应时而不谋己,济物而不务功,是以惠无所归,怨无所集。今王方眩于口,酣於乱政,楚国之人,皆贪靳尚之贵而响随之。大夫乃孑孑然挈其忠信,而叫其中,言不从、国不治,徒彰乎彼非我是,此贾仇而钓祸也。原曰:吾闻君子处必孝悌、仕必忠信,得其志虽死犹生,不得其志虽生犹死。谏不止。靳尚怨之,谗於王而逐之,原彷徨湘滨,歌吟悲伤。宋玉复喻之曰:始大夫孑孑然挈忠信,而叫噪于群之中,玉为大夫危之,而言之旧矣。大夫不能从,今胡悲耶?岂爵禄是思、国坏是念耶?原曰:非也,悲夫忠信不用、楚国不治也。玉曰:始大夫以为死孝悌忠信也,又何悲乎?且大夫貌容形骸,非大夫之有也,美不能丑之,丑不能美之,长不能短,短不能长,强壮不能弱之,弱不乱强壮之。病不能排,死不能留,形骸似乎我者也,而我非可专一一身。尚若此乃欲使楚人之国由我理,大夫之惑亦甚矣!夫君子寄形以处世,虚心以应物,无邪无正、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功无罪,虚乎心,虽桀纣跖非罪也;孝乎心,虽尧舜夔契非功也。则大夫之忠信、靳尚之邪,孰分其是非耶?无所分别,则忠信邪一也。有所分则分者,自妄也。而大夫离真以袭妄、恃己以黜人,不待王之弃逐,而大夫自弃矣。今求乎忠信而得乎忠信,而又悲之,而不能自止,所谓兼失其妄心者也。玉闻上达节、中守节、下失节,夫虚其心而远於有为者,达节也;存其心而分是非者,守节也;得其所分又悲而挠之者,失节也。原不达,竞沈汨罗而死。
个人作品
共有25篇,篇目为:橘颂、九歌、招魂、天问、离骚、九章、卜居。渔父为司马迁所记.他的大多数作品收录在西汉刘向编辑的《楚辞》中.
文学成就
著作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华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称“骚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详见上述个人作品内容。
理想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分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
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半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的作品形式上参差错落、灵活多变;语言上采用了大量楚地方言,极富于乡土气息;其方言土语大都经过提炼,辞藻华美,传神状貌,极富于表现力。 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 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著名诗人郭沫若曾为其编剧《雷电颂》,以纪念其事迹。
作品风格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如《离骚》写他向重华陈辞之后御风而行,他先叩天宫,帝阍闭门不纳;他又下求佚女,佚女恰巧不在那里;他去向宓妃求爱,宓妃却对他无礼;他欲求简狄和二姚,又苦于没有好的媒人去通消息。这种上天入地的幻想与追求反映了屈原在现实中对理想的苦苦探求。此外如《九歌》、《天问》等还采用大量神话和历史传说为素材,其想象之大胆、丰富 ,古今罕有。
除此之外,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 。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 。“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纪念场所
秭归屈原祠
屈原祠最早建于唐朝元和15年(公元820年),与重庆的张飞庙、白鹤梁、石宝寨一起成为三峡库区文物搬迁复建的四大单体建筑。
屈原祠内共分12个展览陈列厅,分别为前殿、南北陈列室(其中包含屈原作品及历代诗人赞颂屈原作品碑廊)、大殿(祭祀厅)。秭归屈原祠,记录了一代又一代屈乡儿女缅怀先贤的动人事迹,也保存了屈原祠风雨沧桑的历史过程及其古风遗韵。
自20世纪80年代归州屈原祠建成并开放后,曾迎来三十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中一些领导人或在屈原祠留下签名,或为屈原祠题字,或为屈原祠留下诗篇。
屈原祠紧邻秭归县城的凤凰山上,正对三峡大坝,与大坝直线距离仅为600米,是中外游客看三峡大坝、览高峡平湖的首选。根据规划,凤凰山将建设成为以突出屈原文化、三峡文化和移民文化,并与三峡工程相呼应、相补充的屈原文化旅游景区,其主要内容包括以屈原祠和屈原文化广场为主的屈原纪念景区、以新滩古民居、峡江石刻、峡江古桥等为重点的三峡民居区、湖北省三峡文物保护中心、九歌坊等。
屈原祠占地2万多平方米,投资5000多万元,是三峡湖北库区规模最大的地面文物复建工程。新屈原祠采用石木结构,继承了老屈原祠的地域特色和传统工艺。此次陈列布展设计,将以展示屈原文化、弘扬屈原精神为主线,整体空间处理上采用连贯的走线方式,将16个展览厅串联为一体,进山门--前殿--南碑廊--南陈列室--正殿--北陈列室--出山门,“回”字形游览路线通畅连贯。
前殿作为游览的起始,在殿内正中作一个展碑,称其“前言台”,周围石木结构的展柜辅以丝网印玻璃立碑,使整个前殿大气且独具特色。正殿正中摆放一座屈原像供观者景仰,两侧墙壁创作壁画,再现屈原光辉一生。南北两座碑廊都将以碑刻来展现屈原本人及历代名人咏赞屈原的作品;南北陈列室共有12个展厅组成,其中屈原生平展设为六个单元分别布置在南陈列室的六个展厅中;屈原对后世的深刻影响在北陈列室的六个展厅内通过不同表现形式呈现在游客眼前。
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
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位于湖北省秭归县。凤凰山景区定名为“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规划占地面积500亩,建筑内容包括以屈原祠和屈原文化广场为主的屈原纪念景区,以巨型屈原雕塑为主的主题雕塑景区,屈原文化艺术中心,同时建设以三峡民居集锦园、三峡濒危植物园、滨水景观带等。
古今评价
前人评价
《荀子.不苟篇第三》: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故怀负石而投河,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
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热爱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赋达82篇之多的淮南王刘安,则是对《离骚》作了很高评价的第一位文学理论家。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
但是,后汉的历史学家班固却不以司马迁对屈原之评赞为然。虽然”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他对屈原的评价是:“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他指出,称屈原和《离骚》可“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班固的人生观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为屈原应像《诗·大雅》所谓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他批评屈原不应“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话传说融入作品中,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在。
今人评价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对于它的特点与贡献做了这样的评论:“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郭沫若:创作了历史剧《屈原》。《屈原》创作于1942年1月。面对黑暗如漆的现实,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郭沫若便以历史剧为投枪,借古喻今,创作了历史剧《屈原》,有意识地“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并说:“我是有意借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的时代。”
毛泽东说:“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否定论
造神运动
今人对屈原的理解,基本上以郭沫若的观点为依据。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疑古”思潮下,国内曾经有过一场激烈的“屈原真伪论”,从廖平首倡“史无屈原论”开始,何天行、卫聚贤、许笃行等纷纷对这个说法做了响应,胡适更是迈进了一大步,认为屈原是“箭垛式”的人物,是后代儒生拼凑成的文学和伦理的“箭垛”。建国初,学者朱东润沿袭胡适说法,于1951年3月至5月,作《楚歌及楚辞——楚辞探故之一》等四篇论文探讨屈原问题。奇怪的是,朱氏以后,国内便再也没有人讨论“屈原否定论”这个话题了。
在写《屈原》话剧之前,郭沫若已经定性了屈原两大形象的识别问题:
其一,定屈原为伟大的爱国者;其二,把屈原作为孔子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爱国形象与主张仁政的形象是一致的。所以,才有了郭沫若要写《屈原》一剧的时代需要与革命动力。
多变的形象
中国就一个屈原,却有诸多的不同解读。在屈原艺术形象的塑造上,这些后屈原时代,不是以时代的需要,就是以个人的理解,让屈原穿越在千百年的历史上,给我们留下了变幻不定的形象。这是十分有趣的。
1.失意才子孤愤之作以自述
以清代戏曲为例,梳理了清代几位戏剧家的屈原戏曲作品。有尤侗的《读离骚》,有郑瑜的《汨罗江》,有张坚的《怀沙记》,这三出戏均属学子悲愤之作,对屈原悲剧人生的刻画与解读,都深深打上了自己的生活寄寓的烙印。先说尤侗,顺治十三年,他三十九岁。他在自述中说,那年官场不顺,归途不仅遭劫,...焉。既又变为词曲,假托故事,翻弄新声,夺人酒杯,浇己块垒。于是嬉笑怒骂,纵横肆出,淋漓尽致而后。
那个时代似乎让他接触到了古时屈原的灵魂和情绪,似乎触摸到了屈原的灵魂深处的东西。可见,虽然历史没有重演,但后人的情绪总会被前人的情绪点燃,从而演化出一个当代的屈原。
2.抗战形势需要借屈原以呐喊
如前所述,今人对屈原的理解,基本上以郭沫若先生的观点为依据。因为,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是其历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在他写《屈原》话剧之前,他已经解决了屈原两大形象的识别问题.
按郭沫若先生自己的说法,《屈原》写于1942年1月,这时正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最为黑暗的时候。半壁河山沦于敌手,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并且悍然发动“皖南事变”,大肆屠杀爱国抗战的军民,掀起反共高潮。郭沫若面对这样的政治现实义愤填膺,创作了《屈原》,以鞭挞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他说:“全中国进步人民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的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时的时代(《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中国现代戏剧史专著《中国现代戏剧史稿》认为,政治斗争采取了人格污蔑的方式,保民兴楚的大业毁于顷刻之间,伟大高尚的灵魂被卑污的小人践踏,智慧和忠诚在昏庸面前失去了作用,这正是屈原一生悲剧的戏剧化的表现,遭此巨变时,从屈原那可与日月争光的心胸中喊出的是:你陷害的不是我……是我们的楚国,是我们整个儿的赤县神州呀!郭沫若借屈原的呐喊,喊出了抗战军民的心声。《屈原》在当时的重庆演出,震撼了所有的观众,起到了鼓舞抗战士气的巨大作用。
3.我们需要怎样的屈原
从孤愤的屈原,到幻化的屈原,再到抗战需要的屈原。我们说,屈原的戏剧形象无不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而一个真实的屈原,他绝不是戏剧的屈原,也不是历史的屈原。两千多年来,谁能认识真实的屈原呢?也许,我们会感到楚国的屈原很遥远,《离骚》的屈原很神秘,政治的屈原很失意,放逐的屈原很孤独,爱国的屈原很崇高……可是,我们毕竟不知道,我们需要怎样的屈原。如果让我挑选,我宁可选择戏剧的屈原。因为,一个戏剧的屈原最像时代的屈原。而今,伟大的屈原以及有关的端午节,已经成为一个打上文化标志的仪式,并非学子式、学院式的屈原了。人们在节日怀念屈原,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并没有什么实际内容。我想,当屈原被推动着走进大众,成为旅游节上文化与商业联姻的标签,本身就很有戏剧性。
结论
楚国从立国所追求的也是从称霸一方开始,直至后来庄王争霸、饮马黄河问鼎周王室的时候,仍然是想融入中原文化圈并且能够居于上风地位。国界之外的争霸如此,那么国界之内忠君事主之人,在这个观念指挥下,他的眼界能够超越时空来爱上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吗?真要附会屈原爱国的话,也无非是爱的属于熊姓的一方土地而已。从国家的概念演进来说,随着西方地理观念的逐渐输入,中国人对于世界和天下的观念逐渐改观,直到近代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等概念。当下所做的屈原爱国的解释,就是基于这个概念进行的再解读,是后人在借屈原这杯酒在浇自己胸中的块垒。
史书记载
《史记·屈原列传》 司马迁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
“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去:离开。)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于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丐,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第二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反:通,返;意:返回),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昧。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
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被(音披,散发于身后装)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尘埃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史记 史记屈原列传
一说认为,开篇写道:“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言之凿凿地明说了屈原是楚国王族出身,属于王族参政,对楚王也是抱着同根同祖的心思来辅佐。王族参政向来有高压线,事情干好了不可能再有大的升迁,稍有闪失,就得被暗算一把,有苦难言。远者如屈原,近者如恭亲王奕等,概莫能外。
屈原是楚国的贵族,这个非常特殊的身份,楚国就是他们家,所以他跟楚国之间的关系,他跟楚国王室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他不能像那些不是出身于王室的人那样到处乱跑,所以屈原和楚国的这个关系里边有种必然性,里边蕴含着屈原的悲剧。如果你完全跳脱开屈原跟楚国宗室之间的关系来谈屈原的爱国主义,我觉得把问题简单化了。战国后期了,非常混乱,天下大乱,这些人都是到处乱跑,但是屈原他不能乱跑,是因为他的出身,因为他有一个特殊角色,他逃不掉他的角色。
相关文化
习俗
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敬仰和崇拜的诗人。据《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江自尽,因为怕祭屈原之米被鱼虾所窃,因此创造了粽子这种形色。中国民间五月五端午节包粽子、把粽子系上五彩丝线,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中国端午节习俗后来传到了朝鲜、日本、缅甸、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国。 明、清时期政府法令最初只规定了三个主要的节庆:新年、冬至,还有皇帝的生辰,但端午和中秋也变得重要,后来最重要的节日是新年、端午和中秋。这三个主要的节庆称为三大节,各阶层都是一样的。
屈原文化的端午习俗的保护与传承
2006年底,秭归端午习俗终于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9月30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
秭归作为屈原故里,对屈原文化及端午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十分重视,相继于2010年、2012年、2014年举办了三届“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
秭归已被国家龙舟协会和中国诗歌协会分别授予“中国龙舟之乡”和“中国诗歌之乡”的称号。秭归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诗歌家园。
三闾骚坛:明清时成立,诞生于屈原出生地乐平里(现为屈原村),30余人。会员为当地农民,每年举办骚坛端午诗会和中秋诗会。社刊(骚坛),每年一期。会员作品曾多次在国家、省市报刊发表。
兰蕙诗社:30人。2011年成立于秭归县三小,曾多次举办诗会,开展诗歌讲座,出版诗刊。
树蕙诗社:15人。2011年成立于茅坪小学。两次举办作家进校园活动。
九歌诗社。10余人。2011年成立于秭归二中。开展大型诗歌朗诵活动一次。
萤火虫诗社:35人。2011年成立。是全县各行各业的青年诗人,组织诗会5次以上。
涉江诗社:5人。2011年成立于百丽鞋业有限公司,在车间举办诗歌朗诵会一次。
楚风诗社:200人,2011年成立于秭归一中,出版社刊(楚风)4期,举办诗赛多次,诗会多次次
奔流诗社:10余人,2012年成立于茅坪中学。开展作家进校园活动两次,出版社刊多期
夕阳红诗社:50人,2012年成立于秭归县老年大学,每周开展诗歌讲座。每季度举办诗歌朗诵会,每季出版社刊。
天问诗社:10余人,2012年成立于天问学校,多次开展诗会活动和笔会
金税诗社:100余人,会员由秭归国税局、地税局、财政局诗歌爱好者组成,2013年成立,举办全国“诗情税意”诗歌大赛一次,举办大型诗歌朗诵会一次,公开出版诗集一部,
清莲诗社:30余人,由县直机关公务员队伍中诗歌爱好者组成,2013年在屈原祠成立,举办诗会一次。
丹阳诗社;13人组成,秭归籍在外诗歌爱好者、2014年5月30日成立。同天举办“丹阳诗会”
史料
宗懔(南北朝·梁朝)撰《荆楚岁时记》有以下章节记载:
(三〇)是日竞渡。采杂药按五月五日竞渡。.....一自以为水车。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盖越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也。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是日竞采杂药。夏小正云。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
(三一)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条达等组织杂物。以相赠遗。取鸲鹆。教之语按孝经援神契曰。仲夏始出。妇人染练。咸有作务。日月星辰鸟兽之状。文绣金镂。贡献所尊。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丝。一名朱一作百索。名拟甚多。赤青白黑以为四方。黄居中央。名曰襞方。缀于胸前。以示妇人蚕功也。诗云绕臂双条达。是也。或问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以五月五日。作赤灵符着心前。今钗头符是也。此月鸲鹆子。毛羽新成。俗好登巢取养之。必先剪去舌尖。以教其语。
(三二)夏至节日。食粽按周处风土记谓为角黍。人并以新竹为筒稯。栋叶插(头)。五彩系臂。谓为长命缕。
(三三)是日。取菊为灰。以止小麦蠹按干宝变化论云。朽稻成虫。朽麦为蛱蝶。此其验乎。
屈原故里
基本介绍
湖北省秭归县是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故里。秭归县位于长江北岸的卧牛山麓,形似一个倾斜的葫芦,故有“葫芦城”之称。因城墙石头叠砌而成,又叫“石头城”。秭归县城东门外,牌坊“屈原故里”系郭沫若手书。旁两块石碑,刻“楚大夫屈原故里”和“汉昭君王嫱故里”。秭归与香溪之间有一沙滩取名“屈原沱”,沱上有屈原祠。从唐宋以来,经数次迁址修葺,后因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兴建,水位升高,于1976年修建此祠。现位于秭归城东向家坪。改名为“屈原纪念馆”。三峡工程的兴建,屈原祠将再次迁建。在乐平里,有关屈原的名胜古迹和传说甚多,如香炉坪、照面井、读书洞、玉米三丘等。
秭归历史悠久,是楚文化发祥地之一。境内现存许多关于屈原的遗迹和传说,如归州的屈原祠、衣冠冢、屈原纪念馆、屈原故里牌坊和乐平里的“三间八景”以及纪念屈原的龙舟竞渡、民俗歌舞等。秭归的名胜多与屈原有关,秭归县城东门外,矗立着一高大的牌坊,上书“屈原故里”四字,系郭末若手书。旁边还有两块石碑,分别刻“楚大人屈原故里”和“汉昭君王嫱故里”。秭归与香溪之间有一沙滩,传说是屈原遗体安葬处,后取名“屈原沱”。沱上有屈原祠,最早始建于唐朝元和十五年(公元820)。每年端午节,秭归人民都要在屈原沱上赛龙舟。这一抚慰屈原忠魂的古俗世代相传并延至今日。连秭归地名的由来,传说都与屈原有关。屈原投江后,其姐女嬃赶到汨罗江,将弟遗体打捞起来,亲自护送回家乡。屈姊那深深亲情使乡亲们大为感动,因而将县名改为“姊归”,后来“姊”演变为“秭”了。屈原的遗迹和传说特别多,古人曾集为“八景”,诸如照面井,读书洞,玉半三丘等。屈原祠重新修缮后,内有屈原塑像,屈原文物纪念馆,屈原墓,屈原诗文碑廊。
杨世灿是著名地理学家杨守敬的族重孙,是中国知名的地理专家,出版有《水经注疏三峡补注》等地学著作,近两年专事《离骚》研究,廓清了有关屈原的许多疑难问题,包括屈原的出生地。他说,在《水经注疏》郦道元引袁山松文中,明确指出屈原是秭归乐平里人:“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见从,因名曰秭归。”据杨世灿先生研究,屈原在《离骚》及其他作品中,三次自称故乡在“平乐”。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也明确点明屈原出生在宜昌。杨世灿先生还称,西峡是古商於的一部分,而商於是楚先人鬻熊的发迹之地,但那时楚还没有国和称号,直到公元前690年,楚国始封秭归丹阳为都,楚人才有国的称号。几百年后,屈原始生。“西峡称自己是屈原故里,是搞错了历史空间。”
参加了西峡研讨会的宜昌市博物馆副馆长、中国屈原学会理事李孝配也认为秭归是屈原故里无可置疑。“秭归作为屈原故里是历史的现实,也得到了学界大多数专家的认同,西峡在未找到确切证据之前,就对外大肆争夺屈原故里牌,既不慎重,也无助于一起弘扬屈原文化。”
屈原故里之争
屈原故里在哪?当然在宜昌秭归,这是妇孺皆知的基本常识。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东晋袁山松《宜都山川记》,明确肯定屈原诞生于秭归乐平里。
对于屈原时期的楚国国都“丹阳”,根据古籍以及当今考古发掘资料,可以明确屈原时期的楚国国都“丹阳”在湖北省宜昌市境内(秭归至枝江一带)。
1、颖容《春秋传例》:“楚居丹阳,今枝江县故城是也。”;《史记集解》引徐广:“(丹阳)在南郡枝江县。”;《续汉书·郡国志》:“枝江,侯国,本罗国,有丹阳聚。”此说起源于东汉,时代颇早;《山海经·海内南经》:“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郭璞注:“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郦道元:“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丹阳城,??楚子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间,盖为征也。”
2、《楚居》中熊渠至熊仪所居的发渐、旁屽、乔多,这些地名不见于文献记载。可喜的是,2012 年6 月枝江白洋镇万福垴遗址出土一批窖藏铜器,含11 件编钟和1 件鼎,其中1 件编钟上刻有铭文,内容十分重要:“楚季宝钟,厥孙乃献于公,公其万年受厥福”。从编钟铭文来看,楚季献钟的“公”当即为楚公。楚公器物出土于枝江,表明枝江与该楚公时期的中心区域有关。在2012 年8 月17 日举行的“ 宜昌万福垴遗址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上,参与此次出土文物鉴定的学者认为编钟时代“属于西周中晚期”。李学勤先生在《试谈楚季编钟(待刊稿)》中指出其时代属于“周厉王前后”,并认为编钟铭文的“楚季很可能便是季”,“万福垴遗址不会是鄀,也不会是若敖以下所居的焚(蚡)、宵(销)等地,颇有可能是乔多或近于乔多”。这个分析是精当的。由前文分析可知,若敖时楚都开始迁离秭归、枝江一带,向雎漳与汉水之间的平原地带发展。由楚季编钟看,乔多最可能是在枝江,可以推断《楚居》中发渐、旁屽的地望,也与乔多属于同一个区域范围,应在秭归至枝江一带。总之,文献中的早期楚都“丹阳”,内涵相当于《楚居》中的京宗、夷屯、发渐、旁屽、乔多、鄀、焚、宵等一组地名。其大体的迁徙过程是:京宗在雎漳上游的荆山一带,夷屯在宜昌一带,发渐、旁屽、乔多在秭归至枝江一带,鄀、焚、宵则位于雎漳水与汉水之间的平原地带。
面对屈原故里之争,不是不可以,争的是要看谁能把屈原文化、端午文化保护好、发展好、弘扬好,而不是一味的停留在学术层面的争论。
墓园
屈原墓一共有两处,一处是位于湖北省秭归县凤凰山屈原故里景区内。屈原墓重建于清道光七年,1976年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时搬迁到秭归老县城向家坪。2006年因三峡工程兴建,湖北省文物部门决定将其复建到凤凰山上,以恢复其历史原貌。
另一处位于湖南汨罗市城北玉笥山东5公里处的汨罗山顶。因在2公里范围内有12个高大的墓冢,这些墓冢前立有“故楚三闾大夫墓”或“楚三闾大夫墓”石碑,相传为屈原的“十二疑冢”。屈原墓园附近有3座规模颇大的寺庙,分别是保缘寺、普济寺和普德大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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