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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子》是魏晋时代出现的一部重要子书。这本《集释》采集历代各家之注，对《列子》详加校勘、训释，并附张湛事迹辑略、重要序论汇录、辨伪文字辑略等，是了解和研究《列子》的读本。然而其并非最佳读本，更且有抹黑《列子》之意。不及《冲虚至德真经四解》。
        古代张湛曾说“往往与佛经相参”,隐晦的指出佛经受列子影响。〈辨伪文字辑略〉引朱熹言：“又观其言精神入其门，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书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之所由出也。他若此类甚众，聊记一二于此，可见剽掠之端云。”如此断章取义就如同柳宗元的质疑，列子伪书说是从唐代柳宗元辩列子发端，而实际柳氏也并未断言列子为伪。只是对其中几点略有疑问。却引来了后代不少极端化的呼应。认为这是朱子，柳宗元所意而追随脚步纷纷质疑列子，遂积非成是。然而朱熹的意见是以为佛书剽窃《列子》，在《语类》中说得更为明白：“‘今看《圆觉》云‘四大各散，今者妄，身当在何处’，即是窃《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门，我尚何存”语。’”（卷126）。
列子集释局限

        先秦古籍，文体各异，用字亦各不相同。杨伯峻先生《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写作年代的一个实例——<列子>著述年代考》64中，列举“数十年来”、“舞"、“都"、“所以"、“不如”五个词语，认为是“汉以后的词汇，甚至是魏晋以后的词汇。”因此，“除掉得出《列子》是魏晋人的赝品以外，不可能再有别的结论”。对此，严灵峰先生在《列子辩诬及其中心思想》自序中指出：“这是非常不科学的考证方法。”严灵峰所言有理，拿几个语言文字来判断《列子》是魏晋人的赝品是不恰当的。
        《列子》非张湛伪作的看法，已经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但学术界仍存在一种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今本《列子》“从思想内容和语言文字上看，可能是魏晋人的作品”。从语言文字方面，认为《列子》是魏晋人的作品，杨伯峻是持这种看法的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学者。后来根据语言文字主张《列子》可能是魏晋人作品的看法的人，大都来自杨伯峻的这一篇文章。
        杨伯峻在这篇文章中说，“如果我们精通汉语史，任何一部伪造的古籍，不管伪造者如何巧妙，都能在语言上找出他的破绽来。我们根据这些破绽，便可以判明它是伪书，甚至鉴定它的写作年代。所以我说，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古籍是科学方法之一。"但这种方法只能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使用；特别对先秦古籍的鉴定，滥用这种方法是不可靠的。
        其主要理由是先秦古籍的亡佚实在太严重。经过战国时的动乱、秦始皇的焚书、秦亡时的楚人一炬，刘向刘歆《七略》和《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先秦古籍不到原有的十分之一；再经董卓之乱，永嘉之乱及历代浩劫，《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先秦古籍，幸而保存至今的，又不到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先秦古籍保存至今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语言的发展是一个连续性的漫长的过程。秦汉时的语言是由先秦语言特别是春秋战国时的语言发展演化而来的。在秦汉特别是秦统一天下至汉初流行的词汇在先秦特别是战国必有某种程度的流传，当时的作家或思想家将其采用入自己的著作，这是很自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