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家传统的变迁

    那么“三纲”中的人格依附关系应掌握怎样的度？这个度就是不能“灭人欲”。春秋至唐，儒家是重视人的正当私欲的。而承认正当私欲应该满足，“三纲”中的人格依附必然是有条件有限度的，民众尚能保持人格的相对独立性。到了宋朝，二程及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朱熹说“欲动情胜则不能静”，无欲才能体会仁。他体会的仁就是“三纲”中的为他达到彻底忘我。理学看似高尚，但用于实践必然要求一个人绝对从属父母、君主、或丈夫，使人格依附达到极限。不幸的是程朱理学被宋朝统治者推崇与实践，从而导致了我们民族传统的历史性变迁。

    我最初是注意到我们民族的习俗与宋朝以前有很大不同。唐代宫庭妇女的服饰是乳房半露的，敦煌壁画上的飞天也是上身裸露，不象中国后来的儒家传统那样视性的欲念为罪恶。那么，我们这个民族从什么时候开始视性为罪恶？我认为是从南宋二程提出不准妇女改嫁开始的。唐至北宋，改嫁是习俗。到了南宋，程朱“灭人欲”的理学影响很大。据史料记载，朱熹认为二程提出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可易改，妇女丈夫死了，也要从一而终。朱熹让妇女出门用花巾兜面，后称“文公兜”（朱熹谥文公），从花巾缝隙中看人；还让妇女鞋底装上木头称“木头履”，使行动有声，以便察觉，防止私奔。可以肯定中国妇女的缠足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改变一个民族的习俗谈何容易，仅凭朱熹几个文人能行吗？朱熹新论曾遭官府查办，而后不知怎么又平反了，变成圣人了。如果没有统治者的推动，妇女裹小脚怎能在全国蔚然成风？自那以后，妇女的服饰不要说乳房半露，就是露胳膊露腿也断然不可。自那以后，县府志书才有了被表彰的节妇烈女的名册。

    妇女缠足是封建统治者极端强化“夫为妻纲”中人格依附的标志，受害者占中国半数人口。而一旦将妇女绝灭私欲，从一而终奉为道德伦理，必然深刻影响对忠孝伦理的解释。看看后人创作的完全违背孔子《孝经》的《二十四孝图》，儿子赤身卧冰用体温化冰为母求鱼，挽臂割肉给父母充饥……，这些孝子都是被统治者树为德性最高的典范。而且这样的孝是以“报恩”这一伦理来驱动的，儿子为什么要如此孝父母？因为父母过去也是这样爱儿子的。所以在中国的传统中只有“为你”、“利他”为美德，不知道什么叫“为我们”。

    当“三纲”中的人格依附关系超过限度，忠与孝便成为滋生官本位意识的温床或沃土。人格不独立的民族不需要民主，就像强悍的民族不需要铁腕。官本当道，民本沦丧。

    南宋至元朝结束241年，中国生产力与科技发展放缓。宋灭亡时，中国已失去自汉朝末年以来在世界上领先的优势。难怪史学界历来有“炎汉蹙宋”之说。到了明朝，朱元璋看到理学有助于独裁专制，并为皇帝钳制和镇压自由思想提供了“天理”，再度大力推崇理学，封建社会制度更趋于专制。陈启智指出，“朱元璋不仅取消了宰相制度，还下令删节《孟子》书中轻君的言论，而这是历代君王都不敢非议的圣贤经传”。又过了276年，欧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当英国兴起“圈地运动”，中国正值清军入关，中国已被欧美抛在后面。

    程朱理学给我们民族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过去被忽视了，二程及朱熹之罪被转嫁到孔子头上，应还历史本来面貌。

    四、传统变迁的深层次原因

    传统变迁的深层次原因藏于古代生产方式与政治制度中。中国的农耕文明历来不重视商品生产，有重农抑商的传统。即使在大唐盛世，亦没有出现反映新经济关系的理论创新。不象欧洲那样早在公元前5~6世纪，即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古罗马就有了调整商品交换的《查士丁尼法典》。在政治上，中央集权制使皇帝权力无限，唯有儒家民本治国之道对皇权有无形的限制。但民本之道没有制度保证，无德专权的皇帝从不喜欢它。

    唐朝的鼎盛荣耀早已暗伏江河日落的苦难，上述因素注定了中国不仅不可能在世界上率先将民本转化为民主，反而在宋朝开倒车，变“三纲”中适度的人格依附为极度的人格依附，将儒家传统异化为与极端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封建思想体系。历史已经证明，中央集权制在儒家先进文化的感召下远胜于欧洲封建领主制，而当中央集权制被压抑的专制本性在程朱理学的呼唤下恢复原形，与理学为伍，用于杀伐异党，窒息新思想与民族创造力同样来得威力无比。这样的封建社会对个性的束缚是世界之最，摧毁它要比欧洲困难得多，这或许是中国称雄世界1000多年的代价。

    五、儒家真谛的回归

    对植根于东方儒家哲学的西方人权思想，我国从不承认（“文革”期间）到承认，到深入理解，学术界并未表现出儒家传统的崩溃，而是表现出儒家真谛的回归。我相信中国将在儒家真谛的回归中再创昔日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