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统一台湾的战略策略凝聚了上自康熙皇帝，下至满汉军政大丞们的群体智慧和不懈努力。经过历史的检验，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不乏失败的教训，都能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迪。
一、和平解决途径的政治策略寻求
寻求政治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力争通过谈判方式实现统一，是清政府统一台湾的基本策略之一。从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在台湾逝世，郑经继位，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清政府就和平统一的问题，与台湾郑氏集团先后进行了10次和谈，前9次都失败了，最后一次清政府使用了武力手段，大兵压境，以战逼和，使和谈取得成功。
1.清政府与台湾郑氏集团和谈的根本分歧
在清政府与台湾郑氏集团的一系列和谈中,尽管有各式各样的讨价还价和利益冲突，但其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承认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这一原者问题。
“依朝鲜例，称臣纳贡”是郑氏集团在历次和谈中提出的首要条件，也是其和谈的基本立场。朝鲜是中国的邻邦，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处于国防的考虑，朝鲜要求中国政府给予保护，并向中国政府纳贡，成为中国的藩属国。郑氏集团坚持 “依朝鲜例”，就是要清政府承认台湾为中国藩属国的地位，其目的在于将台湾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这当然是清政府所不能答应的。康熙皇帝针对郑氏的分裂立场明确指出：“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P272）表明了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的鲜明态度，也代表了清政府和谈的基本立场。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康熙皇帝为实现和平统一，也对台湾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同意了郑氏集团“不登岸”的条件，允许起世代留驻台湾，不触动起在台湾的统治地位。
为了达到分裂的目的，郑经还不断宣称台湾不是中国领土，为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制造舆论。在康熙六年（1667）的和谈中，郑经就声称台湾远在海外，“非属（中国）版图之中”（《康熙统一挡案史料选籍》P70）。在康熙八年（1669年）的和谈中，郑经又强调郑氏占据台湾是“于版图疆域之外，别立乾坤”，又说台湾“远在海外，与版图渺不相涉”（《台湾外志》第十五卷）。郑经的这些言论不但无视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的史实，而且也违背了其父郑成功的意志。郑成功当年率军东征，收复台湾，在给荷兰殖民者头目揆一的信中，义正辞严地指出：“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领土也。”（汤子炳《台湾史纲》引）由此可见，郑经的言行不仅是对中华民族的背叛，也是对其父辈事业的背叛。
2.台湾郑氏集团坚持分裂立场的原因
①海商集团特有的独立性是其分裂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
台海郑氏集团代表的是海上商业集团的利益。一方面，海商集团为谋取商业利益，积极要求向海外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封建中央政府的种种压迫和限制，在长期、复杂的斗争中，形成了一种本能的独立性。
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在东南沿海地区由于海上贸易的发展而形成了一种海上商业资本。自明代开始实行的海禁政策使海上商业资本只能在中央政府的禁令的压制下艰难地发展，海商集团就是在禁令的高压下派生出来的海商武装走私集团。官方禁令的压制使其对官府带有与生俱来的对抗心理。到郑经这一代，由于占据了远离大陆的台湾这样一个有利于发展海外贸易的稳固根据地，其民族意识便日渐淡薄，独立意识反日益滋长，因而不思统一，反求分裂。郑经曾说，台湾 “东连日本，南蹴吕宋，人民辐辏，商贾流通。王侯之贵，固吾所自有，万世之基已立于不拔”（《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P70）。这段话比较清楚地反映出郑经的分裂心理。
②台湾经济的发展和逐步自立为其分裂的企图提供了经济基础
郑氏集团占据台湾后，把沿海数以万记的人民移入台湾从事垦殖，在台湾推行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又实行寓兵于农的屯田制度，与此同时，郑氏集团又与英国、葡萄牙、西班牙、日本、越南、写落暹罗、吕宋等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关系，从中获取大量军需物资和巨额利润。这样就使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赖性逐步减少，逐步走上自立自强的道路。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成为郑氏集团不肯与大陆统一的重要因素之一。郑经在给其舅董班的信中更明确表示，台湾“ 幅员数千里，粮食数十年，四夷效顺，百货流通，生聚教训，足以自强。又何幕于藩封？何羡于中土（大陆）哉？”（《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P69）。可见经济上的独立强化了郑氏的分裂意识。
③台湾海峡的阻隔和郑氏集团海上力量的优势使其在军事上有恃无恐
台湾海峡这一天然的军事屏障，使郑氏集团产生了一种安全感。郑氏的水师久经战阵，熟悉海疆情况，有丰富的海战经验。这支部对经过郑氏三代的苦心经营，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一度成为中国东南海域无与匹敌的海上力量，即使荷兰舰队都对其畏惧三分。在长年和平对峙的时期里，清军对台湾没有采取任何积极主动的军事行动，这样就使郑氏集团更有恃无恐。
④清军某些前方将领在和谈中的让步促使郑氏的分裂野心不断膨胀
在郑氏集团乘“三藩之乱”进犯大陆东南沿海地区期间，以康亲王书杰为首的清军前方将领多次派人同郑经和谈。一些清军将领为及早结束久拖不决的战事，在和谈中对郑氏讲了些不负责任的话。如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七月的和谈中，康亲王向郑经许诺，如果郑军撤出沿海岛屿，退守台湾，就带应郑氏把台湾变为中国藩属国的要求，并与台湾“通商贸易，永无嫌猜”（《台湾外志》卷二十）。康熙十七年（1678年）再次和谈，清军将领赖塔在给郑经的信中竟说，如果郑经肯退守台湾，则“本朝何惜海外一弹丸之地”，郑氏可永远占据台湾，“从此不必登岸，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纳贡可也。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福之日本”（魏源《圣武记》卷八）。
清军前线将领的这些话，不但没有换来和平的局面，反而纵容了郑氏的分裂行为，使其分裂野心更加膨胀。
3.清政府和谈政治策略的得失
清政府在统一台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将以和谈方式统一作为对台基本策略，无论两岸在和平对峙时期，还是在双方兵戎相见的军事对抗时期，甚至在清军攻克澎湖、兵临台湾，在军事上有绝对取胜把握的最后阶段，清政府都没有放弃和谈，最后终于实现了对台湾本岛的和平统一。
同时不能不看到，清政府为和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显示了充分的诚意，也作出过重大让步，但前9次和谈都失败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究其原因，除了郑氏集团的坚持分裂、反对统一的客观因素之外，从清政府主观上讲，主要失误在于其和谈策略缺乏足以对郑氏集团形成致使威胁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手段做后盾。清政府与郑氏集团之间的矛盾，是尖锐对立的对抗性矛盾。面对这样的对手，要实现统一，武力行动应置于主导地位。但清政府不但没有及早地、迅速地建立起一支占据优势地位、能够威胁郑氏集团生存的水师部队，反而一度在军事上采取消极保守的防御方针，裁撤水师、焚烧战船、收缩防线，搁置武力。在没有必要的军事压力和有效的军事打击能力的情况下，清政府寄希望于通过和谈使郑氏集团放弃对抗与分裂的立场，当然是达不到目的的。清郑双方的第10次和谈，是在清军强大的水陆两栖部队攻克澎湖，歼灭了郑氏水师主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才迫使郑氏集团接受了清政府的和谈条件，使和谈取得了圆满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在统一过程中，清政府针对郑氏集团高层决策者的和谈策略虽屡遭挫折。但其以郑氏集团中下层，尤其是郑军广大官兵为主要对象的招降措施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先后有二十万郑军官兵和文职人员向清政府投诚，分化了郑氏集团的内部关系，瓦解了其社会基础，削弱了其军事实力，并促使台湾的军心民心发生倾向清政府，倾向统一的变化，为最后的统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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