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培认为中国文化的枢轴转机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为雅斯培训作更详细的说明，指出“道”的观念是先秦诸子的根本主题。“天不生孔子，万古如长夜”，孔子毕竟是先秦诸子中最早、最重要的思想家；其他儒家及诸子百家或推波助澜，或辩异责难，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孔子的思想来辩论。因此，以孔子思想来代表枢轴时代的中国思想，可谓事所当然。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他所关心的问题，如礼、德、天命在诗书中都有相当的讨论。他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仁”与“道”。孔子以前，中国古代思想最重要的一次变化是殷周革命之际的天命观念。傅孟真先生首先讲座性与命的演变，现在大家已经接受这种看法；天命靡常是思想理性化的产物，商代宗神的“帝”转变为普世化的道德尊神；不可思议的怪力乱神转变为“唯德是亲”、“天听自我民听”，更将神意与民意之间划上了等号。这一次大转变等于犹太教耶和华信仰普世化加上希腊文化的尊重人性，在古代各文化中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周人以蕞尔小邦取代了大邑商，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遂发展了天命观念。这番理性化的过程是对一个大问号的回答。往前追溯，商代的思想形态史阙有间，难以细考。董彦堂先生在商代祀典及卜辞书法中发现祭祀仪式有新、旧两派的更迭。卜辞史的先生、先公及诸种神祗相当众多，新派的祭祀对象则削减了不少先公及杂神。由祀谱的排列，董彦堂先生发现新派的祭祀有整齐的系统，五种祭典周而复始。这种新派的改革可看作理性化的工作。商代的卜史在净化、简化祀典时，显然重现礼仪的价值，把对咒术及神话的顾忌置之一边。商代祭统中新派及旧派交替出现，我们可以推论，多一次更迭，主管祭仪的卜史对神祇及祖先的神秘即多一番疑问。这些疑问促使他们对宇宙本质、人间秩序，以及天人关系，多一番思考。周室东迁前后，封建社会起了极大的变动。《诗经·十月之交》一类的诗歌对社会秩序提出疑问，甚至怀疑上天对人间是否真正关怀，上天是否确实维持人间的公道。

　　有了问题才会有思考；有了思考才会有突破。枢轴时代王纲解纽、列国纷争的大变异促使孔子思考，从而在思想上有所突破。远而言之，商代卜史对祀典的疑问及周初天命的观念，都是思想突破的先河。

　　然则，哪些人会提出疑问？商代贞人、卜人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掌握有关祭仪及占卜的知识，也负责记录的任务。由于祝、宗、卜、史有识字与写字的能力，遂成为承先启后持守、解释，及创造“传统”的知识分子。改朝换代，这批知识分子仍旧是知识分子。最近发现的史墙盘铭，记载史墙的祖先归顺周代的经过。在周王及列国的朝廷上，“殷士肤敏，灌将于京”，继续他们祖先的工作。《国语·楚语》，观射父追述祝、宗、卜、史的世系远溯至夏代。在神人分离的时代，他们是神人之间的媒介，也仍是传统的持守人。当知识分子执行祖业时，他们一心一意维持传统的神圣性。但是商代新旧两派交替时，一定会有部分知识分子失势，甚至失业；在殷周之际也可能有一部分贞人、卜人失去祖业。周代的贵族大多是受六艺教育的新知识分子，在春秋战国翻天覆地的剧变中，不少贵族子孙失去贵族的地位。孔子世家即是由宋国卿大夫沦落为流亡鲁国的士。古代失业的知识分子仍保有知识分子的条件，知道礼仪和传统。当传统失去神圣性，传统的持守人不能不追问传统的意义何在？寻找传统的新解释，甚至提出新的宇宙观、社会观及人生观。这些人对过去视为当然的道理提出疑问，作进一步的思考。史结慈对英文“超越（Transcendence）一词解释为“退后一步，往远处瞭望”（A kind of standing back and looking beyond），这批判与反省，往往开拓了新视野。

　　由中国古代史的个案，我们可以归纳枢轴时代突破的几个先决条件。首先，要有相当程度的国家组织（例如三代的国家）蓄积与集中资源，以维持社会分工后的专业群。其次必须要有文字，有累积的经验及知识，以超越人际沟通的时空限制，也可以累积文化的传统。专业知识分子（例如祝、宗、卜、史）持守传统，发展出传统的神圣性。然而，单有专业知识分子而没有迫使他们作反省的机缘，突破与超越仍不能发生。因此，当族与族之间或文化与文化之间竞争和对比（例如夷夏之争、新旧之争）时，兴亡起伏的剧变（如商周之际的剧变，或周东迁以后的长期变迁），导致知识分子失去权贵的地位，失去专业，转化为游离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神圣传统产生疑问，由疑问而反省，而瞿然提出新的见解（如孔子及先秦诸子），终于突破与超越了习欲与神秘，把古代文化提升到枢轴时代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