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至战国后，楚文字数量多，书写流畅，与毛笔的创制使用是分不开的。西晋崔豹《古今注》说：“秦吞六国，灭前代之美，故蒙恬得称于时。蒙恬造笔，即秦笔耳。”“蒙恬造笔”故事流传至今，无人不晓。事实上，早在蒙恬之前，楚人就已能造笔，并用毛笔书写了。从本世纪四十年代以来，湖北、湖南、安徽各地楚墓出土的竹简、帛书、帛画、漆器图案，都是用毛笔书写和描绘的。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战国中期楚墓出土了毛笔和竹片、钢削刀、小竹筒，后三者显然是和毛笔配套使用的。1957年信阳战国中期楚墓出土了一件文具箱，内装有毛笔和其他配套工具。由此可见，战国后，楚人已广泛使用毛笔了。

　　毛笔的使用，不仅使书写范围扩大(突破了原来甲骨文和铭文的局限性)、字数增多，而且在字体上亦有新的发展。当然，楚文字总体看与中原文字是一致的，但亦有自己的特色。如字体流利，或简或繁，比较随便，其字体结构、波势挑法，已具有“古隶”的特点，后来秦隶、汉隶，正是在楚字与其他地区文字的基础上吸收发展而成的。

　　楚地盛产竹，故楚人就地取材，对竹进行加工处理，成为人们书写最简便的材料，称为竹简。自本世纪五十年代初在长沙楚墓首批出土竹简后，在湖南其他地区，以及河南、湖北各地也先后出土了大量的竹简，其中尤以江陵、荆门出土的竹简最多。大量竹简的出土，对研究楚国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早在1942年，在长沙东郊子弹库楚墓中，就出土了一幅帛书。帛书共948字(缺94字)，有三篇，一为《四时》篇，二为《天象》篇，三为《月忌》篇李学勤《论楚帛书中的天象》(《湖南考古辑刊》1982年第1集)。

　　帛书，即为写在丝绸品上的文字，是迄今为止所见的我国最古老的缣帛文字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原品1945年流入美国，现国内所见的是帛书摄影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