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地域广袤，或荆，或楚，或荆楚，历来通用。《左传·襄公四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荆地即“九州”之一。《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尔雅·释地》：“汉南曰荆州。”荆，指荆山，今湖北南漳西。衡，指衡山，《汉书·地理志)以为即今湖南衡山西的衡山。汉，即指汉水。故荆之古地域，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楚，亦荆。许慎《说文解字》释“荆”为“楚木也”，释“楚”为“丛木，一名荆也。”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荆、楚一木二名，故以国号，亦得二名。”荆、楚同义，指同一种植物，与楚之先民发迹于荆山是分不开的，故古文献或以荆楚、楚荆联称，如《诗·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维女荆楚，居国南乡。”《　御簋》：“　御从王南伐楚荆，有得。”《史墙盘》：“弘鲁昭王，广纰楚荆，往狩南行。”我们这里说的楚地，指的是发迹于荆山、扩及今汉水流域为中心的江汉地区。这是楚国的腹地。这一地区的边缘地带，北抵方城，南至衡，西起夔，东抵鄂。若从战国时楚国势力的扩展，楚国的版图则几乎囊括半个中国。当然，那是楚国先后军事征服的结果，并非楚国的发祥地。在楚国的腹地，即荆楚地域内，历来就有先民在此辛勤开发，对创造本地区的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见于考古发掘材料，早在二、三十万年前，楚地就留下了先民活动的足迹。1956年在清江畔长阳下钟家湾的岩洞中就发现了古人类的化石，被命名为长阳人，属于早期智人阶段。1989年5月，湖北郧县博物馆在该县曲运河口学堂梁子上发现一具古人类头骨化石。1990年6月，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同一地点又发现一具人类头骨化石。国内外一些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认为“这是在中国大陆至今所发现，显示人类祖先直立人进化为较进步人种的最完整标本”，将其归入直立人范畴，因其地命名为“郧县直立人”。其特征与某些早期智人化石(如长阳人)颇相类似。学堂梁子属汉江北岸的四级阶地。从地层中发现与郧县人化石共生的哺乳动物有七、八十种，主要有豪猪、弥猴、豹、熊、犀、鹿、牛等。郧县人是研究晚期直立人与早期智人之间的传承关系的珍贵标本(李天元《从郧县人头骨化石的形态特征看其学术价值》(1993年3月14日《中国文物报》)。郧县人及其伴生动物的发现，为认识江汉流域古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料。1992年底，在修筑宜黄公路中，在江陵荆州镇郢北村又发现了距今约五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据1993年1月17日《中国文物报》载，1992年10月，湖北荆州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在江陵荆州镇郢北村鸡公山发掘。此文化遗址在湖北、湖南等平原地区首次揭示出多层旧石器时代不同文化类型的地层叠压关系。其中在距今约四五万年前或更早一些旧石器时代遗址地层中清理出古人类的活动面，揭示多处当时人们生产留下的遗迹，如由砾石围成的5个圆圈等，这是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在平原上的活动遗迹。此外，还发现了数以万计的砍斫器、刮削器等石器。它的发掘将使中国的旧石器人类在平原地带的居住生活的探索研究有新突破。)。继旧石器时代后，在江汉地区先后发现了千余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揭示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反映了氏族制社会先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状况。由此可见，在楚国腹地江汉地区内，一直有先民在此活动生息，辛勤地创造了原始文化。

　　大溪文化距今约六千年左右，因最早发现于四川巫山大溪而得名，约与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前期相当。其分布范围约西起巫山，东至湖北监利，北达汉水东北岸，南至洞庭湖北岸。江陵、公安、松滋、钟祥、天门、京山等地都是分布较集中的地方。属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其年代约与仰韶文化晚期相当。各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有红陶、黑陶、灰陶、白陶之分。前期以红陶为主，晚期则黑陶增多，红陶相对减少。典型器物有内[佥欠]口圆底盘、筒形瓶、深腹豆和瓮等。如江陵蔡台出土的红陶盆、灰圈足碗，公安王家岗出土的白陶盆，松滋桂花树出土的器座罐、[佥欠]口涂腹豆等都是造型轻巧实用的器物。其中公安王家岗出土的瓮，壁厚坚实，容量大，既可盛食物，又可盛水，说明其时先民经济生活已渐趋充实。在器壁纹饰上亦颇具特色。陶器表面常先施一层红色陶衣，然后主要以黑彩绘上水波纹、人字纹、平行线纹、戳印纹、刻印纹、指印纹等纹样，明快流畅，古朴生动。

　　与此同时，鄂东和鄂西北等地亦出土了与大溪文化相类似的器物，说明这一带先民与江汉地区先民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

　　约距今五千年左右，江汉地区先民与黄河流域、长江下游等地域先民一样，都相继转变为父系氏族公社，在考古学上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后期。江汉地区这一时期文化，因最早在京山屈家岭发现而称为屈家岭文化。屈家岭文化是承袭大溪文化而来的，与中原地区由仰韶文化发展而为龙山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分布范围，约北至河南南部，南至洞庭湖北岸，东到黄冈以西，西达三峡，中心地区在汉水中游的京山、钟祥、天门等地和[氵员]水流域一带。

　　早期屈家岭文化以黑陶为重要特征。主要器物有曲腹杯、豆、圈足罐、小罐、鼎等。其中如钟祥六合出土的高圈足豆，黑色，圈足从上至下有整齐的小孔，美观大方。松滋桂花树出土有瓶形壶、细颈壶、小口罐等，其中瓦棱纹罐灰色，容量较大，纹路清晰，既美观又实用。公安王家岗出土有曲腹杯、浅盘豆、鼎、[佥欠]口深腹豆、带盖罐、系耳罐等，还出土了一些小罐(明器)，说明其时氏族成员已开始分化。

　　晚期屈家岭文化陶器以灰色为主，主要器形有双腹碗(鼎、豆)、直颈鼓腹壶、瓮、碗、盆等，大小不一，各具特色。如钟祥六合出土的罐有大、中、小各类，盆口大腹深，瓮腹大口小，鼎则带盖密封，三足偏矮近地。已开始采用快轮制陶法，表现在陶器的底部，可以清楚地看到绳割的偏心纹，许多双腹器上腹都一样，仅下部适当变化。有少量彩陶，其中蛋壳彩陶杯和彩陶纺轮是最有特色的器物。现见于天门邓家湾出土的蛋壳彩陶杯、壶，薄如蛋壳，轻巧美观，代表了制陶的最高水平。同时，在江汉地区各处遗址中还出土了许多大小不同的陶纺轮，质地一般为泥质橙黄陶，形体轻巧，彩绘鲜艳，图案以旋涡纹、编织纹、太极图纹为主。纺轮如此多且又大小不一，说明这时手工纺织不仅已相当普遍，而且纱和布还有粗细之分。

　　约从公元前四千六百年至公元前四千年前，江汉地区在屈家岭文化的基础上，又发展成为具有龙山文化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在八十年代初，考古学界称之为湖北龙山文化。后来由于在天门石家河出土的器物最多，并具有典型意义，有学者又称为石家河文化。它分布的范围，东至鄂东，西至鄂西，北至豫南，南至洞庭湖，与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的分布范围大致相当。

　　石家河文化以灰白陶(或黄白陶)为主，彩陶基本消失。器形复杂，许多大型器物前所未见。如天门邓家湾出土的大型方格纹缸，容量大，可盛粮食或水。松滋桂花树出土的，三足有耳，口呈双面形，有大有小。晚期还出土了大陶瓮，是埋葬婴儿和成人尸骨的瓮罐。这种埋葬方法和平原地区多湖泊沼泽有关。器物纹饰以绳纹、篮纹并重，还有方格纹、宽带状堆纹等纹样。轮制器更多，豆、盘、碗多以镂孔圈足为特征。此外，天门邓家湾还出土了丰富多彩的小陶塑人物和动物。人物形态不同，神态亦各异。动物有鸟、鸡、狗、羊、象、龟、兔等十多种。这些陶塑特征鲜明，生动有趣，是我国原始艺术的结晶。如兔竖耳、羊卷角、鹰勾嘴、象长鼻，各具特点。又如人狗相戏、鸟栖狗背等连体造型，生趣盎然，不仅反映了先民熟练的雕塑技巧，而且还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说明其时人们审美能力已大大提高一步。

　　石家河文化中还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在瓮棺中发现了稀世珍品----玉雕。玉雕选用灰白色、黄褐色和青灰色等软玉作玉料，除雕刻成管、坠、珠、璜、环、璧等装饰品外，还有人头像和各种动物形状的玉器。玉人头像头上戴帽，耳下垂环，是氏族制瓦解的活标本。动物玉器有飞鸟、跃鱼、鸣蝉等，或动或静，造型简洁，十分逼真。其中以玉虎头、玉蝉和玉鹰最有代表性。玉虎头雕刻正面入手，耳朵直竖，眼睛圆睁，机敏而威严。玉蝉体扁平，双目外凸，双尾分叉，灵巧而高雅。一个瓮棺就有一件或几件玉蝉，反映了先民对蝉的钟爱。玉鹰作展翅飞翔状，目前所见仅荆州博物馆一件，堪称稀世珍宝。这些玉雕大多穿有小孔，可作佩带之用，既是装饰器物，也同时是最早的礼器。楚地多产玉石，后来楚国多玉器，是有其悠久的玉器雕刻历史的。

　　上述各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除大溪文化打制石器尚有一定比重外，其他文化遗址均以磨制石器为主，且相当精致。既有大型的石斧、石铲、木柄石锄，又有精巧的刀、凿等小工具，全面而多样。与此同时，公安王家岗、松滋桂花树、京山屈家岭等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含有稻谷的红烧土、陶片和谷灰渣，说明当时江汉平原的原始农业，以种水稻为主。经鉴定，屈家岭遗址中的水稻，品种为粳稻，是用籼稻培育出来的，可见种植水稻已有很久的历史。由于江汉平原古属云梦泽薮，各处遗址还出土了猪牙、猎下颚骨、牛角、兽角、鱼骨、网坠、箭簇等，说明其时狩猎经济还占有重要地位，原始畜牧业也就在这一基础上发展了起来。石家河文化还出土了鸟、象、兔等陶塑品，说明此地自古多飞禽走兽，难怪后来楚君(王)好打猎，并以云梦泽为游猎区(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实物均笔者在荆州博物馆所见，这些文物反映了该三种文化的基本面貌。）从迄今考古材料所见，在江汉平原及其边缘地带，从长阳人到旧石器时代的鸡公山文化，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都说明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先民在此辛勤开发、生育繁殖，创造了原始文明。这一先民，究属何部落族系，从古文献的零星记载，是可以获得符合实际的确定的。据传说，在氏族制后期，我国黄河、长江流域有三大部落集团，即黄河中上游的炎、黄集团，黄河下游的少昊、太昊集团和黄河以南南蛮集团。三大部落集团为争夺土地和人口，争战不已，极其激烈。待中原各族融合为华夏族并建立一统中原的各王朝后，视周边各族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之邦，长江中游和江汉地区一带先民，当然被视为蛮夷、楚蛮、南夷，故楚地之先民，实属南蛮集团，是和炎黄集团、东夷集团同时发展起来的，他们所创造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其他各地域文化一起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南蛮，作为族名，只是一种泛称。《礼制·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距，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文身，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可见除中国华夏族之外，夷、戎、狄、蛮乃四方之民，皆各有“性”，“不可推移”，是不同的民族群体。在不同的民族群体之内，又有不同的族系，南蛮也不例外。《春秋大事表·四裔》就把南蛮分为卢戎、蛮、濮、巴四族。卢戎，即蛮，故南蛮实含蛮、濮、巴三族。蛮、巴、濮的古地域与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范围大致相当，当是这些文化的创造者。《战国策·魏策》：“……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韩诗外传》将其纠正为：“三苗氏，衡山在其南，岐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三苗，即苗蛮，南蛮集团亦称苗蛮集团。《山海经·大荒北经》：“颛顼生头，头生苗民，苗民[敕/厘]姓。”按此说法，三苗亦源自炎黄集团。苗民因“弗用灵”(《尚书·吕刑》。)、“匪用命”(《礼记·缁衣》)，故在尧、舜、禹三代，中原集团就对三苗攻伐不已，三苗退居南蛮，成为江汉地区蛮民的一支(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1988年11月第1版)。而有学者则认为，三苗就是指蛮、濮、巴三个民族(倾铁符《楚国民族述略》(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10月第1版)。

　　但不论取何种说法，在以江汉地区为中心的古荆楚地域内，确实存在众多的土著居民，他们艰辛地创造出了原始文化，为后来璀璨夺目的荆楚文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