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存有与价值的二分：海德格对科技文明所带来的存在危机，的确能够从存有学的层面予以根源性的解析，但是在昧于文化问题也就是价值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发现海德格始终不能扣紧现代人价值观的颠倒与误置，澈底地展开近代文明以来工具理性独大的批判，建立当前环境迫切需要的新伦理。换言之，海德格对「存有」情有独锺的思考方式，由于不能正视存在界就是人类在天、地、人、我之间寻求价值实现的行动立场，从而打通存有之源与价值之源的隔障，因此尽管他对存有的思辩是如何精微，但仍然不能触及现代心灵的迷惘，指出脱困的方向与途径。

    2. 理解与实践的二分：海德格对于现代人在科技文明中保受意义失落的威胁，诚有其深度的体会与分析，但是对于如何在各种文明、制度、意识形态的扭曲中，保存自我的「本真性」（authenticity）[27],却因为避讳价值问题，不仅无法提出中肯的建议，连带着对于社会实践也无法提供正确的方向。我们看到海德格一度加入纳粹，沙特（J. P. Sartre） 曾经醉心于马克斯主义，就可以明白所有将理论、实践二分，或者只重社会实践而忽略生命人格修养的哲学，恐怕都不是对症下药的良剂。

    果如前述，道家对当代文明的诊断，在基本观念上，不但与海德格有相通之处，认为当前的危机主要源自于遗忘了一项最重要的真理：如果没有天、地、人、我的和谐共在，科技或一切的人文制作，其实是无所谓价值的，他根本不可能实现其丰沃人生的目的；尤有进者，对于如何重返天、地、人、我的和谐秩序，老、庄哲学更提供了许多历久弥新的实践智慧，足以弥补西方存有学过度重视智思之憾。

    五、结论：秩序与创新

    长期以来，道家哲学不是被曲解为权谋思想，就是被误解为具有文化否定论、退化史观的倾向[28].这些见解，并不是完全没有文献的支持，但是，这种集中在少数章句文字表层意义上的误解，既不能见道家义理之全，也无法看到道家智慧的高度与深度。前文中，我们通过诠释方法学的反省，对当代道家研究的纷歧，逐一疏清，发现道家哲学应该从「存有」与「价值」同一这个特点，确认为一种富于存有学理趣的智能型态。其次，再经由文献还原的程序，以老子《道德经》为例，指出道家存有学的展开，基本上是用于各种文明疾病的诊断、治疗，它应该进一步顺「文化治疗学」的角度，来凸显这一义理型态的特质。最后，我们再以海德格的「存有」与道家之「道」的比对，间接地论证道家哲学不但可以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代科技文明的病痛，而且在天、地、人、我这一共命结构逐渐塌陷之际，如何重起贞元，关键即在于我们是否可以通过道家的实践修养，先将现代人的心灵从各种扭曲的相对价值中拯救出来，重返真常大道的怀抱。

    廿世纪初，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经造访中国，不但对老子哲学备加赞赏，而且还发人深省的说道：

    保守的中国知识分子说话，就像古代的贤哲写文章，假如有人提示他们中国进步很少，他们会说：「为什么要寻求进步，假如你已经享有美好」。首先一个欧洲人会觉得这种看法是懈怠的，可是当他自己变得聪明的时候，他渐渐地会怀疑，而且开始觉得我们所谓的进步只是不停的变易，那种进步并不使我们更接近任何被企求的目标 .[29]

    从罗素这段话，我们了解到，文明的进步并不在于求新求变。如果人文的制作，最终目的在实现人我、人物、人与一切天地鬼神万物之间和谐、共生、长生的美好秩序，那么任何历史阶段中的存有观，一旦过度膨胀与独大，将只会破坏天、地、人、我共命结构的整体和谐，而人心对某些价值理想的执着，也终将演为价值的自我否定。因此，文明真正的更新创造，既不能一往直前，但知标新立异；也不能一味复古，抱残守缺；而是要通过「为道日损」的道家功夫，敞开心灵，在天地之间、人我之中，与「道」同流偕行。

    「道」在中国哲学中，不仅是造化的根源，也是天、地、人、我共生、长生、生生的最终保证。过去几千年来，中国人就是在「道」的庇护下，得以生存绵延。因此，我们相信，未来的人类文明，如果要真正实现人性中可久、可大的价值理想，也必须从天、地、人、我和谐共振的造化节奏中，找到创新的力量与方向。

    批注：

    1.「当代新儒家」涵盖的人物甚伙，但严格的界范，当然以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为代表。

    2.陈荣捷：《中国哲学论集》（台北：中研院文哲所，1994年初版），页179-180.

    3.M. Heidegger, On the Way to Languag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p. 92.

    M. Heidegger,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9） p.36.

    4.当代学者参与《道德经》校刊的学者甚多，早一辈如高享、朱谦之、蒋锡昌、马叙伦等，待《帛书老子》问世，又有许抗生、高明等，及《竹简老子》出土，海内外参与讨论的学者更多，其论述可参考《郭店楚简研究》（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5.王弼：《老子道德经注 四十章》（台北：世界书局1969年三版）页二十五。

    6.王弼：《老子道德经注 五十一章》页三十一。

    7.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台北：木铎，1983年初版）页九。

    8.仝上，页十四。

    9.这次论战参与的人相当多，作者搜集的资料并不完整，略见梗概而已，可参见关锋：《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10.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香港：新亚研究所，1973年）页三四八-三九八。

    11.牟宗三：《才性与玄理》（香港：人生出版社，1963年）页一六二。

    12.仝注5,页六。

    13.袁保新：《老子哲学之诠释与重建》（台北：文津，1991年初版）

    14.仝注5,页卅一。

    15.Chung-ying Cheng, Model of Causality in Chinese Philosophy, Hawaii: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Xxvi, No. 1, 1976, p. 16.

    16.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台北：鼎文，1979年）页二一四。

    17.这些论辩多半保留在《古史辨，册四》及《册六》（台北：明伦；1970年）。

    18.为简便行文，凡引《道德经》原文，分章均以世界书局重刊华亭张氏《老子道德经注》为依据，仝5.

    19.苏辙：《老子解、卷二》页廿一，目前收录于严灵峰辑编的《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初编》（台北：艺文印书馆）。

    20.这段话系王弘教授翻译J. M. Bochenski《哲学讲话》译者序的引文，未详出处，可参见《哲学讲话》（台北：鹅湖，1977年）页一。

    21.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台北：学生1975年）页五四0-五六五。

    22.M. Heidegger, Basic Writings, （London: Routledge, 1993）。

    23.M.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New York:Suny, 1996） p.4.

    24.M.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77） p.3-35.

    25.陈荣灼：<海德格与道家论科技的本质>,现收录于《第二届华人地区大学通识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高雄：高雄第一科技大学，1999年）页一七四。

    26.H. W. Petzet, Encounters and Dialogues with Martin Heidegger 1929-1976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27.海德格在其《存有与时间》一书中，虽然有存在「本真性」与「非真性」的区分，但他一再强调这两者并无价值上的高低，成为海氏哲学始终无法转出类似中国哲学工夫修养论的关键，颇堪玩味。

    28.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台北：三民书局，1981年）页二三七-二五三。

    29.B. Russell, The Problem of China （Taipei: Rainbow Bridge, 1971） p.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