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中国成立后50年的研究

　　1949年至1999年的50年，是伊斯兰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在完全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存在并发展的，因而对它的研究明显的有着时代的特征。1949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朱总司令复电新疆回族总教长马良骏”一文，1950年12月2日“政务院关于伊斯兰教的人民在其三大节日屠宰自己食用的牛羊应免征屠宰税并放宽检验标准的通令”发布，1956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毛主席朱德副主席接见中国伊斯兰教第二次代表会议代表”等，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伊斯兰教及其各穆斯林民族的政策与历代统治阶级歧视伊斯兰教，压迫穆斯林民族的政策已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新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真正享受到了宗教信仰自由。在这样宽松的社会环境下，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在50年代出现发展的局面。马坚在这一时期有多篇成果发表，他先后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历史教学》、《中国穆斯林》等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古兰经》的纂集和流传”、“穆罕默德的宝剑”、“伊斯兰文化的光芒——纪念阿维森纳诞生一千周年”、“伊斯兰哲学对中世纪时期欧洲经院哲学的影响”、“中国与阿拉伯各国之间又古老又年轻的友谊”等文章。白寿彝发表的重要文章“中国元明时（1280—1661年）几个阿林”，刊登在《中国穆斯林》1958年第1期上。纳忠发表在《云南日报》1957年3月14日的“清代云南回族人与伊斯兰文化”，林干发表在《历史教学》1953年第12期上的“伊斯兰教（回教）是怎样产生的?”，苏北海发表在《历史教学》1952年第9期上的“一千年来伊斯兰教（回教）在新疆的发展”，马力克发表在《中国穆斯林》1957年第2期上的“中国穆斯林的人口问题”等文章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影响。整个50年代，国内共发表伊斯兰教研究方面的论文和文章约百余篇。

　　伊斯兰教译著的不断出版，是50年代伊斯兰教研究的一个特点。195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马坚译《古兰经》上册，1951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他翻译的《回教真象》，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马坚翻译的《伊斯兰教哲学史》；195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陈裕菁译《蒲寿庚考》；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马安礼译《天方 诗经》；195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纳忠译《阿拉伯文化的黎明时期》。

　　50年代出版的研究回族问题的有关著述，如白寿彝著《回回民族底新生》和他主编的反映清代回民起义为主要内容的资料集《回民起义》（全四册），以他为首编写的《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马霄石著《西北回族革命简史》，林干著《清代回民起义》等书中，有关伊斯兰教的内容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进入60年代，伊斯兰教的研究势头明显减弱，但在1965年以前，仍有一些成果问世。张杰在《民族团结》1962年第4期发表“在伊斯兰教中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62年2月，白寿彝赴巴基斯坦参加历史学年会，在会上宣读论文《中国穆斯林的历史传统》（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是当时重要的伊斯兰教研究方面的文章；马坚在1962年9月22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中国艺术给古代穆斯林的影响”；纪思、庄为玑、吴文良分别在《文物》1960年第1期，《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1964年第1期发表　　 “杭州的伊斯兰教建筑凤凰寺”、“泉州清净寺的历史问题——泉州古迹研究之一”、“再论泉州清净寺的始建时期和建筑形式”等文章。

　　从60年代开始，文史资料和民族地区调查资料汇集中有关伊斯兰教的文章比较集中，而且有重要的史料价值。1962年创刊的《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一、二、四辑中有“甘肃伊斯兰教的门宦”、“甘肃伊斯兰教新教派的产生”、“临夏清真寺海乙制的建立及其变迁”、“我国伊斯兰教中的哲赫忍耶门宦”等20余篇有关伊斯兰教的文章。同时期的《青海文史资料选辑》中也有多篇伊斯兰教内容的文章。

　　60年代，在刊印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集中，也辑录了不少各地伊斯兰教的资料。如1963年印行的《东乡族调查资料汇集》中有“伊斯兰教在东乡的一般情况”一文；1964年印行的《甘肃回族调查资料汇集》中有“（临夏、临潭）伊斯兰教情况”一文；1964年印行的《青海回族调查资料汇集》中有“门源伊斯兰教的情况”一文。在全国穆斯林民族聚居的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集中，都有伊斯兰教的内容。

　　从1960年至1965年，全国报刊上发表有关伊斯兰教的论文和文章不足50篇。

　　1966年至1977年的11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及余波，伊斯兰教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处于停顿状态。只有昆明师范学院《教育革命》1975年第2期发表“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5年第2、3期、1976年第1期发表方思一的“伊斯兰教史话”（后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两篇直接与伊斯兰教有关的文章，但不可避免的打上了那个时代局限的烙印。此外，从考古学和人物考证的角度，有四五篇与伊斯兰教有点关系的文章在《文物》等报刊上发表。

　　70年代末，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沉寂多年后，随着国内大环境的变化开始复苏。1979年在昆明举行的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是我国伊斯兰教研究出现突破性进展的一次主要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由西北五省区轮流主持召开具有全国规划模式的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同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召开的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研究工作座谈会，就会议的筹备和安排事宜进行了讨论，作了具体的布置，从此开始了我国伊斯兰教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走向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1978年，泉州海交史博物馆创办的《海交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朱红的“伊斯兰教文化东渐扬州始末”（上），志程的“‘蕃客墓’”及其有关问题浅谈”两篇文章；《新疆历史论集》中载有王治来的“论伊斯兰教在新疆的发展”等文，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比较早的研究伊斯兰教的文章。这一年，由法国人昂里·马塞著，王怀德、周祯祥翻译的《伊斯兰教简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自50年代以后国内公开出版的第一本伊斯兰教研究的译著。

　　1979年，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仍呈现上升趋势，国内发表这一方面的文章已达30多篇，其中谷苞在《新疆社会科学研究动态》第9期发表“维吾尔族与伊斯兰教”，黄心川在《新疆史学》创刊号上发表《沙俄侵略新疆与伊斯兰教”，金宜久在《世界宗教研究》第1集发表“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纳忠在《历史教学》第1期发表“中世纪中国与阿拉伯的友好关系”，特别是马寿千在《光明日报》1979年10月9日发表的“伊斯兰教在中国为什么又称为回教或清真教”，在全国更大范围内对人们了解伊斯兰教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一年，也有几部重要的伊斯兰教译著出版，如美国学者希提著《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出版，英国学者伯纳路易著《历史上的阿拉伯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黄心川、戴康生著《世界三大宗教》由三联书店出版，其中有伊斯兰教的专门章节。

　　进入80年代，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进入全面发展。从1980年开始，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分别在银川（1980年）、兰州（1981年）、西宁（1982年）、西安（1983年）、乌鲁木齐（1986年）举行。5次会议有10多个民族成份的近600人（次）参加，提交会议的论文、资料等达400篇（本）。从5次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看，中国斯兰教研究的主要领域都有所涉及，如银川会议讨论了“18世纪以来我国的伊斯兰教问题”；兰州会议讨论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相互影响问题”、“伊斯兰教在西北的教派与门宦问题”、“清代对伊斯兰教的政策与伊斯兰教在回族反清起义中的作用问题”、“中国伊斯兰教的社会思想潮以及经堂教育和民族文化教育问题”；西宁会议讨论了“关于伊斯兰教学术研究如何为‘四化’和现实服务的问题”、“关于西北地区的教派、门宦及其渊源问题”、“关于汉文伊斯兰教著述及其哲学思想研究的问题”、“地区性伊斯兰教的调查问题”；西安会议讨论了“关于伊斯兰教与10个少数民族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问题”、“关于伊斯兰教在中国各地的传播及其特点的问题”、“关于中国伊斯兰教各派的兴起及其教义的问题”；乌鲁木齐会议重点讨论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史”和“西北地区的苏非派及其相互关系问题”。

　　此外，80年代重要的伊斯兰教学术会议还有：1981年7月举行的“中国宗教学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提交的有关伊斯兰教研究的论文有17篇；1987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会议收到论文20余篇。

　　这些学术会议的举行，为我国伊斯兰教的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取得了空前的丰硕成果。在探讨伊斯兰教在我国各地的传播及其特点和规律，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史、清真寺研究、穆斯林人物研究、伊斯兰教研究和实际工作中的一些重大理和实践问题等方面，都有了可喜的收获，其学术成就和影响，也为国内外学术界所注目。

　　在学术研究成果方面，80年代出版的一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专著、译著、论文集、资料集，已具备一定的水平，有些成果在国内外产生影响。1981年、1983年和1986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勉维霖著《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马通著《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等3本专著。这3本书综合了两位作者多年来多学科综合调查所获得的珍贵的大量资料，系统阐述并分析了中国伊斯兰教主要教派与门宦及其支系的宗教教义渊源和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与现状，以及宗教修持和礼仪遵行方面的特征，比较全面的为我们展现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在西北地区首先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伊斯兰教特色的宗教组织——教派门宦的历史画卷。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伊斯兰教在中国》、《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文集》等先后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编写了《什叶派》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3年6月出版，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本比较系统阐述什叶派的著作。杨永昌的《漫谈清真寺》一书，是70年代末以来国内第一本研究清真寺的著作。《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集》则是对泉州等地伊斯兰教史实的专门研究。《西北伊斯兰教研究》（论集）辑录了80年代前期国内研究西北伊斯兰教问题较有代表性的20篇论著。这一时期伊斯兰教研究的译著出版较多。主要有前苏联叶·亚·利亚耶夫著《伊斯兰教派历史概要》，德国卡尔·布曼克尔曼著《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前苏联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该节下卷用3个章节阐述了伊斯兰教的产生、8世纪下半期至15世纪的伊斯兰教及中世纪末和近代的伊斯兰教。美国托马斯·李普曼著《伊斯兰教与穆斯林世界》，比较集中的记述了当代伊斯兰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伊本·白图泰游记》中载录了14世纪中叶中国伊斯兰教的相关珍贵史料。马坚译白话文《古兰经》和宝文安、买买提赛来译《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在198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使伊斯兰教的研究有了最权威的资源。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纳忠等译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已出版）。与伊斯兰文化相关的阿拉伯文学、伊斯兰音乐等方面也有译著出版。

　　这一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性资料的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其中《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年）》、《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最具水平。第一部资料集分上下册，八大类，100余万字，从1911至1949年期间的中文报刊和丛刊中，选编了说明中国伊斯兰教史某一方面有史料价值的各类文章197篇。这类文章由于历史的原因，常人很难寻找，且选编的门类比较齐全，所以对研究者作用很大。第二部资料集共7册，近200万字，对中国穆斯林最聚集的西北五省区1949年以前的民族宗教资料，采取文摘的形式选编，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史的资料占有相当的比重，如《甘肃分册》中，直接论述伊斯兰教问题的资料约有50篇，9万余字。

　　这一时期，《中国穆斯林》、《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资料》、《宁夏社会科学》（含“宁夏社会科学通讯”）、《甘肃民族研究》、《阿拉伯世界》、《青海民院学报》、《新疆社会科学》等主要刊物及散见于全国其它社会科学研究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有关国内外伊斯兰教研究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