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周的政治秩序中，亲亲是宗法制度的基础，支撑整个西周封建体制。周的国家与社会，前者是封建，后者是宗法。两者之间的重叠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特色。春秋之世，国家与社会始逐渐分道扬镳。分道扬镳的前面一部分是封建秩序与宗法制度的分离，后面一部分则是封建邦国成了君主国家，最后七个君主国家合并了。在统一的大帝国里，宗法不再是封建的重叠；亲亲的观念在儒家不断的发挥与开展之下，成为中国社会凝聚的主要理论基础。由亲亲而重孝，重孝而慎终追远，中国人的社会在时间上是连绵不断的结构。由亲亲而敦宗睦族，中国的社会在横的方向延展为一个庞大的纲状结构。亲缘组织不再是贵族的专利，无数平民也因为亲缘组织而被纳入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之中。后代，中国人以不同方式的亲缘关系——真正的血缘或虚设的血缘关系，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直到今天，同姓是一家，朋友互称兄弟，长幼以伯叔子侄相称，中国人都是同胞。整个中国的社会理数千年来建立于亲缘的观念上，也借着亲缘的关系来分别人与人之间的亲疏关系。正因为有这么一个由亲缘关系联系的社会组织，在中古，国家基本上不存在的时候，中国文化仍能保存；在国家衰弱的时候，社会壮大代替国家，令文化得以保存，民族得以不散达数百年之久。以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古代社会相比，希腊早期的城邦其实也是建立在宗族的组织基础上；但是，城邦政治的演变，使城邦国家的力量逐渐强大，而城邦国家的权力逐渐依靠个别公民的参予而合法化。于是，古代希腊城邦，尤其是雅典这一类型的城邦，遂成为公民与国家两个层次（公民以下，有不少奴隶，这点在此不论）。国家是由许多个别公民组成的，这是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主权观念的主要依据。近代民主政治亦假定在国家与个别公民之间，可以有公民自愿组织的社团，却不再假设有公民生而有之的原始群体。国家与个别公民之间若有组织，当是以自愿组织发展而来的民间社会，包括商会，或其他团体。中国以亲缘组织为基础的社会，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实际上，所有人类最原始、最自然的群体组织仍是以血缘结合的亲缘团体。一对父母生几个小孩，就是最基本的单位。那么，中国社会的发展形态可说万变不离其宗，始终没有摆脱最自然，也可以说最原始的人群单位。中国文化在世界主要文明之中，大约是唯一保持人类社会最原始的源头，最自然的社群组合，并以此为社会组合的基本特色，这诚然是人类文化史上相当特殊的演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