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青铜器中有一些记录周王在位三十多年的高龄青铜器，如膳夫山鼎（卅又七年）、晋侯苏钟（卅又三年）、伯大祝追鼎（卅又二年）等，所以就必须有这样一个长达三十七年的周王来安排这些青铜器，既然只有周成王、穆王、厉王、宣王根据史书在位在三十七年以上，所以李学勤先生、张长寿先生、王世民先生、陈久金先生所研究的结论把这些青铜器通通都排到了周厉王[21].这样做是否合适呢？根据《史记》各《世家》的记录来分析，我们可以推断周厉王在位的年数应该介于14-23之间[22],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史记周本纪》中“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应该是“十年”的误写。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西周纪年三十某年均用“卅又某年”来表示，所以此处的三十年，如果确有根据的话，应该写作“卅年”,“卅”应该是“十”的笔误。周厉王在位年数应该只有十七年。

    或者，我们认为“厉王即位三十年”应该是“厉王即位年三十”或者“厉王即位三十岁”的传抄错误。例如《史记五帝本纪》集解、《资治通鉴外纪》卷一下、《路史后纪十一》注并引《帝王世纪》“舜以尧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征用，七十九年壬午即真，百岁癸卯崩”.尧之二十一年甲子，可由《史记五帝本纪》集解、《资治通鉴外纪》卷一下引《帝王世纪》“尧以甲申岁生，甲辰即位”得证。故知甲午当尧之五十一年、舜之三十一岁；壬午当尧之九十九年、舜之七十九岁。故上引文“三十一年”、“七十九年”之“年”字，均为“岁”字之误[23].由于三本书的引文都出现这个错误，我们知道在《帝王世纪》原文就有这样的错误，这也成为“岁”字误为“年”字的一个典型例证。

    否则，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在位长达三十七年的周王在其在位三十多年大约五十多岁的时候才生了第一个儿子，而且似乎也是唯一一个--否则召公不会用自己的儿子来代替他去送死，主要是怕周室绝后--而共伯和也正是因为厉王奔彘、假的王太子被杀以后，以周室绝后才由国人推举出来执政[24]--恰恰因为这一点，当政后的共伯和不可能不知道太子静尚在人间，所以当厉王死在彘之后，共伯和才主动归国，太子静得以即位为宣王[25].

    而且，根据上文，我们还要面对懿王、孝王、夷王三代只有22年，或者说两代--如果孝王是懿王的弟弟。如果周厉王只在位十七年的话，那么这三代就有较长的41年时间；如果周厉王这十七年又包含了共和元年，那么懿王、孝王、夷王三王就有42年，平均每位周王在位14年，这不论是对于三代还是两代都是合适的。

    关于周厉王及西周晚期年代的讨论，笔者将另文论述。现在简单就《晋侯苏钟》与周厉、宣王年代做以探讨。

    《晋侯苏钟》的出土，在西周历日及年代的研究上掀起了悍然大波，诸家研究者均无法很好的解决其本身得历日问题，更对其在晋国年代问题上与《史记》的差异而无从下手。夏商周断代工程在这一问题上也是先后采用不同的说法，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因此，解决《晋侯苏钟》的历日问题，关系到对西周月相名词的释义正确与否、《史记》晋国纪年正确与否、周厉王、宣王在位年代与纪年正确与否等重大问题。

    《晋侯苏钟》作器者晋侯苏即晋献侯。《史记·晋世家》名“籍”,《索隐》引《世本》及谯周（《古史考》）以晋献侯名苏，与《晋侯苏钟》和，当为正。该器铭文云：“唯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二月既望癸卯……二月既死霸壬寅……三月方（旁）死霸……六月初吉戊寅”,据《史记》晋献侯元年在周宣王六年（前822年），在位十一年，卒于周宣王十六年（前812年），则此卅又三年无从解释。或以《史记》晋国纪年有误，此卅又三年当为宣王三十三年（前795年），此为绝大多数学者之意见，然该年历日据《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不能相合，又壬寅为癸卯前一日，与定点说、四分说皆不能相合，故马承源先生以癸卯为癸巳之误[26],而张培瑜、李学勤等又云以癸卯为辛卯之误亦可[27],诸家多从之，而又有以癸卯、壬寅位置应互换者[28].

    冯时等将“二月既死霸壬寅”以下归入下年，则有：宣王卅又三年（前795年）正月乙卯朔（上年闰）四日既生霸戊午；二月甲申朔，二十日既望癸卯；宣王卅又四年（前794年）二月戊寅朔，二十五日既死霸壬寅；六月丁丑朔，二日初吉戊午。

    陈久金等将宣王元年下移一年，使卅又三年在前794年，则有：宣王卅又三年（前794年）正月己酉朔（上年闰），十日既生霸戊午；二月戊寅朔，十六日既望癸（卯）[巳],二十五日既死霸壬寅；六月丁丑朔，二日初吉戊寅。

    王占奎等以共和元年为宣王元年，取消共和纪年，则卅又三年当前809年，有：正月丙午朔，十三日既生霸戊午；二月丙子朔，十六日辛卯、十八日癸巳均可谓既望，二十七日既死霸壬寅；六月癸酉朔，六日初吉戊寅。[29]

    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对于将《晋侯苏钟》放置到周宣王三十三年实在不能与历日相合，于是上移至周厉王三十三年，并认为共和元年与周厉王最后一年重合，使得周厉王在位三十七年，而《晋侯苏钟》之卅又三年在公元前845年。但是，根据《史记》共和元年却是在周厉王奔彘以后的下一年，《史记》至少有以下六条记录表明共和元年为逾年改元。

    [1]《齐世家》“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据此知共和元年逾年改元。

    [2]《鲁世家》“真公十四年，周厉王无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据此真公十四年周厉王奔彘，十五年共和元年，二十八年共和十四年，次年二十九年周宣王元年，知共和元年逾年改元。

    [3]《卫世家》“厘侯十三年，周厉王出饹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厘侯十三年厉王奔彘，十四年共和元年，二十七年共和十四年，二十八年宣王元年，知共和元年逾年改元。

    [4]《宋世家》“厘公十七年，周厉王出奔彘。二十八年，厘公卒，子惠公琤立。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厘公十七年厉王奔彘，十八年共和元年，二十八年共和十一年厘公卒，共和十二年惠公元年，共和十四年惠公三年，次年惠公四年周宣王元年，知共和元年逾年改元。

    [5]《晋世家》“靖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厘侯司徒立。厘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靖侯十七年厉王奔彘，十八年共和元年靖侯卒，共和二年厘侯元年，共和十四年厘侯十三年，次年厘侯十四年周宣王元年，知共和元年逾年改元。

    [6]《楚世家》“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乱，攻厉王，厉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严为後。熊严十年，卒。有子四人，长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严卒，长子伯霜代立，是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勇六年厉王奔彘，七年共和元年，十年共和四年熊勇卒，共和五年熊严元年，熊严十年共和十四年，次年熊霜元年宣王元年，知共和元年逾年改元。

    所以，修改共和元年以去适合现代人推排的历谱--而这历谱中青铜器的分期尚存在较大争议，这种做法是否合适就值得商榷了。而且，把《晋侯苏钟》放到厉王时期一样解决不了晋献侯在位年代问题--跟据《史记》晋献侯元年在周宣王六年（前822年），比夏商周断代工程所确定的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5年）足足晚了二十三年！铭文是讲述晋侯苏追随周王出征获胜一事，所以铭文中的纪年应该在这位晋侯苏在位期间。

    根据对天马-曲村晋侯墓地测年，出土《晋侯苏钟》的M8晋献侯墓中木炭SA98155的常规C14测年，其年代为公元前816年-公元前800年，采用AMS法测定其木炭SA98155

    的C14测年数据为BP2640±50,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814-796年；又，M39为晋献侯夫人的陪葬墓，其人骨SA98092的C14测年数据为BP2684±50,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814-797年；M8的祭牲墓M11的SA98094-1,SA98094-2,SA98094A-2的C14测年数据分别为2560±57、2612±50、2574±51,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810-794年，两种方法所测得的数据基本吻合，表明晋献侯的卒年应该在前814年-前797年之间。

    我认为《晋侯苏钟》所云之“卅又三年”当为“十又三年”的误刻，为周宣王十三年、晋献侯八年、公元前815年，正在晋献侯卒年范围（前814-797年）之前，为晋献侯在位时期。前815年上年闰，是年正月建子，辛亥朔（12月25日23时11分），以前日庚戌朏，得九日既生霸戊午；二月辛巳朔（1月24日16时41分），以前日庚辰为朏，得十四日既望癸巳，二十三日既死霸壬寅。原文“癸卯”当据马承源先生之说，为“癸巳”之误。是年六月己卯朔（5月22日10时52分），以次日戊寅为月首，于初吉亦可相合。

    《晋侯苏钟》铭文达355字，系镌刻而成，原器据高至喜先生研究，当铸于江南[30].李学勤先生云：“猜想编钟的一部分原是他（指晋侯苏-引者）追随厉王作战时的胜利品，因此将之配成全套，作为纪念。”[31]如此长篇的铭文，又系成器镌刻，其误字自当难免。“癸卯”之误刻，已为诸家所指正，“卅”为“十”字之误刻也无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