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中国历代正史《二十四史》之一，唐朝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共50卷，本纪8卷、列传42卷。本书记载了北周宇文氏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另外，清代有同名人物周书。

基本概况
《周书》，唐代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令狐德棻与岑文本、崔仁师负责撰北周史，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
《周书》共五十卷，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而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贞观十年与《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同时进呈皇家。本书记载了北朝宇文氏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
《周书》文笔简洁爽劲，清代史家赵翼说它“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周书》不只是记述西魏及北周皇朝的史事，内容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对于帝位更迭、重大动乱，皆详加载明，反映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及纷繁的历史事件。

周书特点
体例特殊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关于西魏史的表述。北齐承东魏，故以东魏为正统；魏收在北齐撰《魏书》自亦以东魏为正统、以西魏为僭伪，因而于东魏所记甚详，于西魏则斥而不书。正因为如此，所以唐代史学家撰写北齐史，只须上承《魏书》就可以了。然而，撰北周史却无法上承《魏书》，这里不仅有个“正统”观念问题，而且在北魏、北周之间也不能空白了西魏一朝史事。为了表明北魏－西魏－北周这样一个“正统”的继承关系，也为了解决西魏史事在表述上的困难，令狐德棻等便在《周书·文帝纪》中以西魏皇帝年号记事，详细记述了西魏文帝、废帝、恭帝共二十二年的政治、军事大事。《周书》中的一些人物传记，也反映了自北魏末年经西魏至北周的若干史事。其次，是关于后梁史事的表述。《周书·萧詧传》及其众多的人物附传，记载了后梁政权的历史。后梁是梁朝宗室萧詧在西魏扶持下建立的一个封建小朝廷，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属地仅有江陵附近数县，先后是西魏、北周和隋的附庸，传三世，历三十三年（555—587年），灭于隋。应当注意的是，后梁不像陈朝那样可以上承于梁，而且它又是在西魏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不把它的历史写入《梁书》而载入《周书》，这种在体例上的特殊安排，反映了《周书》作者的匠心。

视野开阔
《周书》虽然只是记述西魏、北周史事的史书，但它着意于反映当时的历史全貌这一显著特点，表明它的作者具有很开阔的历史视野。这表现在《周书》所记内容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与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如帝位更迭、重大动乱，皆一一载明，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全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及纷繁的历史事件。《周书》的这一特点，不仅《梁书》、《陈书》、《北齐书》赶不上，就是后来李延寿所撰的《南史》、《北史》与之相比，也还有一些逊色的地方。这显然跟令狐德棻在事实上负责“五代史”的编撰工作有关，使他对当时的历史发展状况能够有一种全局的观点。

文笔简劲
《周书》文笔简洁爽劲，为后人所赞许。清人赵翼说它“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如《王罴传》记王罴守荆州时与将士同甘共苦的精神，仓促间乃“袒身露髻徒跣”迎击敌人的气概，以及“老罴当道卧，貆子安得过”的决心，都写得简洁有力，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又如《韦孝宽传》记韦孝宽守玉壁之战，作者把他的机智、胆识和慷慨激昂的精神都写得栩栩如生，读来令人感奋。宋人叶适说，这两篇传，“学者能详看，所长气力不少”，这就不仅是从文笔的简洁而且还从历史文学的教育作用来推崇《周书》了。历史文学是指史学家对历史表述的艺术性，这是中国史学上的优良传统之一。《左传》、《史记》、《资治通鉴》在历史文学上的成就是众所公认的。《周书》在这方面的成就虽不如它们突出，但也确有值得注意和总结的地方，《王罴传》和《韦孝宽传》只不过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例子罢了。

《周书》的缺点
周书主编人令狐德棻的祖父令狐整是北周的大将军，宇文政权骨干人物之一，其他两个编写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和宇文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家世不止是周书编者所特有，包括唐朝王室在内的唐初当权人物，也多半就是西魏、北周骨干人物的嫡派子孙。这样就规定了对周书的特殊要求，即不仅要竭力歌颂宇文政权的骨干人物，所谓"关右旧族"、"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而且啧啧叹赏"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凡是唐朝的达官贵戚，周书总要想法为他们在周代的祖先立传，并往往不惜歪曲事实加以颂扬。比如，杜杲并无多少值得记载的事迹，但他却是唐朝宰相杜如晦的曾伯祖，杜家是关中头等门阀，唐朝谚语说“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周书没有杜家的传，不是“缺陷”吗？因此特为杜杲立专传，但由于事迹实在不多，只得把他出使陈朝的一些无谓的应对之辞塞进传中，以充篇幅。萧詧是梁朝的宗室，为了争夺帝位，不惜勾结西魏军队进攻梁朝的疆土，导致江陵十余万人民沦为奴婢的惨祸，自己卑躬屈节，充当西魏军监护下的傀儡皇帝。而书中竟给他作出"盖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这样与本人立身行事截然相反的评语。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这个萧詧是唐朝另一个宰相萧瑀的祖父。这类例子，周书中举不胜举。连唐代另一封建史家刘知几也说：唐初编写五朝史的特点，是“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而且“事有不同，言多爽实”。这种情况，虽为五朝史所共有，但周书显得比较突出。
周书在收集、考订史料方面也存在着问题。它的资料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旧史，包括西魏史官柳虬所写（可能周代史官曾经续写）的官史和隋代牛弘没有完成的周史；二是唐初为了修史而徵集的家状之类。牛史是本书的盖本。刘知几曾经说过，周书只凭牛史，“重加润色”，“不能别求他述，用广异文”，可见周书根据的资料是很贫乏的。而且在很有限的资料范围内，考核修订的工作也是很草率的。我们曾将庾信为当时官僚贵族所作的碑志和本书有关列传比对，年月历官常有出入，其中有些可以确定是本传错了的。还有不少记事记年自相矛盾的地方。

《周书》的贡献影响
《周书》在史料上的价值，如关于经济史方面的有征庸代役的开端的记载；关于军事史方面的有府兵制度的产生的记载；关于民族史方面的有突厥、稽胡的首次记载；关于阶级斗争的状况和门阀地主的显赫的记载等。这些都历来为人们所重视。还有不少论述，这里就不来多讲了。
《周书》在流传中也有散失，但散失的部分很少，而且也都被后人据《北史》，高峻《小史》等书补上了，所以它的历史命运比《北齐书》要好得多。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今天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周书在收集、考订史料方面也存在着问题。它的资料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旧史，包括西魏史官柳虬所写（可能周代史官曾经续写）的官史和隋代牛弘没有完成的周史；二是唐初为了修史而征集的家状之类。牛史是本书的盖本。刘知几曾经说过，周书只凭牛史，“重加润色”，“不能别求他述，用广异文”，可见周书根据的资料是很贫乏的。而且在很有限的资料范围内，考核修订的工作也是很草率的。曾将庾信为当时官僚贵族所作的碑志和本书有关列传比对，年月历官常有出入，其中有些可以确定是本传错了的。还有不少记事记年自相矛盾的地方。
虽然周书作为资料也很不完备，而且有不少错误，但是这部书对于研究、了解这段历史还有一定的资料价值。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对政权间（特别是东西魏或齐周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内讧的有关情况。周书只有纪和传，没有志，一些有关土地、赋役以及所谓礼、乐、刑、政等制度的资料，写入五代史志，和隋书合编。但从散见于纪传的零星记载中，也保存了一些诸如奴婢、部曲、客女的地位，征庸役的开端，府兵制度的产生等，对于后来隋唐两代有影响的社会关系、政治、军事制度的片断的资料。
本书最后一篇异域传混淆了当时国内少数民族和外国的界限，也有不少歪曲事实和侮辱性的记载。但其中也包含一些可供参考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各少数民族的传中反映了一些各族人民配合汉族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顽强斗争。另外，传中第一次记载了突厥、稽胡的历史。散见于本书纪传的各地人民武装起义，西起秦陇（李贤传、史宁传）巴蜀（陆腾传、伊娄穆传、崔谦传、柳昂传等），东至幽州（宇文神举传），南达襄阳（伊娄穆传），北到太原（宇文神举传），以致迫近国都长安的莲勺也是“数有群盗”（刘志传）。这些都是当时各地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历史资料。
唐以前记述这段历史的史籍都没有传下来。稍后编写的北史，其中西魏、北周部分基本上是删节周书，很少补充改正。删改之处，有些是对的，有些却是删节不当或是改错了的。因此，就现存的有关这段历史的资料来说，周书成书较早，保存的资料也比较原始。

主要版本
周书在宋初已经残缺，后人以北史和唐人某种史钞补上。公元1005年（景德二年）编辑册府元龟，引用周书缺卷各条已是后人的补本。宋人曾在本书缺卷后附有校语，说明不是周书原文，清人钱大昕也曾加考证。重新检查，残缺情况是：卷一八、卷二四、卷二六、卷三一、卷三二共五卷全缺；卷三六可能全缺，可能半缺；卷二一大半缺。此外，也有宋初未缺而传世各本脱去的大段文字，如卷六武帝纪下、卷三九杜杲传都脱去几百字，但册府元龟引文却没有缺。周书最早刻印的确切年月还不清楚。旧本宋人安焘、王安国、林希的目录序，内有“今既镂板以传学官”的话。据序文和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李焘续通鉴长编，校刊南北朝各史的工作是公元1061年（宋嘉佑六年）开始交给“馆阁官”办理的。今考王安国和林希都在熙宁初任职馆阁，安国死于1074年（熙宁七年），则周书第一次刻板应在1068至1074年即熙宁元年至七年间。这个最早的本子早已不存。1174年（绍兴十四年），周书和其他六史在眉山重刻，即所谓“宋蜀本”或“眉山七史本”。这个本子也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流传的是南宋翻刻，并有元明两代补板的所谓“三朝本”。叙述北朝宇文周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唐令狐德等撰。含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共五十卷。该书北宋时已残缺不全。今本每卷纪传都有史臣论，而第十八、二十四、二十六、三十一、三十二共五卷缺，大约不是令狐德的原本。其中三十一、三十二两卷全用《北史》补。二十四、二十六两卷大约是用高峻《小史》所补，而第二十四卷脱漏尤多。
《周书》的补表有：
万斯同：《周诸王世表》。
万斯同：《周公卿年表》。
练恕：《北周公卿表》。

史料来源
一是旧史，包括西魏史官柳虬所写（可能周代史官曾经续写）的官史和隋代牛弘没有完成的周史；二是唐初为了修史而征集的家状之类。牛史是本书的盖本。刘知几曾经说过，周书只凭牛史，“重加润色”，“不能别求他述，用广异文”，可见周书根据的资料是很贫乏的。而且在很有限的资料范围内，考核修订的工作也是很草率的。我们曾将庾信为当时官僚贵族所作的碑志和本书有关列传比对，年月历官常有出入，其中有些可以确定是本传错了的。还有不少记事记年自相矛盾的地方。
原书残缺，今本多取《北史》补入。

四库提要记载
《周书》·五十卷（内府刊本）
唐令狐德棻等奉敕撰。贞观中修梁、陈、周、齐、隋五史，其议自德棻发之。而德棻专领《周书》，与岑文本、崔仁师、陈叔达、唐俭同修。晁公武《读书志》，称宋仁宗时出太清楼本，合史馆秘阁本，又募天下书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馆阁是正其文字。其后林希、王安国上之。是北宋重校，尚不云有所散佚。今考其书，则残阙殊甚，多取《北史》以补亡。又多有所窜乱，而皆不标其所移掇者何卷，所削改者何篇。遂与德棻原书混淆莫辨。今案其文义，粗寻梗概，则二十五卷、二十六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俱《传》后无《论》。其传文多同《北史》，惟更易《北史》之称周文者为太祖。《韦孝宽传》连书周文、周孝闵帝，则更易尚有未尽。至《王庆传》连书大象元年、开皇元年，不言其自周入隋，尤剽取《北史》之显证矣。又如《韦孝宽传》末删《北史》“兄敻”二字，则《韦敻传》中所云与孝宽并马者，事无根源。《卢辩传》中删去其曾事节闵帝事，则传中所云及帝入关者，语不可晓。是皆率意刊削，遂成疏漏。至於遗文脱简，前后叠出，又不能悉为补缀。盖名为德棻之书，实不尽出德棻。且名为移掇李延寿之书，亦不尽出延寿。特大体未改而已。刘知几《史通》曰：“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书文而不实，雅而不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繁。寻宇文开国之初，事由苏绰。军国词令，皆准尚书。太祖敕朝廷他文，悉准於此。盖史臣所记，皆禀其规。柳虬之徒，从风而靡。”案绰文虽去彼淫丽，存兹典实，而陷於矫枉过正之失，乖乎适俗随时之义。苟记言若是，则其谬愈多。爰及牛弘，弥尚儒雅，即其旧事，因而勒成，务累清言，罕逢佳句。而令狐不能别求他述，用广异闻，惟凭本书，重加润色，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又议其以王劭、蔡允恭、萧韶、萧大圜、裴政、杜台卿之书中有俚言，故致遗略。其诋諆德棻甚力。然文质因时，纪载从实。周代既文章尔雅，仿古制言，载笔者势不能易彼妍辞，改从俚语。至於敌国诋谤，里巷谚谣，削而不书，史之正体。岂能用是为讥议哉？况德棻旁徵简牍，意在摭实。故《元伟传》后於元氏戚属事迹湮没者，犹考其名位，连缀附书，固不可概斥为疏略。《庾信传论》仿《宋书·谢灵运传》之体，推论六义源流，於信独致微辞。良以当时俪偶相高，故有意於矫时之弊，亦可见其不专尚虚辞矣。知几所云，非笃论也。晁公武《读书志》祖述其语，掩为己说。听声之见，尤无取焉。周书至宋亦多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