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60年，楚共王卒，子楚康王(前559椙?45年)立。公元前558年，晋悼公卒，子晋平公立，晋、楚关系史，乃至我国古代春秋史，已进入了新的阶段。

　　晋平公新立，为确立霸主地位，即于公元前557年(楚康王三年)会宋、鲁、卫、郑等国国君于溴梁(今河南济源西)。齐灵公不至，仅派大夫高厚赴会。晋以邾、莒侵鲁，又通齐、楚，执两国之君，高厚害怕，中途逃盟(《春秋左传·襄公十六年》。）许原已被楚迁于叶，这时见晋势强盛，许灵公弃楚从晋，遂请迁于晋，许国大夫则反对，晋于是伐许，并进而攻打楚国，以报宋杨梁之役(公元前561年，楚为报晋取郑，联秦攻宋，进驻杨梁(今河南商丘东南)。楚公子格率军与晋军战于湛阪(今河南平顶山市西北)，楚军失败。晋军接着攻至楚方城之外，因许未迁，复又伐许而还(《左传·襄公十六年》。）这是楚康王、晋平公时双方发生的一次较大的战争，但这次战争也只是局部性的，晋以自己一国之军独进，楚亦未出动主力，且许请迁晋并未实现，所以对双方影响不大。

　　此后，晋、楚间又出现弭兵运动。这次弭兵，除原有的因素仍在起作用外，随着晋、楚双方与各国形势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晋国早在晋景、厉公时期，内部矛盾就很尖锐，晋厉公本人就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倾轧中丧命的。晋悼公立，政局一时稳定，但他是依靠网络贵族与对外争夺，才得以维持其统治的。

　　晋悼公复强，时仅十六年。卒后，国内矛盾迅速暴露出来。公元前554年(晋平公四年)，晋中军帅荀偃卒，晋平公以范宣子为中军帅，主国政。过二年，栾[厌/*4/5〗黑/-*4/5〗]卒，其妻栾祁(范宣子女)与家臣私通，惧子栾盈，向其父范宣子诬陷栾盈将作乱。栾盈好施舍，颇得人心，范宣子听信了栾祁的话，就逐栾盈，杀其党十人(皆晋大夫)(《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栾盈先奔楚，后奔齐。公元前550年(晋平公八年)，栾盈在齐庄公帮助下，潜入曲沃(栾邑)，因得魏纾掩护，昼入晋都绛(今山西侯马市)。范鞅挟持魏纾入宫，栾氏孤立无援。范宣子焚“丹书”(《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杜注：“盖犯罪没为官奴，以丹书其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丹书，以红色书于简牍。”)，使奴隶裴豹杀栾氏家臣督戎。栾盈失败，固守曲沃。晋国这次内乱，充分暴露了晋六卿(赵氏、魏氏、韩氏、智氏、范氏、中行氏)专权，勾心斗角和矛盾重重的局面。晋平公听命于众卿，君权日弱。栾氏虽被镇压下去了(《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晋人克栾盈于曲沃，尽杀盈氏之族党。栾鲂出奔宋。书曰‘晋人杀栾盈’。”)，然晋卿大夫之家权力日重，公室日卑，国力下降。

　　晋国的外部形势也日益陷于被动。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范宣子为政，征诸侯之币重，郑子产致书范宣子说：

　　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即子产)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指晋)，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昧昧)也!将焉用贿?(《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范宣子只得减轻诸侯之币。范宣子死后，赵文子(赵武)为政，“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明晋对从国勒索是很苛重的，以致郑子产致书抨击。晋为了改善与各国关系，也一再减轻各国进贡数量，申之以礼，借以缓和与盟国的紧张关系。

　　晋虽一直希望与秦修好，而秦则始终亲楚而敌晋。在楚、晋相争中，楚几次得到秦军援助，使晋受到极大的压力。公元前559年，晋会同中原各国军队大举攻秦，至泾(泾水，或泾水渡口)，都不肯渡水。后虽渡过泾水，但晋下军帅栾[厌/*4/5〗黑/-*4/5〗]竟抗命，率其部东归。中军帅荀偃无奈，只好命令全军撤退。此役劳而无功，晋人称之为“迁延之役”(《左传·襄公十四年》。）秦亲楚与晋为敌，对晋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晋对齐虽采取谨慎与拉拢政策，但齐国一直把矛头对准晋之与国鲁，从而引发与晋的直接对抗。从公元前558年(晋悼公十六年)起，齐连年攻鲁之北鄙，并使邾攻鲁之南鄙，还公然不与晋之会盟(公元前557年溴梁之会)。公元前555年(晋平公三年)，晋联合鲁、宋等盟国大规模地攻打齐国，围齐都临淄，东侵及潍水，南略及沂水(《左传·襄公十八年》。)。齐被迫与晋讲和。公元前550年(晋平公八年，齐庄公四年)，齐先助晋栾盈返晋，继而出兵伐晋，深入晋国腹地，及闻栾氏败，才收兵而归。次年，晋会各国将伐齐，齐乞师于楚，楚康王即“伐郑以救齐”(《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8(楚康王十二年，晋平公十年)，齐庄公被崔杼杀，齐景公新立，晋等又乘机伐齐，齐又被迫赂晋请和。晋、齐虽和，但齐的威胁依然存在。

　　晋平公即位后，面临国内矛盾重重、国外楚、秦、齐威胁，属国又恐生二心，故公元前548年，不得不改变政策，对属国以礼相待，减轻求索，并进而考虑与楚再度弭兵。

　　前已指出，楚自鄢陵之战失败后，已渐走下坡路，与晋争夺与国时，往往处于劣势。在此同时，楚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和斗争也日益尖锐复杂。楚在鄢陵之战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二卿相恶”(指令尹子重与司马子反)(《左传·成公十六年》)，内部倾轧，指挥不力。其后，右司马公子申，居功自傲，“多受小国之赂，以逼子重、子辛”(《左传·襄公二年》)，对外受贿赂，在内又争权，结果被杀。令尹子重卒后，继任令尹的子辛，又对小国求索无厌，任令尹不过二年又被杀。此两人被杀，《春秋》均予以醒目记载，反映了楚国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已达到了何其严重的程度。楚共王卒，楚康王初立，为了整肃政纪，曾对统治集团成员作了调整，“以靖国人”(《左传·襄公十五年》。）但在新任九位大员中，五人为公子，余四人为世族，实际上是在公族大姓之间进行调节平衡，实现权力再分配。其间，公子午(子庚)任令尹，政绩平平，公元前555年(楚康王五年)，子庚死，楚康王要任命子冯为令尹，子冯先征求申叔豫意见，申叔豫说：“国多宠而王弱，国不可为也。”(《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多宠”，指的是公族大姓势力强大，左右国家政局；“王弱”，说明楚共王死了以后，王权也开始削弱。

　　楚共王即位以来，楚国政治还出现了一个突出的严重问题，即公族与世族及世族之间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激烈，造成一些世族逃往晋及其他国家，为客国效劳。据《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在第二次弭兵前夕，蔡声子(公孙归生)在同令尹子木的谈话中，详尽地列举了楚国自楚共王以来世族外逃，给楚国带来严重危害的事例。他考察晋、楚相争实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他告诫子木：“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不可救疗，所谓不能也。”他希望楚国统治者勤赏、畏刑、恤民，实行礼治，再不要滥刑逼使大夫逃往他国。蔡声子的话剌痛了子木和楚康王，使他们不能不感到忧虑，转而考虑与晋弭兵。

　　楚申公巫臣自教吴叛楚后，楚、吴关系一直紧张。楚既北争中原，与晋正面对抗；在东方又与吴结仇，更使自己陷于被动。公元前570年(楚共王二十一年)，楚国为了打击吴国，令尹子重在出兵之前先行演习，挑选军吏、士卒，大规模地进行东征。结果为吴所败，吴取驾(今安徽无为境)，楚人咎子重，子重心疾发而死。这年夏，晋会诸侯于鸡泽，吴王寿梦未赴会，但过两年，吴王寿梦则派使者去晋致歉，请与晋及中原诸国通好。从此，吴与晋等结盟，进一步与楚为敌。公元前560年楚共王卒，吴即乘丧攻楚，结果失败。晋等国虽应吴请出兵攻楚，然因各国意见不一，结果中途作罢。公元前559年(楚康王元年)，楚康王即位，即命令尹子囊伐吴，吴军不出，楚军回还途中失去警戒，结果被吴自皋舟之隘拦腰截击，楚军不能相救，被打得大败。子囊回来后不久就死去了，临死前嘱咐子庚(继任令尹)：“必城郢!”要子庚筑郢城以备吴(《左传·襄公十四年》。《续汉书·地理志》刘昭注云：“江陵县北十余里有纪南城，楚王所都。东南有郢城，子囊所城。”)。楚国两任令尹均为战吴而死，楚人不能不以此为训，故一段时间内，楚持郑重态度，再未贸然出击。直至公元前549年(楚康王十一年)夏，楚经训练成水军后，才出动水军攻吴，但因不设赏罚，军政不善，“无功而还”，此即为楚、吴舟师之役(《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冬，吴召舒鸠(楚之属国，今安徽舒城)叛楚，楚康王亲自领军讨伐，舒鸠否认叛楚，楚康王领军还。次年秋，楚令尹子冯死，舒鸠又叛楚，楚新任令尹子木率军攻讨，吴军来救，被楚军打得大败，遂灭舒鸠。冬，吴王诸樊率军伐楚，攻巢(今安徽瓦埠湖南)，被楚巢牛臣射死(《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7年(楚康王十三年)，楚康王联合秦军伐吴，至雩娄(今河南商城东)，闻吴有备而还，转攻郑(《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由此可见，自楚共王以来，晋联吴攻楚，使楚面临晋、吴北、东夹击，已日益疲于应付，陷于困境。楚康王虽力图略吴，并取得一些胜利，但终无法摆脱吴的严重威胁。

　　综观上述，无论是晋国还是楚国，自鄢陵之战后，国内政局不稳，盟国不堪忍受沉重的需求勒索，离心日显，都无力继续发动大规模的战争，都想息兵罢战，把原来的弭兵运动变成现实。公元前548年(楚康王十二年，晋平公十年)，晋赵文子(赵武)执政，采取“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政策，就是基于对楚等国倾向于弭兵的分析得出来的。他对穆叔说：

　　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齐崔、庆新得政，将求善于诸侯。武也知楚令尹(指子木)。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这就是说，今后对各国减少勒索，和楚国停止武力相争，转向以“礼”相待，弭兵是可以实现的。赵文子不失为一位头脑清醒、注重实际的政治家。

　　第二年，即公元前547年(楚康王十三年)，楚会同陈、蔡伐郑，郑卿子产认为“晋、楚将军，诸侯将和，楚王是昧于一来。不如使逞而归，乃易成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宁可让楚国攻伐也不抵御，从而让弭兵愿望早日变成事实。子产的这种态度，也不失为一明智之举。

　　宋国左师向戌也认识到弭兵已是大势所趋势，他本人又与晋赵文子、楚令尹子木友善，“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遂于公元前546年(楚康王十四年，晋平公十二年)，先至晋提出弭兵问题，赵文子与诸大夫商议，韩宣子说：

　　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8〗[艹/*4/8〗甾/-*4/5〗]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之矣。(《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晋国同意。至楚，楚国亦表示赞同。至齐，齐人先犹豫，后考虑到晋、楚均同意弭兵，又怕失去民心，也就同意了。告秦及其他国家，都表示赞同。于是这年秋十月，楚令尹子木、晋卿赵文子与宋平公、滕、邾之君，以及齐、鲁、卫、陈、蔡、郑、曹、许国大夫盟于宋都商丘蒙门(东北门)。秦同意弭兵，但《春秋左传》未记其代表出席会议，可能与远处西陲，交通不便有关。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各国随来军队以篱笆编织为墙，不为垒堑，以示友好。晋、楚军队分处北、南两头。经向戌斡旋，晋、楚双方达成协议，规定“晋、楚之从交相见”，即晋之盟国要朝楚，楚之盟国要朝晋，奉晋、楚为共同霸主；秦、齐亦大国，秦不朝晋，齐亦不朝楚。邾、滕分别为齐、宋之属国，故不与盟。

　　盟会期间，双方明争暗斗，气氛很紧张。晋人见“楚氛甚恶，惧难”，甚至作好撤退准备。

　　在歃盟时，“晋、楚争先”，“楚人衷甲”(甲在衣中)，各不示弱。晋臣叔向(赵文子副手)委婉地劝赵文子“子务德，无争先”，“乃先楚人”，楚令尹子木于是首先歃血盟誓(先歃者为盟主)。此即第二次弭兵之会，亦谓“向戌弭兵”或“宋蒙门之盟”。

　　次年夏，齐、陈、蔡、北燕、杞、胡、沈、白狄等国国君朝晋；冬，鲁、宋、陈、郑、许等国国君朝楚(《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宋蒙门之盟得到认真贯彻执行，标志着弭兵运动的成功。

　　宋蒙门之盟是宋西门之盟的继续。如果说宋西门之盟是弭兵运动的先声，那么，时过三十余年后的宋蒙门之盟，弭兵运动则终成事实。此后一段时间内，中原地区未发生过大的战争，这显然是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但第二次弭兵之会，毕竟是晋、楚平分霸权的产物，“大国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宋、郑等国“仆仆于晋、楚之廷”、“苦于供亿”(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负担同样是很沉重的。

　　第二次弭兵之会是春秋历史的转折点。此后，晋、楚争霸基本结束，楚转向与吴争战；晋与齐、鲁等国一样，国内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公室日卑，卿大夫之家日盛，奴隶制逐步向封建制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