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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尚钺的悲剧人生 - 人物故事6

历史今天:1945年4月28日 新四军阜宁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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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尚钺的悲剧人生

尚钺,是一个为追求真理,历尽坎坷险阻,“虽九死其尤未悔”的忠贞革命家;是一个妻子和爱儿俱被“左”倾狂浪吞噬的幸存者;是一个有独立创见,满腹经纶而又被长期迫害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

尚钺,河南省罗山县人,1902年出生。在开封读高中时就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考入北大,在鲁迅指导下参加进步文学活动,编刊物,写小说,鲁迅对他的评语是:“尚钺的创作也是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他创作的态度比(黄)朋其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

每逢学校放假,他便和一批青年回乡宣传革命。1926年冬,他回到家乡罗山组织农民自卫军,准备迎接北伐军的到来。但北伐军暂时停留在武汉,尚钺遵从李大钊的指导,南下上海和武汉参加革命;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大量共产党人被屠杀,一些人退缩,一些人叛变,正在这样的关头,尚钺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7—1928年间,中共河南省委响应中共八七会议的号召,在河南组织武装斗争。尚钺被任命为豫南特委宣传鼓动部长、工农革命军四大队六支队的党代表和地区苏维埃主席。他的妻子陈幼清为中共县委委员,她带着三个孩子也在河南参加了红军。尚钺不幸两次被捕,五次受老虎凳等酷刑,九死一生,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坚贞不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没有暴露党的秘密。后经组织大力营救,被保释出狱。

1929年,经楚图南介绍,尚钺被派到吉林省毓文中学教书,他在学生中组织秘密读书会,办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和学校中的反动分子作斗争。他的学生中包括一些后来成为东北抗日战争的骨干,也包括后来成为朝鲜革命领导人的金日成。金日成说尚钺是他“马列主义的启蒙老师”。

因暴露,回上海,先后在全国总工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曾任《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

1930年,陈幼清带着三个孩子随红军到鄂豫皖苏区,1932年被张国焘当作反革命杀掉,三子尚海伦失踪,这是尚钺第一次丧妻失子。

1932年4月,党中央任命尚钺为满洲省委秘书长。当时满洲省委要搞飞行集会、示威游行,尚钺不同意,认为在日本占领东北的情况下,首先应武装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省委认为他反对领导,要他检讨,承认错误。被他拒绝,因此被错误地开除党籍。

虽然如此,他还要继续革命。他不畏严寒,泅渡风涛险恶的黑龙江到苏联。一为找到共产国际为自己申诉,二为继续为革命工作。当时的苏联在斯大林极左政策统治下,他的申诉自然不会有结果。1934年后回国,先后在哈尔滨、上海、北平等地颠沛流离,寻找党组织。1935年冬,经高沫鸿介绍、杜润生帮助,他和北平市委取得联系。但不久,北平市委被破坏,联系又中断。在北平时,他堂兄、北大教授尚仲衣在尚钺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思想逐渐进步,但不久尚仲衣因支持学生运动被捕,尚钺被迫离开北平。1936年,尚钺到宁夏中卫县的中学教书,一面继续写小说,一面在学生中组织秘密团体,并介绍一些学生到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其中一些学生后来成为宁夏第一批共产党员。他自己却因和学校中的反动分子发生冲突,离开了学校,到银川教书。

1937年,他回到北平。“七七”事变发生,他继续找党组织,没有成功。他决心去陕北,途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指示他到武汉先工作,再解决组织关系。1938年,他到武汉,由郭沫若介绍,到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任中校图书资料室主任。1939年,随三厅迁往重庆。

1940年,蒋介石要三厅的人都参加国民党,周恩来抗议。蒋改组三厅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仍由郭沫若领导,但实际上工作很难展开。周恩来号召有条件的同志都应学习一门专业,成为专家,准备将来在思想战线、学术领域和敌人开展斗争。尚钺响应号召,从此开始了他的历史研究。中国自古有文史不分的传统,尚钺熟读“四书”、“五经”,国学根底很厚,但他不敢怠慢,从头学起。他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学习古文字,钻研古文献,先后向郭沫若学习甲骨文,向唐兰学习古文字,向闻一多学习训诂学。

1941年春,皖南事变发生,重庆一片白色恐怖。尚钺遵照党的指示,疏散到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昆明,在云南大学任讲师、副教授,讲授国文和中国通史,同时继续培养青年走向进步。

1943年,中共中央派原南方局宣传部长华岗来昆明,做龙云的统战工作,同时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帮助西南联大、云大的高级知识分子学习,了解华北八路军的战斗情况和中共的政策。参加文化研究会的有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曾昭抡、李公朴等。他们后来参加了民盟,对推动云南的爱国民主运动起到重要作用。尚钺协助华岗、楚图南工作,成为西南文化研究会的骨干。

1945年,华岗介绍尚钺重新入党,以民盟左派身份参加各项活动。

当时云南昆明所以能比较顺利地开展爱国民主运动,是因为云南省主席龙云比较开明。因此蒋介石痛恨龙云,必欲除之而后快。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派龙云的主力部队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趁昆明滇军力量空虚之际,10月3日蒋嫡系杜聿明率部队突袭,把龙云挟持到重庆,昆明形势突变。

蒋介石此举是为自己发动内战解除后顾之忧,同时企图剪除以西南联大为主力的民主力量。在中共领导下,学生和各界奋起反击,12月1日遭到反动派镇压,屠杀学生和青年教师四人,打伤三十多人,西南联大和昆明的学生三万多人罢课抗议,尚钺、楚图南等民盟同志发动各方面力量积极支援学生,运动取得胜利。

1946年5月4日,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结束,学生分别北上进三校学习。反动派以为民主力量削弱,于1946年7月11日、15日先后刺杀李公朴、闻

一多。

1946年8月,尚钺和楚图南等飞赴上海。年底,尚钺北上到山东解放区,先后在山东大学、华北大学任教。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尚钺任人大历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学部委员。

50年代初,他在人民大学除教本科生外,还先后培养了四批共八十多名研究生。这些同志后来都成为科学研究机关和高等学府的骨干和学科带头人,他们又培养出许多历史学教学和科研人才。尚钺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了。

尚钺夜以继日地工作。除自己讲授中国历史等课程外,还要指导其他教师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指导研究生写论文。这期间,他编写了一百多万字的《中国通史讲义》,写出了许多学术论文和专著。

1954年,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内容丰富,结构清晰,语言简练,因此受到广大干部和历史教学界欢迎,多年畅销(累计至今已发行四十多万册)。国外还先后出版了日、俄、波兰文几种译本。

1959年,继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之后,尚钺、孙冶方和巴人(王任叔)等也成为史学界、经济学界和文学界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受到全国性的批判。

批判尚钺,原因就在于他认为中国的奴隶社会从魏晋时期才过渡到封建社会(这就是所谓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当时主要有三派。一是范文澜、翦伯赞等的西周封建论,二是郭沫若等的战国封建论,三是尚钺的魏晋封建论,三足鼎立)。尚钺还认为明清之际,中国已有资本主义萌芽。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有一句说,中国的封建制度“从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也就是说,这之间的中国都停滞在封建社会制度中。尚钺的观点与毛泽东的上述说法不相符,因此受到大批判,《人民日报》、《历史研究》等中央级的报刊都发表了包括一些历史学权威在内的大量批评文章,把尚钺的学术观点说成是“托派观点”、“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等,认为他“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不准他讲课,不准他发表文章。党内酝酿党籍处分,北京市委的个别人,试图将他全家下放农村,由于许多同志的抵制,他才免于更大的灾难。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次不只是学术思想上的批判,而且是肉体上的折磨,罚繁重劳役,蹲牛棚……

毛泽东虽然采纳了翦伯赞、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论,尽管翦、范二人也曾对尚钺进行过批评,但他们在文革中也难逃厄运。文革开始不久,翦伯赞就被北京大学的造反派批斗一百多次,拳打脚踢。翦伯赞和他的夫人戴淑婉二人不堪凌辱,于1968年12月18日服毒自尽,以死抗争。

范文澜的遭遇比翦伯赞好些,但因长期头上顶着“反动学术权威”的沉重帽子,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在翦伯赞自杀后八个多月,即1969年7月29日就去世了。

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勉强可以和毛泽东的“周秦以来”论挂钩,郭本人在文革中委曲求全,所以虽然屡受凌辱,但他本人仍勉强活了下来,不过他的两个爱子郭世英、郭民英都悲惨地死于非命。

吴晗,是尚钺在抗战后期在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中的同一战壕的战友,又是史学界的同行,却被当作文革的祭旗牺牲品,被迫害致死。

史学界的这些同行一个个被摧残,对尚钺是沉重的打击,他自己的命运也十分悲惨。1968年,他的妻子阮季和儿子尚嘉齐分别自杀。这是尚钺第二次丧妻失子。

阮季,燕京大学毕业,时在人大授课,因受尚钺牵连被迫害,不堪忍受,自杀。

尚钺在文革中忍受着巨大的悲痛,但他对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坚持不变。他追求真理,置个人得失于不顾,即使在被迫检查时,也不见风使舵,不讲违心的话,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高尚品质。他保持共产党员的清醒头脑,鄙视“四人帮”一伙,他认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领导人的意见,也只是一家之言,应允许平等讨论,不应以势压人。但他不固执己见,他不断学习,发现有新的史料,新的考古成果,他都十分高兴,拿来补充到自己的讲稿中,并准备再版自己的著作时加以订正。他曾多次对自己的学生说:你们不要盲从我的观点,你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钻研史料、独立思考,拿出你们自己的独立研究的成果来。

1972年,人民大学被迫停办。

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才得以被粉碎。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尚钺复任中国历史系主任。1981年恢复他1927年入党的党龄。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仍孜孜不倦地工作。他组织力量修订《中国历史纲要》和编写《续篇》,他还筹划改写大型的《中国通史讲义》,力求全面,精益求精。

他在最后一篇论文中写道:“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应该能辨别历史发展的方向,他所争的不是一时之是非,而是万世之是非;所追求的不是一时的荣显,而是客观的真理。”

1982年1月6日,这位坚强的革命家,为追求万世之是非、追求客观真理而奋斗一生的史学家、教育家,在受尽苦难之后去世了。

尚钺走了,对他的各种“处分”、扣在他头上的各种“帽子”也摘去了;他1927年入党的党龄也恢复了;他的著作也出版了,好像就不应该有什么遗憾了。但是应该深刻反思:尚钺的悲剧为什么能够发生?这不是个人恩怨的问题,而是研究今后如何才能避免使这类悲剧重演的问题。

恩格斯曾说:“要正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所犯的错误中学习,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这就是对历史的反思,不只是表面的,一般化的,而且是从主导思想、从制度上找根源,进行彻底的改革,否则类似的悲剧还可能以不同的方式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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