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过定稿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人一定会有这样的印象：不管哪一个朝代，中国的疆域、特别是中原王朝的疆域始终是非常大的。所幸在改革开放后修订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已经实事求是地删掉或修改了那些地图，因为那样一些“极盛疆域”实际并不存在，而是将一个朝代在不同 年代中曾经达到过的范围拼凑起来的，或者是根据一些不可靠的史料画到了尽可能大的范围。

　　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将历史时期的中国疆域尽可能地画大就是“爱国”，反之当然就有“卖国”之嫌，甚至可被当作“反革命”。今天我们已经明白，这种“爱国”行动只是自欺，却欺不了人——凭今人画的历史地图绝不能向外国人要回一寸土地，无论在地图上画进了多少。何况历史不等于现实，今天的领土归属并不是根据“自古以来”决定的。

　　这种观念并非“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此前早已存在，只是在“文革”中被推上了极端。正因为如此，不少人至今还存在这样一种心态，有人就曾提出：“将历史上中国的疆域画大一点有什么不好？”如果不考虑政治和现实因素的影响，这种心态的根源就是传统的统一观：统一总是正义的，是人心所向，符合历史潮流，统一的时间自然越长越好，统一的范围自然越大越好。

　　可是，我们只要对中国的统一历史稍作考察，就可以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而 且往往会恰恰相反。否则，为什么分裂的时间会比统一的时间还长？为什么真正统一的中国的形成要到18世纪中叶才实现？

　　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统一，都是以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而实现的，结束分裂是如此，扩张领土从而扩大统一的范围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夺取天下，恢复统一的过程中，获胜的一方如果不想功败垂成的话，总是要不惜一切手段达到统一的目的。

　　秦始皇所灭的六国，没有哪一个是自愿撤销的。有几位国王是投降的，但都是在秦军兵临城下，兵穷力尽时不得已的选择。秦朝扩张到六国以外的范围，靠的是军事征服，如出动数十万大军和百姓，经过多年的激烈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将岭南纳入版图，置为郡县。岭南不是楚国旧地，不能看成是灭楚战争的延伸。岭南的越人绝不会主动进犯秦朝，更不会构成对秦朝的侵略威胁，所以秦始皇找不到任何借口。当时秦朝境内的土地还没有充分开发，不存在人口压力，也不存在过剩人口需要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这场战争完全是侵略性的，非正义的，越人固然要坚决抵抗，秦朝人也不会支持，所以秦始皇才要用强制手段征集土兵和安置移民。秦朝击败匈奴，夺取河南地（今河套地区），可以看作收复赵国旧地，但这些土地本来就是匈奴等游牧民族的牧地，以后才被赵国拓为疆土，秦朝的收复只是赵国扩张的继续。

　　刘邦消灭项羽，恢复统一王朝，虽然离不开计谋，但主要还是依靠军事手段。公元前203 年的楚汉对峙中，项羽兵力不足，粮食供应将尽，汉军也无法取胜，于是双方达成了以鸿沟“中分天下”的撤军协议。但就在楚军东归途中，刘邦就重新发动战争，并取得最终胜利。刘邦毁约兴兵，自无道义可言，但正如张良和陈平所说：“今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罢，食尽，此天亡之时，不因其几而遂取之，所谓养虎自遗患也。”对统一来说，却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同样，刘邦消灭异姓诸侯韩信、韩王信、陈稀、彭越、黥布、卢绾，靠的也是武力和阴谋，只有一个特别恭谨又不构成威胁的吴氏长沙国和汉朝鞭长莫及的东瓯、闽越（东越）、南越得以幸存。但到了汉武帝时，东瓯、南越和闽越（东越）也都先后被灭。汉朝自然会找到各种消灭它们的理由，如东瓯是自己请求“内徙”；南越是因为相国吕嘉不愿内属，杀了国王、太后和汉使；东越是因为起兵反。但要是东瓯不要求内迁，汉朝能容许它继续存在吗？如果吕嘉拥护内属，南越国不也是被撤销了吗？而东越即使不反，已经灭了南越的汉军能放过它吗？

　　如果说，汉朝对匈奴的战争是出于自卫，是必要的话，那么汉武帝对西南夷和大宛用兵就纯粹是扩张和侵略。正如《史记。大宛列传》所说，汉武帝开西南夷的目的，一是想用汉朝的财物换取大宛、大夏、安息等国的“奇物”；二是用金钱买通大月氏、康居等国，以便在军事上牵制匈奴；三是占据在西南夷地区，扩大千里土地，将各有不同风俗、操不同语言的民族纳入版图，满足“威德遍于四海”的愿望。一、二两项根本不切实际，当然不能实现，而武帝的主要目的还是第三项。征大宛的借口是汉使被杀，实际却是因为汉使强求大宛宝马“天马”不成，辱骂对方所致。而武帝之所以决定出兵，还因为轻信了假报告，以为大宛不堪一击，所以要将这个美差交给自己宠纪李夫人的弟弟李广利，以便他有机会 立功封侯。但这两次战争却导致了西南夷地区郡县的建立和西域地区归入汉朝版图，扩大了统一的范围。

　　应该承认，除了在少数情况下是开垦无人区外，中原王朝疆域的扩大基本上都是通过战争。用今天的观点看，这些战争都是侵略性的，非正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时没有联合国宪章，没有国家与国家之间平等交往的准则，没有民族自决原则，弱小国家或民族不是被这个强国所统治，就是被那个强国所吞并，或者陷于无休止的内部战争。所以，只要能导致和平和统一，能促进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就应该得到肯定。同样是侵略和扩张性质的战争，如果失败了，没有带来积极的后果，就只能被否定。如隋炀帝征高丽，元朝征安南、日本，明朝用兵越南等。

　　刘秀称帝时，西北的窦融、隗嚣和西南的公孙述都拥兵自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集中有限的力量消灭中原的割据势力，刘秀对他们极力拉拢抚慰，争取他们的支持和服从。但对最终统一的目标，刘秀是毫不让步的。在致窦融的玺书中，刘秀要他在支持隗嚣或公孙述造成“三分鼎足”，还是追随自己“立桓、文”中作出选择，但却明确声明“王者有分土，无分民，自适己事而已”。这就是说，他可以给有功人员“分土”，封他们为王；但绝不会同意“分民”，听任国家分裂，容许不同的政权并存。建武三年刘秀答复隗嚣的书信时，还给予特殊规格，给予“敌国”的礼遇，用他的字而不称名，即没有将隗嚣当成自己的臣下，实际原因是隗嚣实力不小，刘秀希望利用他来牵制公孙述，更害怕他与公孙述联合起来。但当刘秀发现隗嚣“欲持两端，不愿天下统一”，加上中原地区已接近平定，自己已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他们时，就开始“正君臣之仪”，明确要求隗嚣服从。当公孙述据有益州，并不断利用图谶制造舆论，向中原传播时，刘秀非常紧张，亲自给他写信，指出他对图谶的解释有误，“公孙”应该是指汉宣帝，命中注定要代汉的“当涂高”也不是公孙述，并且发出警告：“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当早为定计，可以无忧。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宜留三思。”

　　结果是，除了主动归顺的窦融得到保全外，隗嚣与公孙述都先后被消灭。而窦融的生命和荣华富贵的延续，也是以彻底交出军政权力为前提的。陇、蜀平定后，刘秀立即召窦融与所属五郡太守进京。窦融一到洛阳城门，就将凉州牧、张掖属国和安丰侯印缓上交。刘秀退还了只代表俸禄的侯印，同意窦融辞去这两个集军政权力于一身的职位，封他为位尊而无权的大司空。

　　刘秀的统一目标是坚定的，对阻碍统一的势力不惜以武力清除。相比之下，隗嚣与公孙述却满足于分裂割据，毫无进取，以至身败名裂。隗嚣“素谦恭爱士，倾身引接为布衣交”，曾拥有十万大军和大批投奔他的“三辅耆老士大夫”， “名震西州，闻于山东”。在他陷于绝境时，将士仍为之死守，甚至不惜以自杀向汉军表明态度，不可谓不得人心。隗嚣虽不愿放弃割据，却从来没有不利于汉朝的企图。对这一点，刘秀是清楚的，所以他不得不承认隗嚣是“长者”。公孙述也满足于关起门来称王，一次次丧失与刘秀争夺天下的时机，坐待刘秀在消灭其他割据势力后的最后一击。从道义上说，隗嚣、公孙述与刘秀之争不存在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但从统一与分裂的角度看，刘秀致力于统一，而隗嚣、公孙述既抵制刘秀的统一，自己又不愿从事统一，他们的灭亡是必然的、合理的。反之，如果刘秀容许这种局面存在下去，不仅东汉政权未必能巩固，战争不会断绝，而且汉朝的疆域或许从此就分裂为不同的国家，或许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了。

　　处于分裂时期的帝王，凡是安于自保，满足于割据的，至多只能在短时间内保境安民，保全本家族，他们最好的下场是“识天命”，向获胜一方投降，否则 就只能国破家亡。拥有军事优势的君主如果没有统一的雄心，或者幻想与对手长期共存，就不仅会丧失时机，推迟统一，而且还可能使形势逆转，招致失败。致力于统一的君主，不管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也无论他们本人的道德和能力如何，都能更大地推动历史进程。当然他们不可能都是成功者，但成功者必定出于他们之中。曹操在赤壁之战中、苻坚在淝水之战中未必不能取胜，他们所拥有的优势未必不如司马炎伐吴、隋文帝平陈，如果他们胜了，历史就会重写，对他们的评价也会截然不同。

　　当赵匡胤建立宋朝时，同时存在的割据政权还不少，其中有些政权的君主自知不是宋朝的对手，但又幻想通过顺从来维持割据，但最后还是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南唐后主李煜对宋朝可谓恭顺：宋朝要求将其军人在南唐境内的亲属送去，他照办了；每次得知宋朝出兵获胜或有喜庆之事，必定会派特使祝贺，献上珍宝；见宋朝灭了南汉，又主动请求除去国号，改“唐国主”为“江南国主”，请下诏书时直呼其名，国内的机构也全部降格。但这一切都不能推迟赵匡胤的统一步骤，为了取得出名的借口，他要求李煜“入朝”，即要他主动交出政权投降。在宋军兵临城下，金陵危在旦夕时，李煜派徐铱求见赵匡胤，作最后一次请求。徐铉说：“李煜无罪，陛下兵出无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赵匡胤的回答直截了当：“你说父子能分为两家吗？”（尔谓父子为两家，可乎？）

　　一个月后徐铉再次出使，请求赵匡胤保全南唐，并不断争辩。

　　赵匡胤大怒，按着宝剑说：“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耶！”

　　赵匡胤追求统一，自觉理直气壮，问题根本不在于南唐有没有罪，而是必须天下一家，既然李煜不肯主动取消南唐政权，就只有出兵消灭。李煜的悲剧就在于不认识统一的大势，妄想通过恭顺和哀求苟延残喘；明知自己绝无能力，却要作无谓的抵抗；最后只能带着如“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哀愁，不明不白地客死异乡。还有人作更愚蠢的选择。在南唐举国投降时，江州指挥使胡则杀了刺史谢彦实，固守达四个多月，最后城破被杀。胡则的忠诚或许能成为道德的典范，他求仁得仁，可以死而无憾，但满城百姓却因此而遭宋兵抢掠后被杀。

　　吴越国主钱亻叔比李煜更知天命，识时务，赵匡胤一登帝位就派特使致贺，以后每年朝贡。赵匡胤征南唐前，给钱亻叔封了一个“升州东南行营招抚制置使”， 要他出兵助战，并预先派人告诉他不要听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类话的欺骗。钱亻叔不顾大臣的劝阻，亲自率五万大军攻下南唐的江阴、宜兴、常州。李煜致书相劝：“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勋，王亦大梁一布衣耳！”钱亻叔非但不予答复，还将此信上交赵匡胤，以表忠诚。赵匡胤要这位立了“大功”的“元帅”来开封相见，保证一定让他及时返回，并表明自己已在上帝前立誓，决不食言。钱亻叔只得带妻儿入朝，两个月后果然获准回国。临行时赵匡胤赐他一个密封的黄包袱，让他在路上悄悄打开看，竟都是宋朝群臣要求将他留下而上奏的章疏。两年后，钱亻叔又去朝见宋太宗，当时正值原来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献出属地，他赶快请求撤销封他的吴越国王、天下兵马大元帅，将军队交给朝廷，容许他回国，遭到拒绝。钱亻叔认清形势，上表献出境内的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钱亻叔和子侄、亲属、下属都受到破格封赏，但不久，由l044艘大船组成的船队将钱氏直系亲属和境内官吏全部送往开封。十年后，宋太宗亲自为钱亻叔的生日举行宴会，当晚钱亻叔突然死亡。此时离最后一个割据政权被灭已有九年，他这个归顺的典型大概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意义了。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一次次恢复统一的过程中俯拾皆是，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和平统一，或者双方经过谈判实现平等的合并。历史上的南北朝，最终都是 北朝吞并南朝，连宋辽对峙的结局也是北方辽的继承者金灭了南方的宋朝。其他 的统一过程中，无论同时存在多少分裂割据政权，总有一二个具有起着关键性作用的政权，如秦汉之际的楚（项羽）、汉（刘邦），两汉之际的东汉（刘秀），十六国的前秦、北魏，五代结束时的宋。开始时，它们往往只是众多割据政权中 的一员，但一旦它们开始吞并和统一的进程，军事和政治上的优势就越来越明显， 它们与其他政权间的主从关系也越来越明确。其他政权能争取到的，不是平起平坐，也不是长期共存，而是苟延残喘，或体面的投降。它们中间不乏钱亻叔那样顺应形势的人，但也有胡则那样对抗到底的人。他们的个人下场固然不同，但前者无疑能减少统一过程中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正因为统一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物质基础，必定会付出生命和财产的巨大代价，所以，成功的统一者都会审时度势，选择最合适的时机，并确定最适当的范围，而不一定要完全恢复前朝的疆域，更不会贸然发动扩张战争；必要时还可以放弃原有的领土，缩小统一的范围。

　　面对匈奴的大举南下，汉高祖刘邦曾亲率大军抗击，但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围，以失败告终，此后对匈奴只能实行和亲，用金帛美女来换取边境的一时安宁。对趁秦朝覆灭之机据有岭南的赵伦，刘邦也只能承认现实，以赢得名 义上的君臣名份。汉武帝灭南越后，疆域随之扩大到海南岛，在岛上设立了两个郡。但由于治理不当，引起岛上土著居民激烈的反抗，汉朝不得不于初元三年（前46年）放弃了对该岛的统治。汉光武帝刘秀对匈奴也采用了撤退缘边郡县的办法，直到匈奴内乱，南匈奴归降后才恢复西汉旧地。而当西域诸国要求汉朝重 建都护府时，刘秀也不得不暂时放弃对西域的控制，将自己的统一范围限制在玉门关以内。据说宋太祖赵匡胤曾经用一把玉斧，在地图上沿大渡河划了一道界限，表示他容忍大理国的存在。无论这一传说是否确实，宋朝始终没有消灭大理的企 图。如果说明朝初年还有过彻底消灭残元势力的打算，宣德以后就满足于以长城为界了。至于包括今新疆在内的西域地区，就是在明朝军事实力鼎盛的太祖和成祖期间也没有列为统一的范围。

　　不仅实现统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就是维持统一，也要有充分的物质条件。一般来说，一个政权要维持对一个地方的统治必须保证两个基本的条件：保持畅通的交通线，当地能够供养本地人口和派驻的行政和军事人员。没有前一个条件，就无法上通下达，中央政府就不能有效地进行管辖，当地政府也不能得到中央或其他地方政府必要的资助，统一和归属就毫无意义，时间一长必然会导致自治或分治。如果再有外部势力的影响，就会演变成分裂。后一个条件同样重要，因为如果一个地方一直要靠外地提供粮食或物资，成为国家的财政包袱，中央政府就会重新考虑将这块地方纳入版图的必要性。有时非经济因素会起主要作用，如对军事要地、重要交通线、重大纪念地、地缘政治上的敏感地区等，可以不考虑当地的供养能力，甚至不惜一切代价，但这样的地方是很有限的，并且不能超过这个政权可能征集到的人力物力。否则，中央政府负担不了，也必定招致臣民的反对。

　　历代中原王朝的军队不止一次到达蒙古高原，有时已经征服了当地的游牧民族，但一般都没有在那里久驻，更没有设置正式的行政区域，主要原因就是那里不适合农业开发，不能生产出足以供养常驻军政人员的粮食。当然，有些地方并非绝对不能开垦，但由于气候寒冷干旱，生产成本高，产量低，在内地还有大片土地没有开垦，人口压力并不严重的情况下，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在公元前1 世纪汉昭帝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对汉武帝开疆拓土的批评就集中在这一方面：“边 郡山居谷处，阴阳不和，寒冻裂地，冲风飘卤，沙石凝积，地势无所宜。”“今去而侵边，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犹弃江皋河滨，而田于岭坂菹泽也。转仓凛之委，飞府库之财，以给边民。中国困繇赋，边民苦于戍御。力耕不便种朵，无桑麻之利，仰中国丝絮而后衣。”

　　中原王朝对西域（狭义的西域，指今新疆及中亚相邻地区）的军事控制开始于公元前1 世纪的西汉，但除了隋、唐曾在今新疆东部设立过正式的行政区域外，都只是以设立都护府一类机构进行军事监护，甚至对西域的控制权也可有可无。

　　但从西域的地理条件出发，我们就能理解当年统治者的苦衷：要在这200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维持正常的行政治理的成本实在太高。直到今天，离开了飞机、火车、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我们还很难来往于相距数百公里、相互隔绝的绿洲之间。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当时很多“国”的人口只有数百，而离都护治所却有一千多里，离开首都长安更有万里之遥，真要像内地的郡县这样治理的话，需要多少人力物力来维持交通，保证人员来往？不用说得不偿失， 就是把一些小“国”的人口都用上，大概也无济于事。

　　即使在18世纪中叶乾隆平定天山南北路，将新疆完全纳入版图后，也没有建立统一的政区，而是分属于伊犁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和甘肃省管辖，本地的伯克的特权和世袭地位依然保留。对将西域纳入版图是否必要，是否值得，是否要进一步设立行省，从朝廷至一般士人间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

　　嘉庆、道光间，龚自珍发表《西域置行省议》，对此有很精辟的见解。

　　龚氏回顾乾隆的军事行动称：“然而用帑数千万，不可谓费；然而积两朝西顾之焦劳，军书百尺，不可谓劳；八旗子弟，绿旗疏贱，感遇而捐躯，不可谓折。然而微夫天章圣训之示不得已。浅见愚儒，下里鄙生，几几以耗中事边，疑上之智；翦人之国，灭人之嗣，赤地千里，疑上之仁。”可见当时国内舆论对这场耗费巨大的战争并不是一致拥护，完全支持的。

　　龚氏更关注的未来：“有天下之道，则贵乎因之而已矣。

　　假如鄙儒言，劳者不可复息，费者不可复收，灭者不可复续，绝者不可复苏，则亦莫如以因之以为功，况乎断非如鄙儒言。因功而加续之，所凭者益厚，所藉者益大，所加者益密，则岂非天之志与高宗（乾隆）之志所必欲遂者哉？“但西域的现状是地广人稀，兵多农少，”嘉峪关以外，镇将如此其相望也，戍卒如此其伙也，燧堡如此其密也。地纵数千里，部落数十支，除沙债外，屯田总计，北才二十三万八千六百三十二亩，南才四万九千四百七十六亩，合计才二十八万八干一百零八亩；田丁，南北合计才十万三千九百零五名，加遣犯有名无实者，二百零四名。若云以西域治西域，则言之胡易易？“

　　所以，他的建议是从内地移民，“应请大募京师游食非土著之民，及直隶、山东、河南之民，陕西、甘肃之民，令西徒。”

　　“又名省驻防之旗人，生齿日繁，南漕不给，大率买米而食，买缎而衣，若遣令回旗，京师内城不能容，若再生育数年，本省费又无所底。……各将军议酌，每大省行若干丁，中、下省行若干丁，盘费宜视民人加重，以示优厚。”这些措施的实行虽然已有可能和必要——“今中国生齿日繁，气象日益隘”；内地地狭人众，八旗兵不胜负担，——但真要移民西域也非容易。不过从长远利益着想， 还是利多弊少，“以上各议，现在所费极厚，所建极繁，所更张极大，所收之效在二十年以后，利且万倍。”

　　龚氏提议新疆建省的主要思路，还是移民实边，将内地的富余劳动力由消费者变为生产者，使新疆由朝廷的负担变为自给有余的新财源。可见建省的前提，是内地的人口压力和新疆的资源（可开垦耕种的土地和可开采的矿产），使之成为可能的是乾隆时的军事胜利和已有的交通网络。要是没有这些条件，他的建议就将成为天方夜谭，而在清朝中期以前，这些条件本来是不具备的。

　　尽管如此，新疆实际建省在光绪十年（1884年），即左宗棠平息阿古柏叛乱，收复新疆之后。此时考虑建省之需，又增加了新的因素——沙俄的侵略野心，因为收回伊犁已经使中国付出了数十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代价。当时依然有人反对建省，甚至认为新疆是中国的包袱，弃之不足惜。驳斥这种谬论最有力的论点是地缘理论：面对沙俄的侵略，中国总需要巩固边疆；一旦放弃新疆，甘肃就成了新边疆；而如果甘肃不守，陕西就成了新边疆。但要是没有外来的压力，开拓边疆往往会失去动力，因为政府与民众都必须考虑付出的代价。

　　今天，有些人会怪我们的祖宗缺乏深谋远虑，没有能为后人多开拓一些疆土，或者轻易地放弃了一些地区，更没有能在海上大规模扩张，要不，今天中国的领土会大得多，中国人拥有的资源也会丰富得多。可是他们却没有想过，如果当时的君主要将疆域扩展到人烟稀少的地方或尚未开垦的荒地，且不说这本身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就是占领了，又靠谁来守卫和开垦？要维持这样的疆域又要耗费多少代价？百姓会拥护吗？朝廷的财力能负担吗？说不定开疆拓土成功之日，就是这个王朝走向覆灭之时。至于在海上的扩张，更离不开当时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离不开当时的实际需要。在工业化以前的中国，海洋所能提供的只是“鱼盐之利”，而不是石油或其他海洋产品。当近海的“鱼盐之利”足以满足人们的需要时，他们就不会再有向远海扩展的积极性；当内陆还有土地可以开垦、还能容纳移民时，向海岛移民就会缺乏动力。郑和的船队七次远航，远及西亚、东非，其目的是宣扬国威，而不是寻找海外的财富，更不是为了拓地殖民。但当时的批评者至多只是指责这样的行动糜费国库，要求停止，却从来没有人建议趁机在海外殖民或扩大领土。

　　即使是从事非军事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活动，也不能离开当时的生产力所能提供的物质基础，不能不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例如，由于风向和洋流的原因，从中国大陆驶往日本列岛或东南亚反而比驶往台湾岛容易，在没有水源的海岛上一般不会有人长期居留。不能设想，为了今天的领土之争，古人会预先作出不顾自然条件，不计经济效益的抉择。据《元史。天文志》记载，元朝的郭守敬曾主持“四海测验”，在全国27个地点测定“北极出地”（纬度），其中最南一点“南海”为“北极出地一十五度”。在另一处又提到郭守敬的测量地点“南逾珠崖，北尽铁勒”。珠崖即今海南岛，所以有人认为这个“南海”应在海南岛的正南方，即南海中位于北纬15度的一座岛上。

　　因此郭守敬的“南海测景（影）”又成为南海诸岛在元朝时已属于中国管辖的证据。可是仔细分析，这条证据并不成立。“南逾珠崖”，未必就指珠崖的正南方，今天越南的大部分也可称为“南逾珠崖”，而《天文志》恰恰提到了“林邑”，指的正是越南南部。元朝虽然一直没有征服越南，但要派人去越南测量却不会有什么困难。既然如此，测量者怎么可能舍易求难，冒着生命危险远航到南海上一个连水源都没有的荒岛上去测量呢？其实一位著名的元史专家早就注意到了此说的漏洞，但慑于“政治需要”的压力，直到逝世都没有写成论文。

　　总之，无论占有或者治理，一个国家的疆域都不是越大越好。即使不存在自然和人文的障碍，一个国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无限制地扩大领土。一个范围适度的疆域才真正有利于政权的巩固，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西汉的“文景之治”出现在武帝大规模开疆拓土之前；唐朝的“天宝盛世”形成于东西两侧疆域收缩以后；明朝宣德年间放弃了对越南的占领，撤退了北方边界，却是一个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阶段；清朝的黄金时代出现在康熙和雍正年代，而当乾隆完成了他的“十全武功”，造就了前无古人的极盛疆域时，清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可见开疆拓土并不与繁荣昌盛同步，倒是潜伏着民穷财尽的危机。

　　正因为如此，被统治者未必希望国家领土无限扩展，因为对普通百姓而言，他们享受不到领土扩大带来的好处，却不得不到更远的地方去服兵役或劳役，负担更多的赋税。被统一者不会无条件地拥护统一，被征服的政权或民族更不会甘心自己的灭亡。从隋炀帝、唐太宗，直到唐高宗总章元年（础年）才灭高丽，于当年十二月（669 年）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但由于当地人的激烈反抗，到咸亨元年（670 年）都护府就不得不迁治辽东，仪风二年（677 年）治所迁往辽西，以后唐朝的势力完全退出朝鲜半岛。要是高丽人拥护唐朝的“统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明朝在直接统治越南22年后终于放弃了“统一”，主要原因也是当地民众的不断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