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国君原不见称号，如鬻熊至熊绎，均称名，冠以熊字，熊绎后三代，亦称熊×。至第八代国君熊渠时，封三个儿子为王，进行试探。后虽悄然罢去，但却表明这时楚国君已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企图僭号称王。

　　熊渠之后，历代国君仍具名，但至熊仪时，则号若敖，熊坎号霄敖。熊坎子熊[目旬]，称[虫分]冒。“[虫分]冒”与“敖”音同，亦为敖。可见“敖”是对国君的尊称，是氏族制军事首领或酋长演变过来的特殊称呼。楚武王以后，楚国国君也有称“敖”的，如楚文王子熊B052称庄敖，楚康王子员立，称郏敖。春秋后期，公子比、黑肱、弃疾联合推翻楚灵王统治，弃疾又以恐吓手段迫使比、黑肱自杀，自称王，是为楚平王。平王葬先已称王的公子比于訾，称訾敖。故注家说楚国不成君无号谥者，多以葬地冠敖号(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3月第1版)。后来有的国君后裔也以先祖称号为氏的，如显赫的若敖氏。同时，楚族本身就是庞大的血缘联合体，所以见于史籍，除了国君称敖外，有的大贵族也有称敖的，如莫敖氏、敖氏等。至熊通称王不称敖，一方面说明楚势已强，敢于公开与周王室对抗，另一方面也显示国君的至尊地位已经确立，楚国的奴隶制政治已走上了新的阶段。

　　随着王权的确立，楚武、文王时，楚国奴隶主专制统治，日益加强，统治机构也日臻完善，并涌现出了一批颇有政治、军事、外交才干的贵族。根据《左传》等有关篇章记载，楚武王时开始有权威的官职是莫敖。莫敖屈瑕曾代表楚武王与贰、轸结盟，郧欲令随、州、绞、蓼攻楚，从中作梗，屈瑕当机立断，在蒲骚大败郧国军队，终盟贰、轸而还。接着又领军打败绞国，迫其订城下之盟。从这些政治、军事行动看，屈瑕的权力是很大的，可以代表楚武王领兵出征、结盟，主持军政大事。另一位莫敖屈重，当楚武王在攻打随国途中病逝，他以楚武王代表的身份与随订盟，并与随侯会于汉水之滨。可见其时莫敖位尊权大，是仅次于王的官职(贵族)。就在这次攻随时，楚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令尹的官名与首位令尹斗祁其人《左传·庄公四年》。）尽管令尹斗祁列在莫敖屈重前面，但当时令尹作用却无莫敖突出。楚文王时继续设置令尹(《左传·哀公十七年》：“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武王时令尹斗祁，文王时令尹彭仲爽，是见于史籍记载的最早两位楚国令尹)，莫敖一职地位从此逐渐下降了，令尹则位显权重，成为执掌楚军政大权的百官之首(据《左传·襄公十五年》载，楚康王时莫敖排列在令尹、司马之后。故从楚成王以后，令尹已为百官之首，莫敖一职的性质与地位则已转变。)。从莫敖到令尹，应是楚国官制的重要改革，因为莫敖，毕竟带有旧氏族贵族的色彩，而初时的令尹，并非一定由贵族担任。如楚文王时的令尹彭仲爽，就是“申俘”。

　　楚武王时期，除设莫敖、令尹外，还设有军率。“[若阝]俘”观丁父被任为军率后，在克州、蓼，服随、唐，开拓群蛮之地等战役中立了卓著功勋，故为楚国后人所追述。可见军率一职，是指挥战争的重要职务。后来楚官制中不再见有此职，可能是楚武王在战争中临时设置的军事指挥职务，战罢即撤。

　　据《说苑》载，楚文王时有一个叫保申的，严厉批评楚文王贪恋田猎、沉迷酒色、不理朝政行为，并以“先王之命”予以笞打。这个保申就是类似“师保”之官。楚人好卜，保申既掌保养、教诲之职，又司申卜、问凶吉之事。商周奴隶社会的天人合一、政权神权并重的统治特点，楚国其时亦已具备。

　　此外，楚武、文王时期，众多的文臣武将累累见于史籍，如武王时有参政议政与决策的斗伯比(斗伯比，楚大夫。他为楚武王攻随服随，出谋画策，起了重要作用。据《左传·桓公十三年》载，他认为莫敖屈瑕骄傲轻敌，伐罗必败，可见是楚武王身边很有才干的最高统治集团成员之一)，以及出使随、黄等国的章、领军出征的斗廉等。楚武、文王时期，楚国已建立起以王为首，王、贵族、官僚三位一体的奴隶主贵族专政的政治体制。

　　对已征服的各地统治，楚国仿照周制，亦实行封邑制。如早在西周时期，熊渠就分封三个儿子于“江上楚蛮之地”，后来氏又“食邑于[艹/为]”。春秋以降，直至战国末，楚国封邑制长盛不衰，所以封邑制是楚国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楚国的兴衰相始终。但另一方面，楚武王又开创县制，灭权后改为县，这可能与鉴于西周分封制导致诸侯坐大弊病有关。楚文王继续奉行这一政策，“实县申息”(《左传·哀公十七年》)，从此，楚国县制也日益发展，与封邑制长期并存。

　　楚武、文王县制的创立，是楚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它对楚国的崛起与强盛，起了显著作用。首先，楚文王时期设立的县，均在楚国北境，既是北通中原的信息窗口，又成为争霸中原的战略要地。如权、那处，均在今湖北荆门境，是当时北通中原的门户。申，在今河南南阳境，紧连方城(申之北有方城山，南北绵亘数百里。楚国筑城于此，成为战略要塞，号称楚国长城)，成为楚国北上的战略要地，对后来楚国称霸中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息，则在方城南淮水北，成为后来楚国东拓江淮必经之重镇。可见楚武，文王灭国为县，是从战略需要考虑的，是楚国奴隶制政治、军事发展的重要步骤。

　　其二，加强了君主专制，削弱了世袭贵族势力。县之长官，先称县公、尹，后又称令、大夫，一般仍由贵族担任，但已不是“封”，而是“使”(任命)。如楚武王克权，先任斗缗为尹，后迁权于那处，任阎敖为尹。而战略要地的申，历春秋各代，几乎每一、二代就有一位新的县公，足见申县已由楚王直接控制。

　　楚王由于直接掌握县，便可大胆放手地在县建立军队，成为国家军队的一部分。如后来见于史籍的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就是以县为单位的楚国地方部队。而其中尤以申、息之师最具有战斗力，御秦抗晋，南征北战，为后来楚之立霸，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天出河南邓县往北往西，许多以申营为地名，与当年申之师频繁出征不无干系(笔者曾带领学生至西安、洛阳等地进行史迹考察，途中所见称“申营”的地名不少，可能与当年申地军队征战有关。因乘车途经这些地方，未查阅当地史籍记载和实地考察，或不实。）其三，国家直接向县邑征收军赋，增强了国力。灭国为县后，县邑是要直接向国家缴纳租税的，如《左传·成公七年》载，楚庄王服宋后，庄王弟子重以为有功，请取申、吕为赏田。申公巫臣反对，理由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 ，以御北方。”楚康王时，司马掩书土田，其目的就是“量入修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他能在全国范围内清查土地、摊派军赋，如无国家直接控制的县邑，是不可能进行的。楚武、文暨后来成、庄诸代，楚国之迅速崛起，饮马黄河，观兵周疆，北争中原，与县邑源源不断的物力、人力的供应支援，有直接关系。因此，楚武、文王首创县制，是一次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它标志着楚国奴隶制的重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