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

　　汪精卫投日，与其对抗战前景的悲观有莫大的关系。1932年1月，日军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件，汪氏就说过，政府必须“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因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这种悲观，贯穿了汪氏的余生。1937年7月29日晚，汪氏在南京发表题为《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讲话的主旨，是动员民众起来抗战；但讲话的内容，却集中于“牺牲”二字，汪氏说：“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的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不难看出，悲壮之中有浓厚的悲观情绪。基于这样一种认知，自该年8月起，汪氏连续致函 蒋介石，主张对日和谈。据杨天石统计，截至12月南京沦陷，“在此前后， 汪精卫劝说蒋介石与日本言和，共达十多次。”

　　值得注意的是，汪氏出逃时，曾满怀信心要把新政权建在大后方的云南、广西等非沦陷区。为尽可能获取和谈的筹码，汪氏也把这种信心传递给了日方。汪氏之所以认为自己可以在大后方另立新政权，与当时国民政府内部主和派甚多有重要关系。

　　中国当日有多少国力，汪精卫清楚，蒋介石也很清楚。但不同的是，汪氏得出的结论是“抗战必败”，蒋氏却将“抗战”上升到“建国纲领”的高度。因之，汪氏将“对日和谈”当作了救命稻草，蒋氏却只把“对日和谈”当作抗战的一种必要工具。

　　没人想做“汉奸”，汪精卫也不例外。他曾计划在“未被日军占领的领土内”建立新政权，希望籍此逃脱傀儡的命运，但结果并不如愿。如果汪氏就此打住，听从蒋介石的劝告，从河内启程出国，“汉奸”的帽子仍然戴不到他的头上。但汪氏却越陷越深，终于选择了去日占区的南京建立他的新政权——事实上，负责与汪氏交涉的今井武夫等人，并不希望汪氏将他的新政权建在日占区，因为今井武夫们对汪氏抱有更高的期望：一个被中国人接受、同时又密切与日军“合作”的新中央政权，而非一个单纯的被唾弃的汉奸政权。所以，当今井武夫发现汪精卫开始考虑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权时，他一度十分惊讶，并以谨慎的态度向梅思平、周佛海表达了他的忧虑，他担心汪精卫会步梁鸿志和王克敏的后尘。

　　关于汪伪政权的傀儡性质，今井武夫在回忆录里其实已有明确的界定：“本来在重光堂会谈时，高宗武主张建立政权要避开日本军占领区,尽可能地选择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日军未占领的地区,由汪派军队加以占领,建立与重庆的抗战政府相对立的国民政府,（若非）这样的话,恐怕将会沦为所谓的傀儡政权,与过去的临时、维新两个政府毫无二致……即使如汪所主张的那样,对重庆方面可以做些工作,促使改变他们的抗战政策,但是汪政权本身已成为傀儡政府,连他本人也难免被视为卖国贼而遭受国民大众的唾弃。”

　　战后，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在受审时都曾有过抗辩，认为汪伪政权的存在，保存了沦陷区的经济力，为沦陷区的人民做了不少好事。

　　这些说辞其实也不能成立。其一，日本政府扶植汪伪政权，本就有给予其表面上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以有别于纯傀儡而被民众唾弃的维新、临时政府，使其稍有能力改善民生、稳定治安，收拢沦陷区民心的目的，汪伪政权成立后，民生状况较之前政权有所改善，正是日军期望的结果。其二、关税、统税权的收回，是太平洋战争日军日趋劣势后不得不实施“对华新政策”时摆出来的姿态，只是做秀，其实际控制权并未受损。至于盐的统制权，则始终握于日军之手。至于民生，以重庆、上海同期物价指数相比较，1944年上海物价的涨幅，是重庆的4.5倍；1945年6月更高达重庆的55倍。

　　美国史学家约翰·亨利·博伊尔在其《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一书中所总结：“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汪实际上用他自己巨大的名望和威信（以及他的改组国民政府并不怎么高的威信）去帮助日本最坚决的大陆扩张主义者的‘分治合作’计划。这个计划同有些人所说的话完全是两回事。他们硬说：日本由于中国的孱弱和不团结而苦恼，她希望有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特别是抵抗苏联和英国的侵略。这个计划是如此藐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致只要汪默认了它，他的政权就注定了非失败不可。这个计划使汪所许下的“复兴中国”的诺言成为荒诞不经的假话。为汪辩护的人声称：汪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真正替日本计划卖力气，他们只不过是骗骗日本人，使日本人相信他们是在卖力干而已。他们可能没有说错，事实也许真是那样。但这丝毫也不能够削弱对方反驳他们的理由，那就是说：凭汪在中国的显赫地位，哪怕他只是暖昧地支持了日本，就一定会使他本国人民陷于不和与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