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个时期，一门学科的迅速发展和取得成功，显然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学术投入有关，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忽视学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质及由此带来的先天的发展优势。按照汤因比的看法，研究对象数量的差异决定了人们处理材料的不同方式–历史、科学和艺术。那么同样也可以说，历史遗留物的多少决定了历史研究对待它的不同方式。资料稀少的上古，只能用详尽记录的考古方式；资料稍具规模又不太充分的中古，可以用综合、阐述的历史方式；资料过于丰富的近古，要么档案化，否则只能用抽象化、典型化的艺术方式。唐代正是一个资料稍具而又不太丰富的时代，有限的史料，无边的空白，诸多线索，诸多悬念，为学者的考证、解释和建构历史叙述提供了适度的条件。也许这就是唐史和唐代文学吸引了最多学者的魅力所在。先秦文献无征，汉魏六朝史籍简略，难以致详。明清以后史料详尽，数量过多，难以穷尽。只要肯搜讨，没有弄不清的问题，历史几与档案接近。从这一点上说，唐代正是一个最适于作“历史研究”的时代，唐代文学也正是一个最适于做“文学史研究”的时代。唐代文学研究所以能在近二十年间取得突出的成绩，是与唐代文学的这一特性分不开的。这就是我要说的唐代文学研究取得成功的第四方面的原因。有鉴于此，我们在思考唐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战略时，就有必要注意充分利用和发挥学科的材料特点，以期最大程度地获致对唐代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的深刻认识。

    从根本上说，学术研究是没有一定框框的，任何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都有它的功用和缺陷。思考学科的发展战略，只不过是权衡现有的研究状况和水平，确定一个时期内的研究方向和力量投入。在唐代文学研究的现阶段，我认为“史”这一层次的研究相对作家研究来说更为急迫。这里说的“史”既包括作家们生活、写作、交往、影响的过程，也包括文学观念、写作范式、艺术手法的演变，因而其材料既是显在的，又是隐在的。这就决定了史的研究，除处理现有的文学史材料外，还要注重发掘被湮没了的文学史内容。以我的体会，后者乃是充实、重构文学史的真正有意义的工作。就拿我的研究来说，大历诗人研究充其量只给学术界带来对大历诗歌的重新估价和重新认识，但权德舆与贞元后期诗风关系的钩沉，却重构了大历到元和的诗史过程，并提醒人们注意元和、长庆间的台阁诗风。文学史的面貌正是在这样的工作中逐渐完整，逐渐凸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