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前文已经提及，不管是赞成第二种句读的刘昌诗、周密、杨慎、李豫亨，还是反对第二种句读而主张维持第一种句读的阎若璩，都是从“文气”上找根据。如刘昌诗说：“此恐合以‘卒为善’为一句，‘士则之’为一句，‘野有众逐虎’为一句。盖有搏虎之勇而能卒为善，故士以为则；及其不知止，则士以为笑也。”周密也说：“前云‘士则之’，后云‘其为士者笑之’，文义相属。”杨慎、李豫亨之说与周密同。阎若璩则说：“古人文字序事未有无根者，惟冯妇之野，然后众得望见冯妇。若如宋周密、杨慎断‘士则之’为句，以与末‘其为士者笑之’相照应，而‘野’字遂属下。野但有众耳，何由有冯妇来？此为无根。”对此，杨树达先生加按语道：“阎说固是，然如其说，则‘其为士者笑之’士字亦无根矣。此两读皆可通也。”可见，杨先生对所谓“有根”、“无根”之说是不以为然的。

　　我们认为，从“文气”上去判断古人句读的正确与否，具有较大局限。事实上，古文简奥，行文往往照应欠周，有些地方要靠读者去揣摩，此即所谓“意合”。若事事必求“有根”，则不知将伊于胡底？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列有“古人行文不嫌疏略例”和“举此以见彼例”等项，杨树达先生《古书疑义举例续补》也列有“省句例”等项。试择其要，举例如下：

　　俞樾说：

　　襄二年《左传》：“以索马牛皆百匹。”《正义》曰：“《司马法》：丘出马一匹，牛三头。”则牛当称“头”而亦省云“匹”者，因马而名牛曰匹，并言之耳。经传之文，此类多矣。《易·系辞》云：“润之以风雨。”《论语》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车、马。”皆从一而省文也。按：此亦古人行文不嫌疏略之证。使后人为之，必一一为之辞：曰“以索马百匹，索牛百头”，曰“沽酒不饮，市脯不食”，此文之所以日繁也。

　　杨树达先生说：

　　《管子·立政·九败解》云：“人君唯毋听寝兵，则群臣宾客莫敢言兵。”上崐下二句，文义不贯。……此本当云：“人君唯毋听寝兵，听寝兵，则群臣宾客莫敢言兵。”¨¨¨《管子》言人君不听寝兵，则亦已矣；若听寝兵，则群臣宾客莫敢言兵矣。

　　（《史记》之）《冯唐传》云：”上既闻廉颇、李牧为人良，说而搏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按文本当云：“吾独不得于廉颇、李牧时，若得子廉颇、李牧时，令颇、牧为将，吾岂忧匈奴哉！”

　　与以上三个例子相比，《孟子》那段话的所谓“无根”，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即便第二种句读虽没有交待冯妇“之野”，但“野有众逐虎”，众人“望见冯妇”，就已经说明冯妇已在野外，何须硬要交待他到了野外？比如某甲说：“我今天早晨在校门口遇见张三了。”这就表明张三那时正在校门口。某甲绝对不必说：“张三那时也在校门口，他也遇见我了。”所以“无根”之说，本来就难以站住脚。因此，我们认为，解决语言问题，从“文气”上探求，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手段，而决不能作为唯一手段。

　　如果说在古代，前辈学者从“文气”上判断句读的正确与否，我们自不必苛责的话，那么，时至今日，还仅仅从“文气”上去探求，也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我们最近读到的《谈谈古文句读》就是这么一篇文章。作者认为关于《孟子》这段话的两种标点，“都不大合理”，关于第一种句读为什么不合理，作者没有提出任何理由，便说赵岐、孙“两家把对关键字‘则’都作虚词，含混过去”（原文如此－－作者注）。第二种句读的不合理，则是由于“把‘野’划归下句，取消了冯妇到野外去这一行动，使下文的‘望见冯妇’没有着落。冯妇没有到野外，大伙儿怎样‘望见’他呢？这是不合逻辑的”。显然，这种说法是沿袭阎若璩的，只是把“此为无根”换成了“不合逻辑”，但作者却未注明出处。引证阎说的《古书句读释例》和《孟子译注》都不难见到，专谈《孟子》句读的《谈谈古文句读》的作者似乎不大可能没有参考它们中的任何一种吧？

　　于是，该文作者有了第三种句读，他们认为比前两种要“合理些”。因为照此法标点，既可照应“其为士者笑之”，冯妇又到了野外，因此“众”才得以“望见”他。他们是这样标点的：

　　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

　　作者甚至没有考察一下在《孟子》时代有无与“卒为善士则”类似的例句，就自诩比前人的句读要“合理些”，实在是有失慎重。

　　我们已经证明，“之野”在《孟子》时代是难以说通的，因此所谓第三种句读也就靠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