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的君臣关系与春秋时期的诸侯卿大夫关系不同。春秋时期，卿大夫的身份与地位，大都与生俱来，不易获得，也不能自动的放弃。国国君若本来就未加任命，也因之就不能任意加以黜免。国君即使有心要按功劳定赏罚，恐怕也未必能办到，有之，也只是一些诉诸非常手段的政变，如晋侯尸三谷阝，鲁国图季氏之类。正常而制度化的方法，似乎未尝见于春秋之盛时。

　　殆及春秋末季，贵族之间有了极激烈的斗争，其中亡命坠氏的贵族及邦国，都有一大批一时无固定主人的“士”，流散各处，寻找新的主人，寻找新的职位。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参加斗争的贵族可以找到一批待价而沽的助手。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必须以这种情况来说明，方有意义。

　　由春秋转入战国，这一个“士”的阶层，并没有因为旧有社会结构的改变而趋于消失。世族卿大夫的阶层由蒌缩而终于不见，士的集团则在春秋末期本已活跃，更因一些外在因素而人数增加，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是学在私人，使一些过去不易有问学机会的人，也可以获得教育。教育家中无疑以孔子为巨擘，他的“有教无类”的政策，他的兼重个人修养与从政实务，使儒家的学者成为当时有实力人士争相罗致的对象。当世有势力的人向孔子询问弟子贤否的颇不乏人，包括鲁国当时实际的统治者--季康子。《论语》提到的二十二位弟子中，九个曾经担任过邑宰或其他职务。所以《史记·儒林列传》说：“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

　　终战国之世，出产这种有服务能力的职业“士”人者，除孔门以外，还有墨家以下的各家。很多战国士人的出身颇不堪问，《吕氏春秋》举了一些实例：

　　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鲁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墨子。索卢参，东方之钜狡也，学于禽猾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

　　入各位大师门下求学的人，有很多是为了纯粹的求知欲望，甚至如颜渊一类，以至道为业的，但也恐怕有不少以学得出仕的能力为目的，孔子自己就曾感慨过：“读了三年书，而没有想到俸禄的人，实在不容易找到。”

　　战国的朝廷上，是这样一群职业的人士，其中当然不乏受人敬重而也自重的人，他们的出处进退，都有原则有分寸。同时，其中也定有不少纯粹以求仕为业的“鄙夫”，孔子所谓“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这种患得患失的人，无恒产可恃也通常未必有“恒心”，于是他们有时不免于缺乏原则，放辟邪侈，无所不至。孟子的时代，这种以仕为职业的现象，已很普遍，所以《孟子》一书提到的“仕风”，与春秋时的士大夫情况已极不相同。孟子提到因贫而仕：

　　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

　　更解释士之不仕，即等于失业：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 ：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絜，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唯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耝哉？”

　　他在前半段说到士与诸侯的比较，以祭祀为主题。事实上这是“古之人”的情况。以战国情况说，后半段用农夫的耒耜作譬喻，毋宁更适切的表现了战国“士”人的特质。

　　这种以仕为业的官员，显然与世卿不同，世卿与国休戚相关，君主既不能免他们的职，他们也不能辞职，君臣之间的关系因而比较紧张。战国的“异姓之卿”则不然，若是君臣合不来，颇不妨弃此他适，君臣之间既然可以如此，其关系遂发展为契约式的或交易式的，君臣之间因此有一种相报施的关系，《孟子》也包括了一长篇讨论：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仇，寇仇何服之有？”

　　贸易关系支配了君臣的身份，君以爵禄作为货价，而臣以能力作为货品，臣若不能从国君得到货价，君也不用盼望臣子会尽力；反之亦然。实物的货价，或货币的货价，自然因其易于支付及没有附带权益两大优点，代替了封建政权下的封地采邑，这就是俸禄制度的起源。春秋末季，似乎已有支付俸禄的记载，例如孔子的弟子原思，曾经领过邑宰的禄入“粟九百”。而战国的吏俸似乎已有了石数的等级，至少燕国的官秩高下，是以石数为断，三百石（也许指岁入）应是中级的官吏。战国似乎没有用货币支付俸禄的制度，其流风下逮于西汉，官秩仍用石数表示。

　　一群以仕为业的官员，以俸禄为收入，与君主构成贸易的两造，关系建立在报施观念上。由此，战国的列国朝廷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官吏，他们将为专制君主做最适当的工具：有服务能力，却又可以随时罢黜；以俸禄换取服务，却可以免去占据封邑的弊病。这是一种新型的官僚制度，效率与忠诚于是代替了无法约束或改变的亲属与血缘。至少，君臣之间的关系单纯了，单纯得只剩雇主与佣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