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展现个性自由的窗口

　　辛亥革命的成功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以民权、平等为核心的民主主义思想取代封建思想体系，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占有了主导的地位。这一指导思想的确立，宣告了封建文化模式的终结，等级序列、伦理道德、生活方式一体化的结构解体，服饰消费不再具有身份伦理的限制，还归人民生活选择的自由。虽然民众因为拥有财富多寡的不同并不能真正做到选择的自由，但是以金钱取代权力的支配地位，进入商品市场，进行等价交换，是人们摆脱身份地位的约束所能获得的最广泛的平等权利，这给个体自由在服饰领域的施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所以在西方世界通行的服装文明，在中国能得以迅速传播和实施，是社会变革的成效，也是打开国门后，汹涌而来的洋布、洋装、洋货的冲击在中国引起回应。

　　在中国最早穿西服的是雍正皇帝，至今在故宫尚保留他的这一画像，这如同玩赏钟表一样，是统治者满足追奇猎艳的心理，并无社会意义。乾嘉时期洋装开始在中国城市出现，人们对此讳莫如深，无人仿效。鸦片战争后洋货倾销中国，首先在开埠的广州、香港出现洋式打扮，女的足蹬欧式皮鞋，头戴曼彻斯特头巾，买办中也有穿洋装的，但在士大夫中绝无仅有。在19世纪末若有人提倡“易西服”，这无异是用夷变夏，为世俗所不容。宋恕力图从着装方面造成向西方学习的氛围.变法“改试令，必自易西服始”。他把易西服看成更官制，改试令，设议院的前堤，这在当时乃是惊世骇俗之论，他自述“与人谈三始，犹有然之者；谈一始（按：即易西服）则莫不掩耳而走，怒目而骂，以为背谬已极，名教罪人。”（16）中国最早赴美留学的幼童，因为辫子，受到美国孩子的嘲笑，纷纷剪辫易服。1881年下令撤回中国，穿西服成为一大罪状。驻英公使郭嵩焘为避风寒，披了一件洋外衣，竟然遭到弹劾。

　　变法“改试令，必自易西服始”。他把易西服看成更官制，改试令，设议院的前堤，这在当时乃是惊世骇俗之论，他自述“与人谈三始，犹有然之者；谈一始（按：即易西服）则莫不掩耳而走，怒目而骂，以为背谬已极，名教罪人。”（16）中国最早赴美留学的幼童，因为辫子，受到美国孩子的嘲笑，纷纷剪辫易服。1881年下令撤回中国，穿西服成为一大罪状。驻英公使郭嵩焘为避风寒，披了一件洋外衣，竟然遭到弹劾。

　　然而，禁令也好，弹劾也好，都挡不住正在发生的变化。嘉庆年间的竹枝词已有“纱袍颜色米汤娇，褂面洋毡胜紫貂。”洋毡、洋绉等机器生产的洋衣料有的厚实细密，有的轻薄柔软，以优良的质地比国产的土布更胜一筹，且因为不涉及服装的形制，很早就引起国人的兴趣。在19世纪中叶据英国蓝皮书报道，在福州“几乎在每3个人当中，就有1人穿着一些我们的纺织品”。这个论断经我国经济学史家研究认为言过其实（17）。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西方看到中国市场的辽阔，用各种手段掀起倾销的狂潮，并以价廉物美的优势占领了中国市场。洋货倾销最多的要数洋纱、洋布、洋火、洋油等等，都是有关衣食能源的生活必需品，仅衣着用料就有洋布、洋绸、洋缎、洋呢、洋羽毛、洋漳绒、洋羽线、洋被、洋毯、洋花边、洋手巾等（18），琳琅满目。以上海为例，1871年进口洋布1300万匹，1899年增至1700万匹。“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衣者十之七八。”（19）大量的商品导引人们的消费习惯发生变化，细致光泽的洋布成为人们时尚的用料进入千家万户。

　　衣料质地的改变也促进了衣服款式的变化，轻便合体的洋服逐步赢得中国人的欢心。19世纪末穿洋装还是冒人言大不讳之事，到1903年初广西梧州中学总教习胡汉民，已经容许学生在“岁时令节，学生披洋衣揖孔孟。”（20）但仍属凤毛麟角。真正在社会上发生重大影响的是军队的服装变革，1904年归国的留日学生从实战出发，建议军队剪掉辫子，就受到一些士兵的响应，各报刊纷纷予以宣传鼓动，1905年端方出洋考察，随员中有一半剪了辫子，其中有翰林、道府、教员、武员等。1906年新编陆军为便于戴军帽，带头去掉辫子，一时“军界中纷纷落发辫者不可胜数”（21）。练兵处不敢公然变更祖制，拖着辫子练兵是一大累赘，不得已采取折衷的办法，下令将辫子盘在军帽内，“不准擅自裁割”，（22）新军中有很多是留日学生，并不把这一通令放在眼里，剪发者仍然不断，这对社会很有影响力，1906年天津警察受到新军影响，剪了三分之一。（23）从军队到社会，相互促动，剪去辫子穿洋装已经不可抑制。

　　观念的变化，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对洋装的普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来，民主思想的传播，激励了人们对西方文明的向往，人们醉心于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理想，认为由这种理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谁接受西方习俗，谁就是文明维新，否则就是守旧、冥顽。洋装成为西方文明的象征，被人们推崇备至，《湖北学生界》有一篇文章宣扬说，西装之精神在于发奋踔励雄武刚健，有独立之气象，无奴隶之根性，穿了它可振工艺，可善外交，可以强兵强种云云，这样肆意夸大洋装的心态，反映崇洋已经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民国建立后，以国家法制的形式通令改革服装，民众的穿着打扮不再受国家禁令的约束，从此进入自由穿着的时代，但对于穿什么，怎样穿却各行其是，五花八门。早在辛亥革命前就有人主张恢复古装，仿效《 水浒传》、《七侠五义》中的武生打扮，“头顶高髻，内束紧身，外披圆领双结宽绰长袍。”认为这种装束“既美观瞻，又复灵便，不失尚武精神。”（24）浙江丽水光复时，有两人“头带方巾，身穿明代古装，腰佩龙泉宝剑，站在街头欢迎。”（25）更为有趣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首先提出打倒桐城谬种，表示“共和与孔经绝对不能并存”的钱玄同，1913年在浙江就职教育司长时居然身穿 孔子时代的深衣玄冠到军政府报到，并发表《深衣冠服考》向全社会推广（26）。梦想复辟满清王朝的江苏都督张勋，组织辫子兵勤王，浩浩荡荡的的脑后的长垂。有些遗老遗少，徘徊于政局，剪了辫子的又重新装上，以便观望。因此“有剪了头发穿件长衫戴顶洋帽的，也有秃着头穿洋装，这是剪发的一起了。不剪发的呢?大半不梳辫子啦，有的把髻梳在前面像一朵花，像一个蝴蝶结似的，也有梳在头顶上，梳在两旁边的，梳在后头的，有千百个式样。”（27）当时的报刊报道街头的景象是：“中国人外国装，外国人中国装。”“男子装饰像女，女子装饰像男。”一时“洋洋洒洒，陆离光怪，如入五都之市，令人目不暇接。”（28）“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不可名状。”（29）真是西装革履，长袍马褂，新旧土洋，千奇百怪。与其说这是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映照，不如说这已开始了服装自由穿着的时代。

　　在各种服装中，洋装脱颖而出，受到民众的欢迎，这固然有官员率先穿上西装革履的示范效应，各种报刊宣传的影响，更因为洋装的轻便、简洁，与臃肿、拖杳的清代服装相比有明显的优越性。从西洋归来的人士认为：“今之辫服，牵掣行动，妨碍操作，游历他邦，则都市腾笑。”（30）这是鼓吹西服的重要原因，这从胡祥翰的《上海小志》中也可以看到当时人的心态：“优胜败劣，适者生存，而不适则归淘汰，此天演之公例也。不必征诸远，征诸四十年来沪上淘汰之种种事物可矣。试略举如下事，多不烦引也。如有轮船而沙船淘汰，有洋布而土布淘汰，有洋针而土针淘汰，有皮鞋、线袜而钉鞋、布袜淘汰，有火柴而火石淘汰，有纸烟、雪茄而水烟、旱烟淘汰。”衣食住行择优选用，是生活方式近代化的趋势。上海是中国首批开放的商埠，欧风美雨在这里有广泛的影响，民国以后就时兴洋服、洋伞、洋鞋、呢帽，女装更是领先服饰的新潮流。高领、短袄、凸乳、细腰、长裙是上海女郎追逐的时髦。有的打油 诗说：“商量爱着应时装，高领修裙短短裳，出色竞梳新样髻，故盘云鬓学东洋。”（31）有的刻画上海时髦女郎必备的装束是：“尖头高底上等皮鞋一双，紫貂手筒一个，金刚钻或宝石金扣针二三只，白绒绳或皮围巾一条，金丝边眼镜一付，弯形牙梳一只，丝巾一方。”男子的时髦装束是“西装、大衣、西帽、革履、手杖外加花球一个，夹鼻眼镜一付，洋泾话几句，出外皮蓬或轿车或黄包车一辆。”（32）生动地刻画了民国初年上海时髦男女的形象。

　　服饰洋化成为各阶层追逐的新时尚，报刊评论说：“优裕者必备洋服数袭，以示维新。下此衣食维难之辈，亦多舍自制之草帽，而购外来之草帽。今夏购草帽之狂热，竟较之买公债卷，认国民捐，跃跃实逾万倍。”（33）在南京“绸缎铺、估衣店闭门贴招，盘外国细呢、西式新衣。列肆相望，无论舍店，皆高悬西式帽。”（34）在湖南城镇“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35）醴陵县的男男女女时兴“博士帽、草帽、卫生帽及毛绳便帽。”（36）新繁县“青年妇女则纯用长衫短裤，不逮膝，露腿赤胫，争趋时髦。”（37）湖北蒲圻县的“农民亦服洋布”（38）连偏远的山村“洋布、洋伞、洋鞋、呢帽之类的洋货，在上层人物的身上以及他们的屋里一天天增多了。”（39）时髦服装的带头人不仅有士绅大贾，洋务人士的家小，还有被传统社会视为低贱的艺人和妓女，有的说：“妇女衣服，好时髦者，每追踪上海式样，亦不问其式样大半出于妓女之新花色也。男子衣服，或有模效北京官僚自称阔者，或有步尘俳优，务时髦者。”（40）因此“妓女效女学生，女学生效似妓女。”（41）什么贵贱之等，夷夏之辨，男女之别，统统消失在追新求异的时装潮中。在近代文明所到之处，衣冠之治的影响荡然无存。服装成为一个时代的窗口，展现了中国人追求个性自由的千姿百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