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是在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下，集合门客们编撰的一部黄老道家名著。成书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此书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贯穿全书始终，融合各家学说。吕不韦想以此作为大一统后的意识形态。但后来执政的秦始皇却选择了法家思想，并在统一中国后不久焚书坑儒，使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全部受挫。全书共分十二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吕氏春秋》作为十二纪、八览、六论，注重博采众家学说，以道家黄老思想为主，兼收儒、墨、法、兵、农、纵横和阴阳各先秦诸子百家言论，但主要的宗旨属于道家。所以《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高诱说《吕氏春秋》“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这说明最早的注释者早已点明《吕氏春秋》以道家为主导思想之特徴。胡适先生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说：“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汉以前的道家可叫做杂家，秦以后的杂家应叫做道家。研究先秦汉之间的思想史的人，不可不认清这一件重要事实。”吕不韦自己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称之为《吕氏春秋》。
著作概括

《吕氏春秋》是先秦时期黄老道家重要的巨著，公元前239年左右完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的前夕。吕不韦是秦国一代名相，任职于战国末年。吕因散尽家财帮助在赵国为人质的秦昭王孙异人立嫡有大功劳，在异人继位为秦庄襄王后，被任用为秦国丞相。
在战国时期，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他们都礼贤下士，结交宾客。并在这方面要争个高低上下。吕不韦认为秦国如此强大，所以他也招来了文人学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门下多达三千人。与四公子不同的是，吕不韦招揽门客，并不甚看重勇夫猛士，却十分注重文才。原来，吕不韦有他自己的见解。他素来善于谋略，瞧不起那些头脑简单的勇夫。再说秦国猛将如云，军力强大，没有必要再蓄养征杀之士，还有一个原因，其时许多善辩之士纷纷著书立说，广为流传，不但天下闻名，还可传之后世，永垂青史，这一点尤其令吕不韦眼热。吕不韦本是商人出身，没有条件去著书立说，但他可以借助这些擅长舞文弄墨的门人，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愿望。那时各诸侯国有许多才辩之士，像荀卿那班人，著书立说，流行天下。
待到一切准备就绪，吕不韦就令门下凡能撰文者，每人把自己所闻所见和感想都写出来。等到文章交上来后，五花八门，写什么的都有，古往今来、上下四方、天地万物、兴废治乱、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全都有所论及，许多文章还有重复。吕不韦又挑选几位文章高手对这些文章进行筛选、归类、删定，综合在一起成书，取名叫《吕氏春秋》。吕不韦对此书十分看重，他自己认为这部号称《吕氏春秋》的书是杰作，夸口说该书是包揽了“天地、万物、古今”的奇书。例如在相当全书总序的《序意篇》中就这样写道：“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为了精益求精，也是为扩大影响，吕不韦还想出一个绝妙的宣传该书的办法，他请人把全书誊抄整齐，悬挂在咸阳的城门，声称如果有谁能改动一字，即赏给千金。消息传开后，人们蜂拥前去，包括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在内，却没有一个人能对书上文字加以改动。当然，这不一定就证明《吕氏春秋》字字珠玑，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而很可能是因为人们都敬畏吕不韦的威势，没有人愿意出头罢了。不过，这样一搞，其轰动效应却是巨大的，《吕氏春秋》和吕不韦的大名远播东方诸国。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于战国时期的大作，其中保存了不少古代的遗文佚事和思想观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吕氏春秋》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而这正是道家的优点与特色。吕不韦借门客之手撰写《吕氏春秋》，虽主要靠借他人之光提高其形象，但在文化事业上确实是作了件大好事，功不可没。
简介

《吕氏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上应天时，中察人情，下观地利，以道家思想为基调，坚持无为而治的行为准则，用儒家伦理定位价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观念、名家的思辨逻辑、法家的治国技巧，加上兵家的权谋变化和农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学说。
战国晚期的吕不韦，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商人。他由商入政，扶立国君，进入政治高层。他志向宏大，主编《吕氏春秋》，留下了“一字千金”的典故。后人一般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在管理思想史上，这部书有着特殊的价值。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从学术角度观察，它具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从管理角度观察，它充满了功利主义色彩。《吕氏春秋》通过对先秦诸子的修正，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管理思想的全局性、整体性和深刻性上，都有自己的建树。从阴阳五行的理论架构，到经验主义的具体论证；从养生和贵己的“内圣”，到君臣之道和善治天下的“外王”；从个人和国家、社会和政权之间的关系调适，到自然之道支配下的生理、物理、事理和心理的互相配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吕氏春秋》总括先秦诸子，开启秦汉先声，在管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著作简介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秦相国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的道家著作，又称《吕览》。吕不韦（？~公元前235年），

原是阳翟（今河南禹县）巨商，因帮助秦始皇的父亲子楚继承秦国王位，被任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10万户。秦始皇继位后，尊他为相国，号称“仲父”。秦始皇十年被免职，十二年自杀。《吕氏春秋》全书体例划一，篇与篇之间内容有一定的联系与分工，表明它是按统一的计划有组织地编写的。全书的序文《序意》篇叙述著作大旨的部分冠有“文信侯曰四字，表明书中贯彻了吕不韦的思想文化观念及政治主张。战国末期政治上统一的趋势加强，各家思想也迅速走向融合，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吕氏春秋》，注重博采众家学说。以今人眼光衡量，《吕氏春秋》一书的写作目的，是为了综合各家学说之长，指导秦国统治阶级兼并六国，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并实现长治久安。它对各家学说实际上是有所吸收，有所扬弃，主要是吸收其中比较合理，进步和有利于实现上述目的的内容。因而它是“杂而不杂”，宗旨明确。《吕氏春秋》明确声明它是“集腋成袭”。不管哪家哪派，只要是好的思想都要综合进来。而这正是黄老道家的优点。《用众》篇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故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以众视无畏乎离娄矣，以众知无畏乎尧舜矣。夫以众者，此君人之大宝也。”《吕氏春秋》对先秦各家各派着重审视其优长，偏重于汲取其精粹，力图超出门户之见，它说：“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责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入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由于《吕氏春秋》有这种兼容并包的眼光，故能取精用宏，融汇百家。
吕氏春秋很可能是刘向伪造的，原因如下：
吕氏春秋很多篇章标题都和刘向写的《说苑》《新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新序》 中的 "节士"和《吕氏春秋》的“士节” 和《说苑》中的“立节” ，气节观念在不同的三本书中集中大量地重合，不得不让人引起怀疑，说苑的文章风格是每一卷卷首开门见山地点明一些义理，这跟《吕氏春秋》的文风又是惊人的相似。
吕不韦如果想写一部匡合古今的书，为秦国统一做理论基础，不可能讨论一些士人的操守这类平民问题，而应该讨论秦国的立法，制度，这是中学生都懂的常识。而刘向当时所处的时代，正是汉朝统治发生危机的时候，汉宣帝对匈奴用兵，战争重担压在民众身上，农民起义不断，社会矛盾激化，急需一个汉朝的代言人做媒体宣传提倡仁义礼智，稳固统治，在思想文化上面挟制人民。
最大的疑点是《吕氏春秋》里面竟然夹杂了《礼记》《乐记》这些内容，而且是毫无技术含量的照抄，而刘向正是儒家学说的信奉者，很明显有90%的可能性是刘向编辑过的。
秦始皇焚书坑儒后留下来的著作少之又少，再加上吕不韦后来被贬黜，怎么可能将他写的东西流传下来！高似孙《子略》："先秦古书,甫脱烬劫，一入向（指刘向）笔，采撷不遗，至其正纪纲，迪教化，辨邪正，黜异端，以为汉规监者，尽在此书，固未免推崇己甚，要其推明古训，以衷之于道德仁义......。
又唐代刘知几《史通 杂说下》也发现刘向之言 皆广陈虚事，多构伪辞，非其识不周而才不足，盖以世人多可欺固也......其故为异说，以惑后来，则过之尤甚者矣。刘向通过伪造虚构古人的事迹来做为自己思想成立的根据。
关于上面的吕氏春秋是刘向伪造的最大的硬伤是：比刘向早出生了几十年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道，“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可见《吕览》也就是《吕氏春秋》至少在刘向出生的几十年前就已被世人知晓！
关于儒家

《吕氏春秋》重视并吸收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务本》篇说：“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顺民》篇说：“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贵公》篇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 下世。”这些言论，正如郭沫若所言，“具有一种钢铁的声音”，尤其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吕氏春秋》赞赏儒家修齐治平的贤人政治， 它说/‘圣人行德乎己，而四荒咸伤乎仁。”“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国为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 天下。”当然，《吕氏春秋》的“重视”人民，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视”。它虽然说“宗庙之本在民”，接下去却说“民之治乱 在有司”，人民始终是被统治者；至于《吕氏春秋》贯彻修齐治平的贤人政治，也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
关于道家

《吕氏春秋》大量吸收道家虚静无为之说，并把它运用于为君之道的政治理念中。它说：“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事，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善为君者无识，其次无事。有识则有不备矣，有事则有不恢矣。不备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从来也。”“天子不处全，不处极，不处盈。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吕氏春秋》认同先秦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主张，它说：“大圣无事而干官尽能。”“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事。”《吕氏春秋》认为这种表面的“无为”，才能达到“事省而国治”的目的。相反，“人主好暴示能，好唱自奋；人臣以不争持位，以听从取容；是君代有司为有司也”，其结果必然是君臣职能倒置，造成混乱和危殆。应该说，《吕氏春秋》中的这些见解，来自于老庄而又发展了老庄。
关于墨家

相对儒、道二家，《吕氏春秋》对墨家思想吸收较少。墨家的尊天、明鬼、非攻、非乐等主张，它基本据弃或予以驳斥。但对尚贤、兼爱之说，还是有所吸收的。《爱类》篇说：“贤人之不远海内之路而时往来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为务故也。”“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精通》篇强调：圣人“以爱利民为心”。《圜道》篇赞赏尧、舜“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也与墨子“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尚贤主张相一致。《吕氏春秋》中有一篇《节葬》，吸收并改造了墨子“薄葬短丧”的思想，主张：人死虽不为鬼，亦无知觉，但出于活着的亲人在感情上的需要，送死仍要有一定的仪节，然而“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有不亡之国，是无不扬之墓也”，故此厚葬是无益的。那么社会上何以盛行厚葬之风呢?《节葬篇》说：“今世俗：大乱之主，愈侈其葬，则……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此非慈亲孝子之心也。”这一见解比起墨子的节葬观，更显得理智和深刻。另外，《吕氏春秋》提出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名实观，注重类比推理的正确运用，批驳诡辩的名辩思想，显然也是吸收、继承了《墨经》中的优秀思想。
关于法家

《吕氏春秋》肯定法家的重要性和变法的必要性，明确指出：“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事易时移，变法宜矣。”这些观点显然与商、韩的思想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吕氏春秋》对于法家“惨礉少恩”的一面，对于《韩非子》中的种种阴谋权术，是拒斥不取的。
先秦农家的思想

该书《士容论》中《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显然是农家之言。《上农》篇重视农业生产，其理由是：“古先圣之所以导其民也，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这就是说，倡导重农，不仅为了生产，还有“贵其志”的目的。它接着说：“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境安，主位尊。”当然，《吕氏春秋》重农并不排商，它主张先农后商，与商鞅“困末作而利本事”的唯农抑商政策，是有区别的。先秦兵家是思想苑地的一枝奇葩，《吕氏春秋》中《荡兵》、《振乱》诸篇，继承了这一份文化遗产，尤其是它总结出的“义务必胜”的思想，是比一般先秦兵家更卓越的观点。综上所述，历史上号称“杂家”的《吕氏春秋》并不是混杂不分，毫无原则的。《吕氏春秋》有自己的特点。它的特点是：博采各家学说，但不取鬼神、迷信的思想，而是吸取各家比较进步的思想。如对于儒家，主要吸取其民本思想、修齐治平思想；对于道家，主要吸收其清静无为的思想；对于墨家，主要吸收其薄葬的思想；对于法家，主要吸收其法治思想。《吕氏春秋》虽采取各家学说，但所采取的观点之间，并不牴牾。因此，《吕氏春秋》可谓“杂而不杂”，具有博综众家的融合倾向。
《吕氏春秋》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因而保存了各家的思想资料，成为先秦思想的资料汇编，许多古代的遗文佚事也靠它得以保存。春秋战国诸子如杨朱、宋钘、尹文、惠施、公孙龙等人的著作早已失传，但在《吕氏春秋》中却能找到有关他们的资料，而且因为它成书在战国末期，和这些思想家相隔的时间较近，所以史料价值较高。尤其珍贵的是《上农》、《任地》、《辨士》等篇，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此外，《吕氏春秋》一书包容各家，具有调和色彩，所以也反映了当时儒法合流的某些趋势。《吕氏春秋》中某些法家的观点，往往渗入了儒家的成分。《察今》篇说："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这本来是法家的观点。但同时说："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长见》篇又说："古今前后一也。"这就和法家不同了。商鞅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①韩非也主张"不期修古"。②《吕氏春秋》"古今一也"的主张，③显然是调和儒法两家的产物。值得提到的另一点是，《吕氏春秋》一书在编书的方法和体例方面，比以前有所创新，对于后世《太平御览》等类书的出现有很大的影响。
吕氏春秋·去私
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其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黄帝言曰：“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 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尉〕管理军事的官 ，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 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译文
天不私覆，地不私载，日月不私照，四时不私行，天地、日月、四时施其德样而万物得以成长。黄帝说：话不能乱说，不能沉迷于美色，不能穿的太过华贵，不能太注重外表，不能吃的太好，不能住的太高调。”尧有十个儿子，不把君位传给他的儿子而传给舜；舜有九个儿子，不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而传给禹；这是大公无私的了晋平公问祁黄羊说：“南阳这个地方缺个县令，谁适合担任？”祁黄羊答道：“解狐适合（补这个缺）。”平公说：“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祁黄羊）回答说：“您问（谁）适合，不是问我的仇人是（谁）。”平公（称赞）说：“好！”就任用了解狐。都城的人（都）称赞（任命解狐）好。 过了一些时候，平公又问祁黄羊说：“国家少个掌管军事的官，谁担任合适？”（祁黄羊）答道：“祁午合适。”平公说：“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祁黄羊）回答说：“您问（谁）适合，不是问我的儿子是（谁）。”平公（又称赞）说：“好！”，就又任用了祁午。都城的人（又一致）称赞（任命祁午）好。 孔子听到了这件事，说：“祁黄羊的话，真好啊！（他）荐举外人，不（感情用事）排除自己的仇人，荐举自家的人，不（怕嫌疑）避开自己的儿子，祁黄羊可以称得上是大公无私了。”
艺术特征

《吕氏春秋》是一部产生于战国晚期的理论著作，出于众人之手，风格不完 全统一。但是其中有些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畅达，用事说理颇为生动，仍然 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文学散文。如《重己》篇讲自己的生命如何重要，先从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人不爱昆山之玉而爱己之玉之说起，层层深入，语言朴素恳切。《贵公》篇讲“圣人之治天下也，必先公”的道理，先提出论点，再以荆人遗弓、桓公问管仲等具体事例说明，叙述生动明快。其他如《贵生》、《用众》、《顺民》、《正名》、《察传》、《似顺》等篇也各有特色。《大乐》篇讲音乐的产生、本质和功用等，语言简洁流畅，有《老子》的文风，其中有些段落本身就是声中音律的押韵散文。
《吕氏春秋》在文学上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据初步 统计，全书中的寓言故事共有二百多则。这些寓言大都是化用中国古代的神话、 传说、故事而来，还有些是作者自己的创造，在中国寓言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吕氏春秋》在寓言的创作和运用上很有自己的特色，往往先提出论点，然 后引述一至几个寓言来进行论证。如《当务》篇先提出“辨”、“信”、“勇”、 “法”四者不当的危害，然后就连用“盗亦有道”、“楚有直躬者”、“齐人之勇”和“太史据法”四个寓言来说明道理。《察今》篇为了说明“因时变法”的 主张，后面也连用“荆人涉雍”、“刻舟求剑”和“引婴儿投江”三个寓言。如 《刻舟求剑》：“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 亦惑乎？”该书的寓言生动简练，中心突出，结尾处往往点明寓意，一语破的。
不同学说

《吕氏春秋》保存着先秦各家各派的不同学说，还记载了不少古史旧闻、古人遗语、古籍佚文及一些古代科学知识，其中不少内容是其他书中所没有的。
在过去，《吕氏春秋》深得人们的好评。司马迁称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在《报任安书》中，甚至把它与《周易》、《春秋》、《国语》、《离骚》等相提并论。东汉高诱在给它作注时说它“大出诸子之右”。客观地说，《吕氏春秋》不是一部系统的哲学著作，它有一定的思想价值，但更主要的是资料价值。它的一些寓言故事，至今仍脍炙人口，富有教育意义。书中还提出了“法天地”、“传言必察”、等思想。
1、引婴投江：
有过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以此任物，亦必悖矣。
【译文】
有个从江边上走过的人，看见一个人正在拉着个小孩想把他投到江里去，小孩啼哭起来。旁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这孩子的父亲善于游泳。”孩子的父亲即使善于游泳，那孩子难道就一定也善于游泳吗？用这种方法处理事情，也必然是荒谬的。
【哲理】
这个故事讽刺了墨守成规、不知变通的人。告诉人们：一是本领的获得要靠自己，而不能靠先天的遗传。二是处理事情要从实际出发，对象不同，处理的方法也要有所不同。
讽刺那些做事不考虑实际情况，主观判断的人
加点字
过：经过
方：正在，正要
引：牵，拉
故：原因，缘故
善：擅长，善于
虽：即使
岂：难道，反问句式。
遽（jù）：就，遂
任：处理
悖（bèi）：荒谬
2、刻舟求剑：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
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出自《吕氏春秋．察今》）
【译文】
楚国有个乘船渡江的人，他的剑从船上掉进水里，他急忙用刀在船帮上刻下一个记号，说：“这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判断句）”等船靠岸，他就从刻记号的地方跳进水里去找剑。船已经行驶了，而剑却没行驶，这样去找剑，不是很糊涂吗？
【哲理】情况发生了变化，解决问题的途径应随之变化，告诫人们不能片面，静止，狭隘地看问题。
涉：渡
坠：落
遽：急忙，快
契：用刀刻
是：这
惑：糊涂
出自《吕氏春秋·察今》
3、循表夜涉：
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馀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
循表夜涉译文：
楚国人想要偷袭宋国，派人先在澭水作了标记，澭水暴涨，楚国人不知道，按照标记夜里渡河，淹死者一千多人，军队惊叫发出的声音好像房屋倒塌一样。先前标记的时候可以通过，水已经变化而增多了，楚国人还按照标记通过，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
【寓意】
处理问题要从实际出发，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应该随着变化，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要灵活多变。讽刺那些墨守成规，固执己见，不知变通，拘泥固执，不懂得根据客观实际采取灵活对策的人。
文章简介

吕氏春秋·察今
原文
夫传言不可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此愚者之所以大过也
闻而审，则为福矣；闻而不审，不若不闻矣。齐桓公闻管子于鲍叔，楚庄闻孙叔敖于沈尹筮，审之也，故国霸诸侯也。吴王闻越王勾践于太宰嚭，智伯闻赵襄子于张武，不审也，故国亡身死也。
凡闻言必熟论，其于人必验之以理。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闻而传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国人道之，闻之于宋君。宋君令人问之于丁氏，丁氏对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求闻之若此，不若无闻也。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不可不分，此圣人之所慎也。然则何以慎？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
译文
传闻不可以不审察，经过辗转相传白的成了黑的，黑的成了白的。所以狗似玃，玃似猕猴，猕猴似人，人和狗的差别就很远了。这是愚人所以犯大错误的原因。
听到什么如果加以审察，就有好处；听到什么如果不加审察，不如不听。齐桓公从鲍叔牙那里得知管仲，楚庄王从沈尹筮那里得知孙叔敖，审察他们，因此国家称霸于诸侯。吴王从太宰嚭那里听信了越王勾践的话，智伯从张武那里听信了赵襄子的事，没有经过审察便相信了，因此国家灭亡自己送了命。
凡是听到传闻，都必须深透审察，对于人都必须用理进行检验。鲁哀公问孔子说：“乐正夔只有一只脚，真的吗？”孔子说：“从前舜想用音乐向天下老百姓传播教化，就让重黎从民间举荐了夔而且起用了他，舜任命他做乐正。夔于是校正六律，谐和五声，用来调和阴阳之气。因而天下归顺。重黎还想多找些象夔这样的人，舜说：‘音乐是天地间的精华，国家治乱的关键。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和谐，而和谐是音乐的根本。夔能调和音律，从而使天下安定，象夔这样的人一个就够了。’所以说‘一个夔就足够了’，不是‘夔只有一只足’。”宋国有个姓丁的人，家里没有水井，需要出门去打水，经常派一人在外专管打水。等到他家打了水井，他告诉别人说：“我家打水井得到一个人。”有人听了就去传播：“丁家挖井挖到了一个人。”都城的人人纷纷传说这件事，被宋君听到了。宋君派人向姓丁的问明情况，姓丁的答道，“得到一个人使用，并非在井内挖到了一个活人。”象这样听信传闻，不如不听。子夏到晋国去，经过卫国，有个读史书的人说：“晋军三豕过黄河。”子夏说：“不对，是己亥日过黄河。古文‘己’字与‘三’字字形相近，‘豕’字和‘亥’字相似。”到了晋国探问此事，果然是说，晋国军队在己亥那天渡过黄河。
言辞有很多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是非的界线，不可不分辩清楚，这是圣人需要特别慎重对待的问题。虽然这样，那末靠什么方法才能做到慎重呢？遵循着事物的规律和人的情理，用这种方法来审察所听到的传闻，就可以得到真实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