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四川盆地是巴蜀民族的聚居区。巴居于川东山地，蜀居于川西平原（又称成都平原），他们的文化、习俗有很大相似性，所以统称为巴蜀文明，近年来，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了商代晚期的蜀族祭祀遗址，出土大量独具特色的青铜器，其中尤以许多大型的青铜人象和人头像最为引人注目：体积庞大，在古代铜器中罕见其匹；形象怪异而夸张，体现了丰富而奇特的想像力和高超的造型能力。由此可见其文明之源远流长、辉煌灿烂。战国时期，巴蜀民族普遍使用一类独特的青铜剑，这也是古代巴蜀文明的重要特色之一。

　　柳叶飞掷

　　巴蜀民族颇好用剑，尤擅掷剑。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有古代巴人的一个传说：巴西郡的土著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都出于武落钟离山。山上有赤、黑两个洞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其他四姓之子生于黑穴。起初他们没有君长，都事奉鬼神，后来想共同推举一位君长，于是约定，一起掷剑于石穴，谁能击中，就奉以为君。结果唯有巴氏之子务相掷中了石穴。又约定，各乘土船，谁能浮水不沉，当以为君。又只有务相浮水不沉。各姓遂共立务相，这就是巴族著名的领袖廪君。以比试掷剑之术来决定部落首领人选，足见掷剑是巴人重视和擅长的技能。

　　掷剑的习俗也流行于蜀人中。《汉书·司马相如传》记，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相如是蜀人，他所学的击剑并非倏忽纵横的斩刺之术，而是遥击而中的飞掷之术。

　　在战国时期的巴蜀墓葬中，广泛出土一类剑身呈柳叶形的青铜剑，应就是当时巴蜀民族所民前程之器。巴蜀剑的形制非常统一，从实物的一些细微差别。大致可以将它们区分为两种形式：

　　Ⅰ剑身呈柳叶形，中脊或凸起呈圆柱形，两侧常有血槽；扁茎斜肩，茎部有穿孔，多为两个，茎末端的一个孔在中脊线上，近剑刃的一个孔则偏于中脊一侧，少数剑只有一个穿孔；长度多数在30-45厘米左右，少数超过50厘米，个别剑甚至长达60余厘米，如涪陵小田溪出土一剑，长66.5厘米，似是最长之例。

　　Ⅱ剑身呈柳叶形，无圆柱形脊和血槽；扁茎斜肩，茎部有两个穿孔，都位于中脊线上；长度约为30厘米。

　　Ⅰ型是巴蜀剑的主要形式，在巴地和蜀地都有大量发出，分布广泛，极为盛行。其多数是短剑，也有少数已是长剑。Ⅱ型则都是短剑，而且均配对使用，所以皆配有独特的双剑鞘，较为少见，迄今发现的实物都出于蜀地，大概主要流行于蜀人之中。

　　二型铜剑的装柄方式相同，皆是用两个柄形木条夹住剑茎，以小木钉于穿孔中钉合，然后缠以细绳并髹漆。少数剑还先将木柄插入一个铜套，再于铜套外缠绳涂漆，自然更加牢固。接柄后的剑，整体长度一般约增加10厘米左右。少数剑所装木柄甚长，昭化宝轮院曾出土一剑，剑柄略有残损，仍达16.5厘米。

　　巴蜀铜剑的剑身呈柳叶形，比较窄细，而且不装剑格，这种剑型很便于掷击。1977年在四川峨边大渡河畔曾出土七柄Ⅰ型剑，形制完全相同，出土时七剑排列整齐，剑锋方向一致，置放于约30平方厘米的范围内，长短有序，以次递减，最长的一号和二号剑长32厘米，最短的七号剑长28.4厘米，显然是一组剑。四川涪陵小田溪的巴人墓中也有类似发现。像这种成组使用的短剑，可能就是用于掷击的，长短上的变化，大概是为了适应掷击时距离远近不同的需要。

　　神秘的图纹符号

　　巴蜀铜剑的装饰极富特色。

　　其剑身基部常铸刻象形的图纹，常见的有虎纹、手纹、花蒂纹、鸟纹、蝉纹等，以及其他许多不认识的抽象符号。这些图纹符合不独见于铜剑，也广泛见于巴蜀地区出土的其他青铜兵器，如戈、矛、钺等；不仅有单个符号，也有多种组合而成的。据一些研究者统计，巴蜀兵器上的图纹符号有几十类，其组号变化更加繁复，大概有数百种。它们肯定不仅仅是美形的装饰，应还包含某些深层的含义，目前还无法破解，推测可能是族徽或图腾标志，抑或具有吉祥神佑的象征意义？也有学者以为，它们可能具有文字的功能，故又称之为“巴蜀图语”。

　　此外，Ⅰ型铜剑的器身表面常有铸造形成的粗糙斑纹，遍布全体，从形状看有虎皮形、半圆形、斜棱形和三瓣花形等种，触之坑洼不平，多呈黝黑色或油绿色或不锈蚀。以前，一些研究古剑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世界上某些古代民族之剑，器表常有精糙花纹，坚硬并具有良好的防锈作用，或称之为“糙面花纹”。巴蜀铜剑之糙面斑纹，可能也有这种作用。

　　渊源流变

　　西南初期，关中周文化区域曾流行一类扁茎柳叶形铜短剑。不难看出，战国巴蜀铜剑的形制（包括装柄的方式）与周初扁茎柳叶形短剑极其相信似。因此研究者普遍认为，巴蜀铜剑可能来源于关中地区，它的远祖就是周初的扁茎柳叶形剑，传入巴蜀地区后，在战国时代发展成为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兵器，因而形制也有变化：如Ⅰ型剑的剑身加长，甚至出现了长剑；以奇特的图纹符号进行装饰，剑体表面铸出独特的糙面斑纹；茎部穿孔偏斜于中脊线等。相比之下，Ⅱ形剑的变化较小，除以巴蜀图纹进行装饰外，其他方面几乎与周初柳叶形剑完全相同，甚至所配铜剑鞘的形状也有些相似。

　　《尚书·牧誓》记载，殷末周武王伐商，“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诸族都是同盟军。《华阳国志·巴志》也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据说，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可见在商末周初，巴族和蜀族就与周人有密切联系，周人习用的铜剑传入巴蜀地区是可能的。

　　古代巴蜀与关中地区的联系主要是通过汉中地区，汉中作为关中和巴蜀的孔道，常出土兼有两会不同文化特点的器物，反映了古人的南来北往和文化的传播融会。1972年陕西凤县曾出土三件扁茎柳叶形铜短剑，年代所碎为是春秋，形制与周初扁茎柳叶形剑相同。凤县在宝鸡西南，毗邻汉中，这批材料，无论出土地还是年代，都处于周初扁茎柳叶形剑和战国巴蜀式剑的中介点上，或可反映扁茎柳叶形剑之向西南地区传播。

　　改装式剑

　　战国时期，巴蜀与长江中游楚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受到楚文化的强列影响。公元前316年，秦又攻灭巴蜀。随着秦楚两国之经营巴蜀，中原地区的文化、器物，包括流行的铜剑，越来越多地传入巴蜀地区，并在许多方面开始排挤不寻的土著文化和器物。战国晚期，巴蜀地区虽仍使用传统的柳叶形剑，但也开始汉行中原系统的东击式铜剑，基本功的趋势是后者益盛，前者日消。而且，受传来的中原铜剑影响，人们开始对传统的柳叶形剑进行改装，方法是锉去茎与身相接处的圆曲交界，使成直角，即改斜肩为折肩，然后装上中原铜剑盛用的凹剑格，一些剑还在茎末端安装中原式的圆备用形剑首。这种由巴蜀式剑改装而成，具有中原风格的新铜剑，即所谓“改装式剑”，它是巴蜀铜剑在消亡前夕出现的一个变化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