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的身分为大夫的家臣和武士。士可能世代是士，也可能是大夫庶孽不能承宗而变为士。士可能在本宗本族服役，也可能被雇一起其他宗族。以人数论，士应该超过公子和大夫很多，但是位置卑下，不足称道，史家笔下很少带到。在班固《古今人表》中，第一第二两期不见士的踪迹；直到第三期（西元前662至633年）以后，士方见于经传。由第三期到第六期间，活动而见于记载的士都只是平平常常的家臣的武士。可是在第七期（西元前542至513年），士集团包括了一位志在张公室而叛季氏和南蒯。一个邑宰可以据邑称兵，其实力就可想而知了。专诸刺吴王也开了后世战国侠士的风气，第八期（西元前512至483年）有一位最了不起的人物崛起于士集团。孔子生于士的家庭，少时做过许多“贱事”，但是晚年显然已升入不能徒行的大夫之列。他的弟子替他扬声于天下，死时已成为鲁国的元老，但是他自己的社会地位似乎从未超过下层的大夫。孔门弟子中有为家宰的子路，有统率鲁国军队半数的冉有，和他的车右樊迟。他们的出身则都是士。家臣中最成话柄的自是阳虎。他以陪臣执国命，成为鲁国实际统治者达五年之久；鲁国的季氏在他掌握之中，孟氏和叔孙更不必提了。士集团中爬得最高的要算孔子和他。

　　士集团在每一期的人数都不多，但是增加的趋势则显而易见。自第三期开始有士而后，士在每期全人数的百分比由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八，最后两期则达到百分之十六和百分之二十二。不仅士集团在最后二期有上升现象，同时大夫集团有显著的下降趋势。这一尖锐的对比暗示部分的权力由大夫转移到士的可能倾向。阳虎和董安于的个例正可补充说明这种一般性的结论。假使士集团和大夫集团重要性的相对地位继续以同一轨迹发展下去，这两条曲线大约可在第九期结束后不久相交。在这个交点应可看到春秋大夫访华团的崩溃和士集团的获得优势地位。可惜春秋战国间在《左传》结束之后有一片空白，史阙有间，只好付诸阙如。国史上这一决定阶段就不免成为难答的谜了。

　　战国史料可考时，国史上出现完全与春秋面目不同的时期。重要的改变趋于完成。班固的《古今人表》将用来讨论社会上的“新人”，或出身寒微者。

　　所谓“新人”的标准如次：第一，没有正面的证据提起他是任何贵族家庭的成员或亲属；第二，姓氏不是巨家大族的姓氏；第三，姓氏中不包含官衔或称号，因为很多“以官为氏”的人有贵族祖宗；然有一点必须记住，有贵族姓氏的人，或“以官为氏”的人，可能是没落王孙，早就沦为齐民，除了旧姓氏外已一无所有。本文设立第二和第三两条标准，目的只是更为矜慎，避免不小心把贵裔算在“新人”之列，全是史阙有间，其未被发觉者当仍不少。

　　附表四（略）是春秋战国两时代“新人”的对比。表中可以看出，在西元有四六四年以前，来历不明者的百分比平均数为总人数百分之二十六；彼时以后则平均数达百分之五十五。如果在总人数中剔除不可能来历不明者的公子，则春秋战国两时代来历不明分子百分比平均各为百分之三十二及百分之六十。这个对比显示战国时社会上的流动性倍于春秋时代。尤须注意者，这个趋向，再加上春秋期大夫集团的衰落，或可表示不特在战国初期社会有高度流动性，而且前一时代显赫的大夫集团已完全崩溃。那些旧家的消失可以是列国兼并的后果；小国被合并于大国之后，其卿大夫的家族也就无所附丽了。不过，假如原来的社会秩序依然当令，新的家族应当由新贵继续产生，以补故家留下的空缺。但是对战国宰相的背景作一调查后，本文发现这种新兴巨族的迹象实在微乎其微。简而言之，在战国似乎不仅是单纯的存在着阶级间更自由的流动性，而且尤须看作旧有社会分化层的消失和新分化层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