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嘉业堂藏书楼的兴建，是刘承干藏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标志着他的藏书事业已臻于全盛，这种繁荣的局面一直延续到1934、1935年。在这一时期中，刘承干的藏书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藏书楼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作制度并对所藏图书进行了整理编目、对外业务往来也达到了最高峰。

　　藏书楼落成后，大江南北的书商纷纷闻风而来，刘承干则是来者不拒大量收购，藏书数量一日三增，至1930年左右刘氏停止购书时，总藏量已有二十万册六十万卷。那么，这些藏书有些什么特点呢？概而言之，约有数端：

　　第一，藏量丰富，号称六十万卷，其规模是其他私人藏书家所不及的。如宋代藏书量最丰富的鹤山学院藏书十万卷，明代大藏书家毛晋的汲古阁和目耕楼所藏仅八万四千余册，大名鼎鼎的天一阁藏量也只有七万卷。再看晚清四大藏书家的藏量：海源阁盛时为二十万八千三百卷，铁琴铜剑楼十余万卷，皕宋楼十五万卷，八千卷楼一万五千余种。因此，时人说嘉业堂藏书楼“晖丽万有，倍足空前绝后”。[xlviii]

　　第二、藏书以明清诗文集为主。由于刘承干藏书的最初目的，一是为其生父编著《皇朝续文献通考》，二为完成继父《国朝诗萃》的编纂工作，故藏书品种的选择重在一个“用”字，而不是专重宋元版本之“收藏鉴赏家”。因此，成为当时明清文集的收藏大家，所谓“其时风气，明清两朝诗文集，几乎无人问津，苟有得者，悉趋于刘氏”。[xlix]就楼藏分析，有明刊本二千种，“其中明人集部约六百种，许多为四库未收”。[l]清刊诗文集五千种。而宋本“总计七七，复本五种”；元本“总计七八，复本五种”，[li]重明清、轻宋元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藏书重史部、集部，轻经部、子部。藏书中经部计501部21411卷5648册，史部1685部56003卷2005册，子部1133部29052卷13021册，集部4482部83236卷34828册，这一特点自然也与其藏书目的密不可分。

　　第四、乡邦文献搜集丰富。楼藏地方志约有四千种，除去复本，计有1158部32522卷15957册。其中海内珍本有62种，还有不少其他类型的地方文献。

　　第五、收藏有众多抄校本和稿本。抄校本大约2千种，而明抄《永乐大典》42册、《明实录》500册、刘抄《清实录》、《清史列传》、红格写本《宋会要》等均被誉为海内孤帙。稿本中较为珍贵的有刘逢禄《尚书今 古文集解》、焦循手书诗稿、刘喜海《金石丛稿》等。

　　嘉业堂藏书楼就性质而言属于旧式私家藏书楼，没有订立过如公立图书馆般严密的规章制度，但藏书楼在日常管理中，实际上还是形成了一些制度。以编目部为例，计设职员四人、工友四人管理。藏书楼并设有读者阅览室对外开放，如有熟人或名人介绍，国内外学者均可以来看书、抄书。在这一方面刘承干比较开明，只要有人介绍，连宋版书他都愿借，不仅允许借抄，还答应免费借去翻印。《浙江图书馆馆刊》4卷3期底页有一出售万历《仙居县志》的广告，“原本为嘉业堂刘氏所藏，历劫仅存，允为人世瑰宝，近由邑人李镜渠设法向刘氏借抄。”在藏书楼的阅览，由“专人取书，一般客人只能在平房借阅”。[lii]

　　藏书楼成立以后，有职员四人进行管理：编目主任周子美，月薪30元，任职8年，1932年至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后，由助手施维藩（韵秋）接替。另有嘉兴人王善继负责刻制大小书箱和书橱并兼管庶务，二人月薪均为20元。还有刘承干的堂弟刘君实专司清点卷数、敲盖图章等事，月薪16元。工友四人，分管门房、厨房、花园和打杂，月薪10元。[liii]加上其他费用，书楼日常开支一年约为三千元，主要通过“置田若干亩，取息以为常费”[liv]来维持。

　　这一时期藏书楼的任务除了接待来宾、刊印书籍外，还着眼于编订书目和对外交流。早在藏书楼建立之前，刘承干已请人编《嘉业堂藏书志》，此书初由缪荃孙编撰，缪过世后由董康续任，董在缪稿基础上，一则作了大量的删削，二则着重于增补刘承干1919年以后新买之书，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最终并未完稿。

　　藏书楼成立后，周子美、施韵秋二人主持整理嘉业堂的全部藏书，并编订藏书楼藏书书目。书目体例仿《四库总目》但又有所变通，共分为经、史、子、集、丛书、志六大类。经部细分为正经、书、礼、春秋、五经总义、四书、小学等类；史部细分为正史、纪事本末体、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类；子部细分为儒、法、农、医、天文、算学、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 小说家、释、道家类；集部细分为别集、总集、词曲类；丛书部细分为前代、近代、现代、郡邑、汇刻类；志部不分细类。经过前后五年的努力，编成目录十二册：经、史、子、方志、补编各一册，集部明代以前一册、清代二册、总集及丛书合一册、抄本二册、善本书目一册。此外，还编撰了《求恕斋书目》、《留余草堂书目》各一册，《嘉业堂善本书影》五册，《嘉业堂明刊本书目》一册。

　　这一时期，嘉业堂的刻印书虽然没有前一阶段那么声势浩大，但规模依旧不小，主要是将以前的各丛书汇编成套，“复明《嘉业堂丛书》当时多随刊随印、陆续发售，故得者往往未能配成完帙计，更将原书汇印全部。”[lv]同时也继续刊印新书补入几部丛书，1926年的《王章诗存合刻》、《漫堂文集》三十六卷，1927年的《王荆公诗集》，1928年的《三国志》（影刊宋本）、《春秋公羊疏残》七卷，1930年的《严州金石录》三卷、《云溪友议》三卷等被补入《嘉业堂丛书》；1928年的《董礼部集》，1929年的《月河所闻集》等被补入《吴兴丛书》；1926年的《汉管处士年谱》、1928年的《蕉廊脞录》等被补入《求恕斋丛书》；其余如《中庸切己录》等被补入《留余草堂丛书》。除此之外，刘承干还利用收回藏书楼的旧书版印刷了一些书，“刊了出售定价，略收一些工本费，但有交情的仍可以赠送的。”[lvi]

　　从1913年起至此时，刘承干共投入近二十万元，计刊刻了《嘉业堂丛书》56种750卷220册，《吴兴丛书》64种850卷，《求恕斋丛书》30种241卷，《留余草堂丛书》10种60卷，影刊宋本四史450卷144册，《嘉业堂金石丛书》5种50余卷，《辽东三家诗抄》3种9卷，《王章诗存合刻》2种17卷，加上《章氏遗书》、《旧五代史注》、《晋书斠注.》等，共刻书177种3015卷，“所刻诸经单疏本为阮校所未见，子史百家亦多当代罕见之籍，而于元明遗老所著及其谱状，搜罗尤伙”，[lvii]这也可说是嘉业堂刻书的特点。

　　这一阶段，嘉业堂藏书楼在全国图书馆系统中具有较高的地位，编目部主任周子美加入了中华图书馆协会，1929年1月参加了协会的第一次年会，并成为协会宋元善本书调查委员会十二位委员中的一员。同年，刘承干被聘为中华图书馆协会参加第一次国际图书馆会议中国委员会的委员，嘉业堂刊刻的《邠州石室录》、重刻蜀大字本《史记》参加了国际图书馆会议的展览。[lviii]同时嘉业堂与国内其他图书馆、出版机构、私人藏书家的往来也十分频繁，进行业务交往和古籍的互通有无。其时，全国著名的藏书家如傅增湘、张元济、徐乃昌、刘世珩、潘明训、张钧衡、蒋汝藻与刘承干有密切的交往，北大校长蔡元培、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知名人士均到访过藏书楼。商务印书馆刊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时，张元济曾向刘承干借过《旧五代史》、《明史考证捃逸》等书，并借了宋版《汉丞相诸葛武侯传》、《窦氏联珠集》、《鹤山先生大全集》刊入《四部丛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