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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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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是一部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梁沈约撰﹐含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今本个别列传有残缺﹐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八志原排在列传之后﹐后人移于本纪﹑列传之间﹐并把律历志中律与历两部分分割开。 《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于后代的研究。该书篇幅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注意为豪门士族立传。

简介

发展史
书一百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梁沈约撰。有纪、传、志而无表,成书草率,叙事又多忌讳,但保存史料较多。宋是继东晋以后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四○三年),荆州刺史桓玄代晋称帝。第二年,当时的北府兵将领刘裕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和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两地起兵,推翻桓玄,名义上恢复晋朝的统治,实际上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过了十五年,晋恭帝元熙二年(公元四二○年),刘裕建立宋朝,定都建康(今南京市)。刘裕以后,一共传了七代,到宋顺帝升明三年(公元四七九年),又为萧齐所灭。
宋朝国史的修撰,在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公元四三九年)就已开始。当时由著名科学家何承天草立纪传,编写了天文志和律历志。此后,又有山谦之、裴松之、苏宝生等陆续参预编撰。但他们任史职的时间都很短。大明六年(公元四六二年),徐爰领著作郎,他参照前人旧稿,编成“国史”,上自东晋义熙元年(公元四○五年)刘裕实际掌权开始,下讫大明时止。《隋书·经籍志》著录徐爰宋书六十五卷,可见他的书曾和沈约宋书并行,现在《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还保存了徐爰宋书的残篇零段。但徐爰不久为宋朝所斥退,宋朝“国史”的修撰也就停了下来。南齐永明五年(公元四八七年)春,又命沈约修撰宋书。这时沈约为太子家令,兼著作郎。他依据何承天、徐爰等人的旧作补充修订,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永明六年(公元四八八年)二月完成纪传七十卷。沈约在当时的奏文中说"所撰诸志,须成续上",可见宋书的八志三十卷,是后来续成的。在八志中,《宋书·符瑞志》改称鸾鸟为神鸟,是避齐明帝萧鸾的讳;《宋书·律历志》改"顺"作"从"字,是避梁武帝父亲萧顺之的讳;《宋书·乐志》称邹衍为邹羡,是避梁武帝萧衍的讳。可见宋书的最后定稿,当在齐萧鸾称帝(公元四九四年)以后,甚至在梁武帝即位(公元五○二年)以后了。
与沈约同时或稍后,南齐时有孙严著宋书六十五卷,王智深著宋纪三十卷,梁代有裴子野著宋略二十卷,王琰著宋春秋二十卷,鲍衡卿著宋春秋二十卷。但这些著作都已亡佚,关於刘宋一代的史书,比较完整的,现在就只有沈约的这部宋书。

可补《三国志》之缺
沈约(公元四四一--五一三年),字休文,吴兴吴康(今浙江德清县西)人。他历仕三朝,宋时为尚书度支郎,齐代做到五兵尚书、国子祭酒,在齐梁政权交替之际,他力劝梁武帝萧衍代齐称帝,因而在梁朝被封为建昌侯,官至尚书左仆射、尚书令、领中书令。沈约的著作很多,但现在除了宋书一百卷和文集九卷外,其他如晋史、齐纪、梁高祖纪、宋文章志等,都已亡佚。东汉末年以来所形成的门阀制度,到东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门阀士族拥有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特权,他们大量兼并土地,广泛收罗"荫户",用各种手段霸占劳动力,极端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他们以门第相夸,把持官位,所谓“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梁武帝萧衍也极力支持士族,他在诏书中还特别提到了要纠正“冠履倒错,珪甑莫辨”的现象(梁书武帝纪)。沈约先世,本是吴兴士族,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晋书周处传附周札传)。沈约一门,在宋、齐、梁三代,也都仕宦显赫。梁萧统文选载沈约奏弹王源文,对於某些士族地主“婚宦失类”的情况大加抨击。因此,沈约在齐梁时期撰成的宋书,也就带有其时代和阶级的特点,它的一个突出内容,就是颂扬豪门士族,维护门阀制度。
譬如宋书列传中,有关地主阶级中代表人物高门士族的传,几乎占了半数。仅就王、谢二族来说,宋书里王氏立传的达十五六人,谢氏立传的也近十人之多。像陈郡谢弘微,传中写他如何忙於经营谢氏产业,传末却又吹捧他为人"简而不失,淡而不流"。又如琅邪王微,传中只是连篇累牍收载他给友人的信,却说他"内怀耿介,峻节不可轻干"。这两个人因为都是高门士族,所以宋书都为他们立了"佳传"。宋书中对於士族中的人物,总说什么是“前代名家”,风度"简贵","风格高峻",“世重清谈,士推素论”,等等。
但宋书仍有其一定的史料价值。史通书志篇说:“宋氏年唯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宋书百卷,记述六十年间的史事,保存了不少历史资料,尤其是它收载了当时人的许多奏议、书札和文章,可以从中看出那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一些实际情况。如卷八十二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讲到赀调的为害,严重阻碍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卷五十六孔琳之传、卷六十范泰传、卷六十六何尚之传所载关於改铸钱币的争议,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如何在钱币改铸中加紧对人民的剥削。卷五十四羊玄保传兄子羊希附传,收载西阳王子尚上书,提到南朝初期农村两极化的发展,“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樵苏无讬,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载谢灵运的山居赋全文,提供了研究大地主庄园的材料。
从宋书的记载中,还可以看出那时的农民起义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地域很广,规模很大。如景平元年(公元四二三年),有富阳孙法光领导的起义(少帝纪、褚叔度传)。元嘉九年(公元四三二年),有广汉赵广领导的起义,人数有十多万人,起义军围困益州治所成都达数月之久(文帝纪、刘粹传弟道济附传)。另外,在元嘉初年,有淅川、丹川的少数族起义;到元嘉末年,荆、雍、豫三州的少数族人民,起义就更加频繁,参加的人数有发展到百余万人以上的(夷蛮传、张邵传、沈庆之传等)。这些记载虽然是极不充分,而且还是经过严重歪曲的,但终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线索。此外,宋书的谢灵运传及传末的史论,谈到了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沈约自己关於诗歌声律的主张,是研究六朝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夷蛮传对於南朝前期我国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也作了适当的叙述。在宋书八志中,有些志是比较可取的,如《宋书·律历志》收了杨伟的景初历全文,以及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全文,这几种历法都是能够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著作。《宋书·乐志》保存了许多汉魏乐府诗篇。州郡志对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讲得比较详细。而且在每个州郡名下,都记载着户口数。这些户口数固然不尽准确可信,但多少使人得知当时南方人口分布的一个大概轮廓。
宋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有不少散失,到北宋时,竟有漏脱数页或全卷的。据北宋末年人晃说之所说;“沈约宋书一百卷,嘉祐末诏馆阁校讐,始列学官。尚多残脱骈舛,或杂以李延寿南史。”(高山集卷十二读宋书)据前人的考订和我们整理过程中所考查到的,宋书卷四少帝纪有阙页,为后人所补。卷四十六除到彦之传阙而未补外,其余都是后人用南史等书补足。卷六十二张敷传和卷五十九张畅传,补阙者没有通检全书,把南史张邵传后的张敷、张畅附传也一起钞录进去。这样就出现了宋书有两篇张敷传和两篇张畅传的情况。卷七十六朱脩之宗悫王玄谟传,原卷也有阙失,由后人采南史等书补入。又如在卷一百沈约自序中叙沈亮事,於“联事惟忝,忧同职同”下,各本都注“阙”字,於叙其父沈璞事,“璞有子曰”下也注“阙”字。叙沈伯玉事,“先帝在蕃”下也注“阙”字。书中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

四库提要记载
《宋书》·一百卷(内府刊本)
梁沈约撰。约事迹具《梁书》本传。约表上其书,谓《本纪》、《列传》缮写已毕,合《志》、《表》七十卷。所撰诸志,须成续上。今此书有纪、志、传而无表。刘知几《史通》谓此书为《记》十、《志》三十、《列传》六十,合百卷,不言其有《表》。《隋书·经籍志》亦作《宋书》一百卷,与今本卷数符合。或唐以前其《表》早佚,今本卷帙出於后人所编次欤。以《志》序考之,称凡损益前史诸志为八门。曰《律历》、曰《礼》、曰《乐》、曰《天文》、曰《五行》、曰《符瑞》、曰《州郡》、曰《百官》。是《律历》未尝分两门。今本总目,题“卷十一志第一志序,卷十二志第二历上,卷十三志第三历下”,而每卷细目,作“志第一律志序,志第二历上,志第三历下”。则出於后人编目,强为分割,非约原本之旧次,此其明证矣。八《志》之中,惟《符瑞》实为疣赘。《州郡》惟据《太康地志》及何承天、徐爰原本,於侨置创立,并省分析,多不详其年月,亦为疏略。至於《礼志》合郊祀、祭祀、朝会、舆服总为一门,以省支节。《乐志》详述八音众器及鼓吹铙歌诸乐章以存义训,如《铎舞曲》、《圣人制礼乐篇》,有声而词不可详者,每一句为一断,以存其节奏,义例尤善。若其追述前代,晁公武《读书志》虽以失於限断为讥。然班固《汉书》增载《地理》,上叙九州;创设《五行》,演明鸿范。推原溯本,事有前规。且魏、晋并皆短祚,宋承其后,历时未久,多所因仍。约详其沿革之由,未为大失,亦未可遽用纠弹也。观《徐爰传》述当时修史,议为桓玄等立传。约则谓桓玄、卢循等身为晋贼,非关后代;吴隐、谢混等义止前朝,不宜滥入;刘毅、何无忌等志在兴复,情非造宋,并为刊除,归之晋籍。其申明史例,又何尝不谨严乎?其书至北宋已多散失,《崇文总目》谓阙《赵伦之传》一卷。陈振孙《书录解题》谓独阙《到彦之传》。今本卷四十六有《赵伦之王懿张邵传》,惟《彦之传》独阙,与陈振孙所见本同。卷后有《臣穆附记》,谓此卷体同《南史》,传末无论,疑非约书。其言良是。盖宋初已阙此一卷,后人杂取《高氏小史》及《南史》以补之,取盈卷帙。然《南史》有《到彦之传》,独舍而不取。又《张邵传》后附见其兄子畅,直用《南史》之文。而不知此书卷五十九已有《张畅传》,忘其重出。则补缀者之疏矣。“臣穆”当即郑穆,《宋史》有传,嘉祐中尝校勘《宋书》。其所考证,仅见此条。盖重刊之时削除偶剩,亦足见明以来之刊本,随意窜改,多非古式云。《宋书》列传名录有姓名者,凡二百三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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