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文化优先的理由是什么

    历史文化的优先性，原则上是文化之“道”的优先性，形式上落实为某些具体事物的优先性。礼仪规范、经典着作、圣贤故事，这些东西都是服从和学习的对象。由于规范、经典、圣贤都指导和鼓励人遵从秩序，又由于儒学在汉代以后成为官学，这种指导和鼓励成为国家控制人民的手段，历史文化的优先性很容易被理解为政治的优先性。但是规范、经典、圣贤的权威在国家介入下成为控制手段是一回事，这种权威从理论渊源上来自某种独立的理由是另一回事。本文想追踪的是这个理由，政治控制的问题不是本文关注的中心。

    历史文化优先的理由是什么呢？我想这理由主要是与关于人生意义的一种假定有关。毫无疑问，古代儒者希望建立一个好的社会，希望每一个人都有好的生活。可是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儒学对此有某种初始的假定。儒者相信，人生于天地之间，贵于万物，贵于禽兽，他的生活不能由物质世界的规则来支配，应当由高于物质的精神来支配。能体现这种精神的生活，就是好的生活。高于物质世界的精神，在儒学看来就体现在历史积累的文化之中。在历史文化中，比如说，在古代圣贤英雄的传说中，或者在古传的道德准则中，可以看到一种规模宏大的精神，这种宏大精神指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质量尺度。在儒者看来，如果一个人不尊重这个被称为“道”的尺度，他的聪明就只能流于小巧，或者流于恶。人是高贵的，他一定要有能表现这种高贵的质量尺度作为衡准，而不能仅仅相信天资和个人经验。历史文化在一个人有选择的能力之前，就已经？他提示了这个品质尺度。所以历史文化优先，是基于人有别于动物，因此必须有高贵质量的假定。

    相信人的生活应当由高于物质世界的精神来支配，这是“轴心时代”所有伟大宗教和哲学的共同信念。儒学所理解的高于物质的精神，是历史文化的精神，这是我们理解儒家“人学”的一个关键。通常的看法认为，儒学的做人方向是做有德的人。如果我说，在儒家思想中，人的生活必须以道德精神来引导，道德对个人具有优先性，一个儒者不能在德与非德之间自由选择，大家想必不会有什么意见。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说历史文化优先呢。我这样说有两个原因。第一，尽管尊重历史文化，实质就是尊重道德，但是“历史文化”界定了一种特殊的道德。儒家的道德不是一种普泛意义的道德，这一点殊为重要。比如说，儒家的道德就不同于墨家的道德，后者显然不致力于追求文化质量。儒家的道德也不同于日常生活的道德（虽然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如“樊迟请学稼”于一般的道德无损，孔子却视之为小人。因为孔子希望学生提升质量并藉此引导社会，面对这种要求，“学稼”实质就是放弃责任，放逐自己于平庸。孔子另一个弟子子夏说：「出见风华盛丽而悦，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两者心战，不能自决。」[1]喜欢风华盛丽也于日常道德无损，但沈于风华盛丽，就是放逐自己于轻慢。平庸与轻慢都不违反一般的道德，但却有违儒学的精神原则。因为儒学对人的要求就是具有伟大质量，人必须追求庄严的生活（精神气质而非形式），而不能允许自甘平庸和流于轻慢。第二，仅仅说“道德优先”不能使人明了儒学特有的精神感召力何在，而“历史文化优先”可以表明这个感召力的源泉。我读古人诗文书信特别是正史人物传，常有一个感受。儒学鼓舞人的力量，实不在道德条目，而在历史文化体现出的精神规模。古代儒者追求的目标，或者说他们的精神动力，是做名垂青史的卓越人物（这里只说对儒学有真感动的人，以儒学为利禄之阶者不论）。如何才算卓越人物，理解有高下之分。较高的从德着眼，中下的从事功着眼，但多数儒者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相信有德才会有事功。这种对人生目标的理解就是来自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读某人的传，你会觉得他不是简单地追求成为一个好人，而是追求获得一种品格，而他的事功最终与此品格的规模（所谓“器局”“堂庑”）是相称的。这已成为古代“正史”人物传的为事特点。所以儒学的精神固然是道德精神，但这种道德精神却是对多少个世纪累积陶铸而成的文化规模的共同领悟。这种共同领悟确立了人之为“人”的宏大尺度，成为鼓舞人追求德行的精神源泉。[2]

    历史文化优先的理由，是历史文化之“道”指示了人所以为人的质量尺度。这是儒家德性学说最原始的理由。但这个原始的理由常被“秩序”的要求遮蔽。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伦常规范，历史文化的优先性常表现为规范的绝对性，这种绝对性使人觉得，儒学最终不过是要维持群体的秩序。更应注意的是，儒学在汉以后成为官学，历史文化规范被定义为“三纲”这样的政治伦理规范。所以一讲儒家规范，其意义就变成要个人服从国家，维护政治体制。“五四”以后的人批评儒学，常抓住这一点。我赞同这种批评，我也相信，儒学成为官学后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对人的毒害，但我想强调，儒学要人成德的原始理由不是为了维系政治秩序，而是为了成就伟大的的质量。孔子说遵守礼仪，目的是培养人具有“仁”德；曾子说丧礼的意义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王阳明与人讨论孝，说孝岂只是温清之节，奉养之宜，关键是「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都是侧重规则里面的文化（以文“化”人）道理，而不是政治功能。甚至即使在“三纲”里，也仍然杂糅着关于“人”的原始理想。陈寅恪的一段话即表明此意。

    陈寅恪纪念王国维之死，说王国维是殉了一种文化。接着说中国文化的核心，具于《白虎通》的三纲六纪，其中最抽象的精神，类似于柏拉图的Idea .然后他举例子说明什么是“纲纪”中的精神「君为李煜，必期之以刘秀，友为郦寄，必期之以鲍叔」。[3]君臣为一纲，朋友为一纪。臣子之道的最高理想是尽己之忠使君向善，朋友之道的最高理想是尽己之力使朋友向善。即使君为昏君，友为卖己，此一原则也不为之改变。所以陈寅恪说这是抽象的精神，类似伯拉图的绝对理念。我在给研究生上课时讲到这一层，有学生说“友为郦寄，期之以鲍叔”越出常情，决不可实践。我说这就像基督教说“打了左脸，再给右脸”,佛教说“舍身饲虎”一样，都是把一种德性提升为绝对原则，然后以极端的考验来说明这个原则不可动摇。基督教是把非暴力的劝善绝对化，佛教是把救生的慈悲绝对化，儒学是把成己成人的仁德绝对化。即使是卖友之人，仍应抱可以使之变善（文“化”成人）的期待与之交往。因此在陈寅恪理解的纲纪中，最深刻的东西仍是伟大质量的理想，而不是政治秩序。陈寅恪一定程度上是旧道德培养出来的人，他自谓观念停留在道光咸丰时代，议论近于曾国藩张之洞之间。他对纲纪近于美化的理解，决不是个人思辩，而是旧式儒者的某种“共同领悟”.

    总之，历史文化优先的根由，是来自人不能聪明小巧，必当有伟大品质的信念。这是儒家道德思想最基础的信念。但是历史文化优先的观念，在历史上与政治体制的秩序意识混在一起，遂使其原始的理想不能显明。当然从另一面看，这个理想即使是在「为帝王作家谱的所谓正史」[4]中，也有一定的表现。现在许多知识分子否弃古代专制的政治文化，同时也否弃了以文化来成就人德性的儒家原始理想。我觉得这里应当有所分别，儒学关于“文化成人”的基本理想，从理论上说是独立于政治体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