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颁赐历法是实行宗主统治的象征，如果一个政权要摆脱另一个政权的统治，它也必然要制定出自己的历法以示政治独立；相反，如果一个政权要臣服于另一个政权，历法也要改易成该政权的历法以示臣服。在宋与西夏的交往关系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北宋刚建立时，同夏拓拔政权曾一度保持较为友好的关系。宋太宗即位后，试图消灭夏政权，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使双方关系恶化，干戈不断。直至李德明统治时期，双方关系才有所改善。景德三年（1006），宋夏签订景德和约，授德明为定南军节度使，确定了西夏的附属地位。第二年 (1007) ，李德明便遣使向宋朝请历，"真宗以新历并冬服赐之"。有学者认为，内迁定居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日益发展，历法对党项羌人显得愈来愈重要了，李德明是在这种情况下,才遣使向宋朝请历的。笔者认为，此次颁赐历法，在宋而言，它是对夏实行宗主统治的一种象征，在夏而言，它是仿效汉制积极准备建国的一项重要举措，而不在于满足农业生产日益发展实际的需要。汤开建曾撰文指出，德明本人精通天文学，善观星象，西夏的天文机构可能始建于他统治时期。这一推测是合乎道理的，仅从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而言，西夏政权完全可以自行编制出所需要的历法来。李德明的遣使请历举措，实际上是利用颁历权所具有的政治上的象征意义，而对宋朝表示出来的一种姿态，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

　　明道元年（ 1032 ）十月，元昊在兴州继承了夏国王位，之后便不断制造事端，图谋独立。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大庆三年（宋景佑五年， 1038 年），元昊于兴庆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国号大夏（史称西夏）。而元昊表明自己在政治上独立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重新颁历。《西夏书事》卷十八记载：“囊霄（元昊）称帝，自为历日，行于国中”。同年，夏遣使告知宋朝，激起了宋统治者的极大愤慨，双方关系逐渐恶化，至康定元年（ 1040 ）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宋三战皆败，谋求和谈，西夏因国力不济，难以维持长期的战争，也愿意弥兵。经过多次谈判，终于在庆历四年（ 1044 ）签订了"庆历和约"，规定元昊称夏国主，向宋称臣，"奉正朔，改所赐敕书为诏而不名。许自置官署”。《玉海》卷十记载：“庆历元年（ 1041 ）十二月丁丑，司天监上所修《崇天万年历》。行之。五年（ 1045 ）十月辛未，始颁历于夏国"。从以上史料我们不难看出，元昊自己编制的历法在夏国内只用了七年左右时间，随着和约的签订，宋夏名义上的君臣关系的确立。宋必然要向夏颁赐历法，以示宗主地位。

　　以后的一百多年中，夏一直奉宋朝的正朔。到夏正德六年 (1132) ，宋高宗因李干顺"附金久,不复颁赐。自是,(西夏)不行中国历"。也就是说，由于宋夏的君臣关系不复存在，颁赐历法于理不通，所以宋统治者才下令："夏国历日自今更不颁赐",从形式上终结了双方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