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纸贵”这句成语，按约定俗成的见解，是用于赞誉他人文章之佳、流传之广，语见《晋书·文苑传》，典由左思作《三都赋》引出。据传晋代左思花了十年工夫，遍访吴、蜀、魏三都，搜罗事迹、披览载籍，问俗采风、炼词铸句。《三都赋》成，洛阳豪贵之家竞相传抄，纸价因而昂贵起来。于是，后人常用“洛阳纸贵”称赞别人的文章写得好并且广为流传。不过，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三都赋》并不是什么特别好的文章，若论文章之佳，扬雄《甘泉赋》和《羽猎赋》、张衡《西京赋》、郭璞《江赋》、木华《海赋》、班固《西都赋》，华词丽句不输《三都赋》。但何以“洛阳纸贵”的情景，唯《三都赋》所独有呢？对此，前辈学人早就提出过质疑。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有“回想四十八年前事”一则记云：“相传左思写了《三都赋》轰动一时，你也抄，他也抄，弄得洛阳纸价都涨起来了。后来从《文选》上，读到了这三篇名作，实在没有什么道理，连念都不想念，何况叫我抄一遍？章师（即章太炎，曹为章之弟）告诉我们：古代没有字典可查，一般人识字不多，这些赋篇，有如《千字文》一样，供给了许多新字，所以大家抢着去抄了。听了他的话，才恍然大悟！”

    章太炎的解释，颇有道理。《三都赋》之所以传颂一时，致使洛阳纸贵，并非由于它的文学价值，而是因为它起到了类似辞源字典等工具书的作用。如《蜀都赋》有“傍挺龙目，侧生荔枝”句，按“龙目”即是今之“龙眼”,与荔枝俱为南方佳果，对于中原、北方士人来说，不但是新奇的东西，而且是新鲜的词儿。正因为《三都赋》中出现了大量的这些新事物、新词汇，才使它一纸风行，竞相传抄。

    二十年前，当我读到曹聚仁这段记述后，深深佩服章太炎先生之识力过人，能于人不经意处溯其本源，发前人所未发。不过，随着闻见日拓、涉猎渐宽，始知早在太炎先生之前，清儒袁子才（枚）和章学诚（实斋）已抉发其义。袁枚《随园 诗语》卷一谓：“古无类书、无志书、又无字汇；故《三都》、《西京赋》，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洛阳所以纸贵，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故成之亦须十年、五年。”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云：“古钩玄提要之书，果何物哉。盖不过寻章摘句，为撰文之资助耳。如左思十年而赋《三都》，门庭藩溷，皆着纸笔，得即书之。今观其赋，并无奇思妙想，动心骇魄；所谓得即书者，亦必标书志义，先掇古人菁英，而后足以供驱遣尔。”以上两则引文，综合起来正好与曹聚仁《随笔》所记意思大致相等，足证有关“洛阳纸贵”一词之探本溯源，实发端于袁子才与章学诚。至于章太炎和曹聚仁师徒，不过是用白话演释其义而已。对于左思《三都赋》的文意和字义的研究，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第三册第一二四条《全晋文卷七四》里有更多精湛的评论。钱氏在分析《三都赋》之文意字义的基础上，博引《史记》之《司马相如列传·游猎赋》、《文选》中沈约之《宋书谢灵运传论》、乔松年《罗摩亭札记》等相关评论作比较考证，然后得出结论：“是以谓《三都赋》即类书不可，顾谓其欲兼具类书之用，亦无伤耳。挚虞《文章流别论》：‘赋以情义为主，事类为佐',可资参悟。”由此观之，钱氏之淹博与通识，又在袁子才、章学诚、章太炎之上矣。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11日（郑海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