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北齐魏收撰，是一本纪传体史书，内容记载了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北魏王朝的历史。124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92卷，志20卷。因有些本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3卷，实共130卷。

历史沿革
成书过程
早在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时，就曾由邓渊编写代记十余卷，以后崔浩、高允等继续编写魏史，都采用编年体。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李彪参加修史，始改为纪传体，大概编写到拓跋弘统治时代。以后，邢峦、崔鸿等先后编写了高祖（元宏）、世宗（元恪）、肃宗（元诩）三朝的起居注。北魏原有邓渊所撰《代记》、崔浩所撰《国书》等编年史，和李彪、崔光改修的纪传体史书等，为魏收取材所资，今皆亡佚。南朝著作如沈约《宋书》等，魏收当亦得见。他于天保二年（551）奉诏撰魏史，五年（554）完成。虽有高隆之任总监，房延佑等六人协助斟酌，主要由魏收执笔。
魏收以前和同时代人曾经编写过魏史和其他资料，隋、唐时期也有人另写过几种魏书，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唐代李延寿的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书的节录。因此，魏书是现存叙述北魏历史的最原始和比较完备的资料。
当时，文宣帝高洋对他说：“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高洋这个人在历史上并不怎么样，但他能讲出这样的话，也是难得的。魏收撰《魏书》，可以直接继承、借鉴的文献并不多。据他自己说，可资参考者，主要有邓渊的《代记》十余卷，崔浩的编年体《国书》（一称《国记》），李彪改编年体为纪、表、志、传综合体国史等，但这些都不是完整的成品；再就是邢峦、崔鸿、王遵业等撰孝文帝以下三朝《起居注》和元晖业撰的《辨宗室录》；其余就是当时还能见到的有关谱碟、家传。魏收与房延佑、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等“博总斟酌”，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撰成《魏书》一百三十篇：帝纪十四篇，列传九十六篇，志二十篇。魏收自认为是“勒成一代大典”的盛事。
不料，《魏书》的撰成，在北齐统治集团中却掀起了一阵阵轩然大波。有人说，《魏书》“遗其家世职位”；有人说，“其家不见记载”；也有人说，《魏书》记事“妄有非毁”，等等，一时间闹得“群口沸腾”。这场风波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是北齐皇帝高洋、高演、高湛都相继过问此事；二是在十几年中魏收两次奉命对《魏书》作了修改；三是于“众口渲然”中《魏书》被有些人称作“秽史”。这最后一条，影响所及，直至于今。

流传方法
魏书在宋初业已残缺，嘉祐六年（1061年）曾命馆阁官校勘魏书和宋、齐、梁、陈、北齐、周书。今魏书前有目录序，署名为刘攽、刘恕、安焘和范祖禹，不记年月，大致当在治平四年至熙宁三年（1067--1070）间。二刘和祖禹都是宋代有名史学家，尤其刘恕精熟南北朝史事。他们作了较细致的校勘，查出本书残缺为后人所补各卷，并比对了修文殿御览、北史和唐人各种史钞、史目，将补缺各卷的来源“各疏于逐卷之末”，目录中也注明那一些卷“阙”或“不全”。今将补阙各卷的宋人校语移入校记，目录传本错误，有原阙无注，或不阙而注阙，今皆改正。通计全阙二十六卷，不全者三卷。
北宋初刻的确切年月无考，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至迟不晚于政和中。这个初刻本当时就流传不广，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曾在四川翻刻魏书和其他六史，这两种本子都没有传下来。传下来的魏书最早刻本也是南宋翻刻，但传世的这个本子都有元、明二朝补版，即所谓“三朝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所谓“宋蜀大字本”，其实也就是这种三朝本。北京图书馆藏魏书善本三部，也都是三朝本，该馆善本书目七三五四号一种和商务印书馆影印所据底本相近。
清代以来的补表补志
万斯同：《魏诸帝统系图》。
万斯同：《魏诸王世表》。
万斯同：《魏异姓诸王世表》。
万斯同：《魏外戚诸王世衰》。
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西魏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东魏将相大臣年表》。
吴廷燮：《元魏方镇年表》。以州为纲，每州之下按年记途任刺史之人名，并举出处。序文中概括叙述北魏疆域之开拓，较《地形志》更为简要有用。
温曰鉴：《魏书地形志校录》。书名校录，实为据正史及各种古地志为《地形志》订讹补缺。虽未能恢复拓跋氏疆域全貌，足供利用《地形志》时参考。
卢文弨：《魏书礼志校补》。据《通典》补《礼志》第十四之缺页。
陈毅：《魏书宫氏志疏证》。
谷霁光：《补魏书兵志》。
罗振玉（1866—1940）：《魏书宗室传注及表》。据出土墓志注《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至孝文五王列传，订正名字年月误字，补充世系官爵。附宗室世系表，增补周嘉猷表之脱漏。书成于1924 年，以后出土的很多墓志未及利用。
朱祖延：《北魏佚书考》。清代谢启昆（1737—1802），字蕴山，撰《西魏书》二十四卷，纪、传、载记之外，有三表（封爵、大事、异域）、四考（纪象、仪制、地域、百官）。材料来源于正史及《通鉴》等，可供参阅，不宜作为史料引用。

主要特点
《魏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也是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的史书是记载汉族的历史。其实，这个看法并不是很妥帖的。自《史记》、《汉书》开始，历代“正史”中都有少数民族历史记载的专篇。十六国时，出现了许多记述各个割据政权史事的专书，可惜大部分都失传了。《魏书》记述了我国北方鲜卑族拓跋部从四世纪末叶至六世纪中叶（即北魏道武帝至东魏孝静帝）的历史，内容涉及到它的发展兴盛、统一北方、实现封建化和门阀化的过程，以及北魏、东魏与南朝宋、齐、梁三朝关系的历史；《魏书·序纪》还追叙拓跋氏的远祖至二十余代的史事，虽未可尽信，但却大致阐述了拓跋氏的历史渊源。因此，研读《魏书》，对于认识我国历史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一客观事实，必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魏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作者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的自觉性。除了它的列传具有比《宋书》更突出的家传色彩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志。《魏书》的志，新增《官氏志》、《释老志》两篇。魏收在《前上十志启》中说，这两篇志所记述的内容是“魏代之急”、“当今之重”。《官氏志》首记官制，后叙姓族，是反映北魏统治封建化、门阀化的重要文献。《释老志》记佛、道二教，以记佛教为主。它叙述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详细记载了它在北魏的兴衰史。重姓族，崇佛教，这正是当时的社会风尚和历史特点。
这两个特点，也可以看作是《魏书》的主要成就。
历史上有不少人批评《魏书》，仅刘知几《史通》一书，批评魏收及其《魏书》的地方，就有数十处之多。但历史上也是有人肯定它的。唐初，许多史家认为《魏书》“已为详备”；李延寿更是称赞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沉致远”。隋唐时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载而下，诸家尽亡，《魏书》独存，说明它是经得起历史的选择的。
以今天的眼光怎样看待《魏书》所引起的这场风波呢？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在门阀地主居于统治地位的时代，死人的历史地位直接关系到活人的现实利益，这比封建社会任何其他时期都更为突出。唯其如此，门阀地主对其家世、郡望、先人的职位才这样敏感，这样关心。《魏书》的风波，不过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直接干预史书编撰工作的一个突出例子罢了。第二，不论是当时的人以《魏书》在记述门阀地主家世时的某些“不实”为理由。还是后人以《魏书》“党齐毁魏”（维护北齐而诋毁东魏）为口实，把《魏书》称作“秽史”，都是不妥当的。曲笔，一向为正直的史家和读者所唾弃，无疑是应当反对的；但也不能因为一部史书存在某些曲笔就全然否定它，以致谥为“秽史”。曲笔和秽史，既有联系，又不可完全等同起来。否则，就会把许多存在曲笔的史书都视为“秽史”，那是极不妥当的。《魏书》的风波所造成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消失。因此，澄清这些问题，是后人研读《魏书》所必要的。
魏书向称“秽史”有所谓“曲笔”，其实关键在于魏收把个人恩怨感情放在了史书之上，他宣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凡是史官的祖先姻戚，"多列史传"，“饰以美言”，还有受贿行为。由於魏收在列传人物的去取褒贬上触犯了某些门阀地主，诸家子孙控诉“不平”的一百多人。可见魏收并不完全代表所谓“门阀地主”的干预，而更多的是他个人的“私欲”。
《隋唐嘉话》言：“梁常侍徐陵聘於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令传之江左。陵还，济江而沈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 ”表明魏收当时就为人不齿。又魏书成书后众口沸腾，当时遍骂为“秽史”，被迫两次重订乃成。
早在北魏末年魏收就参加「国史」和起居注的编写。他在东魏、北齐虽然官职步步高升，直做到尚书右仆射，但除起草诏令之外，修史长期是他的专职。这次设局纂修，高隆之只是挂名，魏收推荐的史官都是一向趋奉自己的人，凡事由收专主。
此外魏书多取不可信之言论，李延寿截取魏书大部分入北史也为司马光讥诮。魏书之价值在于没有更多的史书留存。魏收以前和同时代人曾经编写过魏史和其他资料，隋、唐时期也有人另写过几种魏书，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唐代李延寿的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书的节录。因此，魏书是现存叙述北魏历史的最原始和比较完备的资料。
魏书十志内容疏略，杨守敬批评地形志"貌似高古，然有详所不当详，略所不当略者"。详略失当，不仅地形一志，其他各志也是一样。例如食货志不记徭役；官氏志不记官府部门，官吏职司；天象志四卷、灵徵志二卷，全是宣扬灾变祥瑞。
不管纪传和志，魏书都载入大量无关重要的诏令、奏议，以致篇幅臃肿。但却也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例如李安世传载请均田疏，张普惠传载论长尺大斗和赋税疏等，有助於对北魏均田制和残酷剥削的瞭解。书中所载文章诗歌是后人搜辑北魏诗文的主要来源。
曲笔之言，修魏史者如崔浩因修史被诛，所以史官多不敢直书拓跋之“隐恶”，固可以谅解，评为“秽史”主要还是因为魏收的不良人品直接作用于修史的过程及考证引用之不精确治学不严谨的缘故。

历史记载
《魏书》·一百十四卷（内府刊本）
北齐魏收奉敕撰。收表上其书，凡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分为一百三十卷。今所行本为宋刘恕、范祖禹等所校定。恕等《序录》，谓隋魏澹更撰《后魏书》九十二卷。唐又有张太素《后魏书》一百卷。今皆不传。魏史惟以魏收书为主，校其亡逸不完者二十九篇，各疏於逐篇之末。然其据何书以补阙，则恕等未言。《崇文总目》谓澹书才存《纪》一卷、太素书存《志》二卷。陈振孙《书录解题》引《中兴书目》，谓收书阙《太宗纪》，以魏澹书补之。《志》阙《天象》二卷，以张太素书补之。又谓澹、太素之书既亡，惟此《纪》、《志》独存，不知何据。是振孙亦疑未能定也。今考《太平御览·皇王部》所载《后魏书》，《帝纪》多取魏收书，而芟其字句重复。《太宗纪》亦与今本首尾符合，其中转增多数语。（“永兴四年宴群臣於西宫使各献直言”下，多“弗有所讳”四字。“泰常八年广西宫起外墙垣周回二十里”下，多“是岁民饥，诏所在开仓赈给”十一字。案此数语，《北史》有之，然《北史》前后之文与《御览》所引者绝异。）夫《御览》引诸史之文，有删无增，而此纪独异，其为收书之原本欤。抑补缀者取魏澹书而间有节损欤。然《御览》所引《后魏书》，实不专取一家。如此书卷十二《孝静帝纪》亡，后人所补，而《御览》所载《孝静纪》，与此书体例绝殊。又有西魏《孝武纪》、《文帝纪》、《废帝纪》、《恭帝纪》，则疑其取诸魏澹书。（《隋书·魏澹传》自道武下及恭帝为十二纪。刘知几《史通》云：“澹以西魏为真，故文帝称纪。”）又此书卷十三《皇后传》亡，亦后人所补。今以《御览》相校，则字句多同，惟中有删节。而末附《西魏五后》，当亦取澹书以足成之。盖澹书至宋初尚不止仅存一卷，故为补缀者所取资。至澹书亦阙，始取《北史》以补之（如《崔彧》、《蒋少游》及《西域传》）。故《崇文总目》谓魏澹《魏史》、李延寿《北史》与收史相乱，卷第殊舛。是宋初已不能辨定矣。惟所补《天象志》二卷为唐太宗避讳，可信为唐人之书无疑义耳。收以是书为世所诟厉，号为“秽史”。今以收《传》考之，如云收受尔朱荣子金，故减其恶。其实荣之凶悖，收未尝不书於册。至《论》中所云，若“修德义之风，则韩、彭、伊、霍，夫何足数”。反言见意，正史家之微词。指以虚褒，似未达其文义。又云杨愔、高德正势倾朝野，收遂为其家作传；其预修国史，得阳休之之助，因为休之父固作佳传。案：愔之先世为杨椿、杨津，德正之先世为高允、高祐。椿、津之孝友亮节，允之名德，祐之好学，实为魏代闻人。宁能以其门祚方昌，遂引嫌不录。况《北史·阳固传》称，固以讥切聚敛，为王显所嫉，因奏固剩请米麦，免固官，从征硖石。李平奇固勇敢，军中大事，悉与谋之。不云固以贪虐先为李平所弹也。李延寿书作於唐代，岂亦媚阳休之乎？又云卢同位至仪同，功业显著，不为立传。崔绰位止功曹，本无事迹，乃为首传。夫卢同希元义之旨，多所诛戮，后以义党罢官，不得云功业显著。绰以卑秩见重於高允，称其道德，固当为传独行者所不遗。观卢文诉辞，徒以父位仪同，绰仅功曹，较量官秩之崇卑，争专传附传之荣辱（《魏书》初定本、《卢同》附见《卢元传》，《崔绰》自有传，后奉敕更审，同立专传，绰改入附传），是亦未足服收也。盖收恃才轻薄，有惊蛱蝶之称，其德望本不足以服众。又魏、齐世近，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孰不欲显荣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哗然群起而攻。平心而论，人非南董，岂信其一字无私？但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於是非。“秽史”之说，无乃已甚之词乎。李延寿修《北史》，多见馆中坠简，参核异同，每以收书为据。其为《收传论》云：“勒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芜，志存实录。”其必有所见矣。今魏澹等之书俱佚，而收书终列於正史，殆亦恩怨并尽而后是非乃明欤。收叙事详赡，而条例未密，多为魏澹所驳正。《北史》不取澹书，而《澹传》存其《叙例》。绝不为掩其所短，则公论也。《魏书》至宋时已缺二十九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