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道元的《水经注》既是古代历史地理名着，也是很美的散文。虽说是讲水道的书，也是描述山水的好散文。比如《巫峡》：“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这样的文字，具有极高的散文审美水平。这时候，还有杨衡之的《洛阳伽蓝记》在叙事、抒情、写景方面，也有优美的文字。

    南北朝的散文，不论是赋体还是山水散文，都有绝美的文章，特别是陶渊明的散文，是闪烁着 古典散文审美智慧的大家之一。

    第四章 复古旗帜下重“道”的散文

    唐代是一个诗歌极度发达的时代。就清代彭定求等人编纂的《全 唐诗》来说，就有48900余首，诗人2200多人。出现了李白、杜甫、 白居易等伟大的诗人。散文在唐代并不受到特别的重视。诗歌已经成了唐代社会科举考试、社会交往的重要内容，也是日常生活人的个体文化素质的标志。但是，散文也没有因此而退出自己的舞台，它在积蓄着力量，沿着自己的发展规律前进。到了中唐时期，就诞生了中国散文史上闪亮的明星，其代表人物就是 韩愈和 柳宗元。 韩愈大力反对浮华的骈俪文，提倡作古文，一时从者甚众，后又得 柳宗元大力支持，古文创作业绩大增，影响更大，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文学史上称其为古文运动。以韩柳为首的古文运动的胜利，树立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自由抒写的新文风，大大提高了散文的抒情、叙事、议论、讽刺的艺术功能。

    韩愈的散文，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说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意思是说韩愈继承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诸子的散文精神。他的门人即为韩愈编撰《昌黎先生集》的李汉在其序言里的首句话就是：“文这贯道之器也”.说明韩愈的散文是很讲究思想性的。又说：“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也就是说，韩愈的散文在文体上，也起到了革命的作用。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韩愈散文里面的祭文，却是很抒情的文字，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 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不过，我认为，韩愈的散文和先秦诸子散文仍然有相当遥远的距离，韩愈的散文无论在格局和气度上，都不能和先秦诸子散文相抗衡，论说理，他比不上孟子、荀子、韩非子，论文才，他比不上庄子。他的散文，主要是以儒家的思想为宗旨，来评判天下的事物。虽然文章里也有着波澜起伏，其情感有时候如同潮水一样汹涌，毕竟思想单一，缺乏先秦诸子散文那种原生态的创造性的精神。再说，韩愈的散文，既有对古典散文的审美智慧的继承，也在其创作的实践过程中，产生了不少的消极因素。清华大学杨民对此的论述是很有见地的，他在《万川一月-中国古代散文史》里说：“由韩愈主唱，由柳宗元、孙樵以及李翱等人合唱的这一场古文运动，立意神圣、虔诚，效果也很好，但也因此将散文朝‘代圣贤立言’的死胡同拉，一步步寂灭作者的灵性，路子愈走愈窄。”确实是这样，韩愈的散文，我就不喜欢他的谈“道”的篇章，每每读《韩昌黎文集》时，常常不去再读，倒是很愿意读他的摆脱了所谓“道”的束缚，随意写出来的散文，却是非常优秀的，比如还有他的《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题李生壁》等这些书信类，也是十分生动活泼，亲切感人。韩愈是语言大师，他的散文里的语言，词汇很丰富，他还创新出非常精工的语言，为人称道，“业精于勤”,“含英咀华”,“诘屈聱牙”等等，都已流传千古了。只不过，韩愈的散文在古典散文艺术美学意义上，我以为他比不上柳宗元。

    和韩愈一样，柳宗元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他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指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意思就是说，写文章的目的是“明道”,读文章的目的是“之道”,文辞只是传达“道”的手段、工具。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更明确提出“文者以明道”的原则，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他又要求文章有“辅时及物”的作用，即能够针对现实，经世致用。

    基于这样的认识，柳宗元对骈文亦持批判态度。在《乞巧文》中，他讽刺骈文是“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骊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独溺臣心，使甘老丑”,就是说骈文徒有表面的好看，并无实际的用处，甚至还会迷惑人心。他推崇的也是先秦两汉之文，认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如汉之西京”（《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主张写文章要“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还要旁参《谷梁》、《孟》、《荀》、《庄》、《老》、《国语》、《离骚》、《史记》的气势、脉络、文采等（《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大体上说，柳宗元的散文理论与韩愈很相近。在评价骈文时不无偏激，在强调以道为根本时难免忽视文学的独立价值，但同时却也很重视文辞气势等艺术性方面的考虑。至于他的文章，同样不完全受他的理论的限制。

    但是，虽然柳宗元和韩愈的散文观点类似，而柳宗元却不是韩愈文人圈子里的人。柳宗元远在京城几千里之外的柳州（他在此地共住了十年时间）。而韩愈则大部分时间在京城，私人来往也不多。他们对散文艺术的认识和实践，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合乎了中国古典散文美学发展的规律，也就是说，当历史需要出现“巨人”的时候，“巨人”就出现了。

    柳宗元对古典散文艺术的发展，其美学智慧最高的散文，主要是指他的山水游记散文而且主要集中在柳宗元被贬柳州时所写的作品，是谓“永州八记”.这些山水散文令人耳目一新，达到了散文的一种新的境界。比起南北朝王均的山水散文，就更上一层楼了。无论在意境还是语言的上，都进了一大步。这是对中国散文了不起的艺术贡献。

    柳宗元在他的山水游记中，真正是把情和景的艺术辨证地结合起来，在景物描写之中，抒写了他的不幸遭际和他对于现实的不满。他描写山水之乐，一方面借以得到精神安慰，同时也曲折地表现了他对丑恶的现实的抗议。《钴母潭记》，作者以生动而简洁的语言，描绘了钴母潭的位置和形状，潭水来源和流动的状态，以及悬泉的声音，周围的景物等等。他叙述了购得这一胜景的由来，同时也反映了“官租私券”对于人民严重的剥削，以及他在贬谪生活中不能忘怀“故土”的抑郁心情。整个作品，把写景和抒情融合为一。在《钴母潭西小丘记》里，他把一个普通的小丘，描绘得异常生动。“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钦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那些无知的奇石，一经作者这样的勾画，仿佛各各都具有了血肉灵魂。他生动地写出了小丘优美的景色，同时也借“农夫渔父讨而陋之”,即小丘的被弃，感叹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对小丘之美的被发现表示欣慰，是寄寓了他的难言之隐的，正如清人何焯所说：“兹丘犹有遭，逐客所以羡而贺也，言表殊不自得耳”（《义门读书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纯以写景取胜： “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甚、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叔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热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他写水、写树木、写岩石、写游鱼，无论写动态或静态，都生动细致，精美异常。而对潭水和游鱼的描写，尤为精彩，使作品更增加了神韵色泽。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语言，恰如他在《愚溪诗序》所说，“清莹秀澈，锵鸣金石”.他描绘山水，能写出山水的特征，文笔精练而又生动。他的山水游记继承《水经注》的成就，而又有所发展，为游记散文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柳宗元的散文成就还表现在 传记散文上。他的 传记散文，大都取材于封建社会中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人物，这是《史记》人物传记之后的一个发展，也标志着柳宗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他的传记散文，和一般史传文不同，他往往借题发挥，通过某些下层人物的描写，反映中唐时代人民的悲参生活，揭露尖锐的阶级矛盾，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在《捕蛇者说》中，柳宗元刻划了被残酷剥削的蒋氏的形象，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剥削的残酷。蒋氏祖孙三代受毒蛇之害，但因捕蛇可以抵偿租税，仍甘冒生命危险而不愿改业。它反映了农村的荒凉景象和悍吏逼租的狰狞面貌。它使我们认识到吃人的封建社会的罪恶，认识到唐代赋税对人民的摧残到了什么程度！柳宗元这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可以和白居易在新乐府中所表现的媲美的。《种树郭橐驼传》借郭橐驼养树“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道理，讽刺了统治者政令烦苛对人民所造成的无穷干扰和奴役。《童区寄传》写一个十一岁的牧童杀死两个抢劫人口的“豪贼”.作品塑造了勇敢机智的少年区寄的形象。同时也揭露了当时社会人口买卖的罪恶。柳宗元写了统治阶级的少数开明人物的传记，也反映出真实的历史面影。如《段太尉逸事状》，题材近似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只写人物的片段故事，而风格不同，直叙事实，不涉抒情议论，语言简劲有力。他具体描写了段秀实的沉着机智、不畏强暴、爱护人民的优秀品质和英雄形象，从而揭露了安史之乱以后那些拥兵自重的新军阀们对人民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柳宗元象其他许多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在他的深刻的艺术描写里，都是大胆而真实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黑暗和罪恶，渗透着他的忧心如焚和对美好生活的愿望。柳宗元的传记散文，不仅一般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而且艺术上也富有创造性。他首先是从暴露现实批判现实的角度选取人物，从而选择其重要的事件，加以适当的剪裁和必要的具体描写，这是他写作传记散文一个典型化的过程。他的作品往往突出地写出了人物的重要方面，反映出复杂的丰富的历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