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礼仪活动中那一系列矫揉造作、繁枝缛节的行为规范，实在地说，并非仅仅是毫无意义的装腔作势、故作姿态，它们虽然没有具体的工艺的效用，却有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实际上，正是在如此这般的进退揖让、送迎拜接之中，人们才设身处地地亲身体会和确认了他对社会共同体的归属、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名分和与此相适应的行为规则，从而被陶冶、驯化为社会中合格的一员，“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管子·心术上》）。因而，礼仪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化手段，一种社会交往方式──人只有通过具体的交往才会社会化，一定的社会关系才会建立起来，个体才在如此这般的社会结构中获得一席立足之地，孔子曰：“立于礼”（《论语·泰伯》），此之谓也。《礼记·冠义》云：“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仪也。礼仪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而后礼仪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正是礼仪活动才使人成为人，可以说，礼仪活动就象一场戏，每一个粉墨登场的人，在如此这般地表演之同时，都被潜移默化地造就为一定的角色，这角色不是“生旦净末丑”，而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妻”，这场戏的帷幕，是由原始舞蹈拉开的。

    要确认原始舞蹈在人类社会发生史上的源头地位，必须首先明确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群落的本质所在。人类社会的“人类性”在于，它不是象动物群落那样是仅仅依赖直接的血缘纽带和生存需要（谋食、性交、生殖、哺乳及御敌等）联系起来的自然构造物，而是由超越于自然关系之外的精神的和符号的关系联结起来的人类共同体。在最初的人类共同体之前，自然必定已存在一定的人类群落，然而由于联系这种群落的是血缘纽带和自然需要，因此它与动物的群落并无本质的区别，一家老小一起合作谋食，与一窝猎豹一同捕猎并无本质区别，因而，亚里士多德将家庭视为“自然共同体”，并指出，在古希腊，家庭一词的本义是指“食厨伴侣”或“刍槽伴侣”[7]，这表明，古希腊人正是在谋食这种自然活动的意义上来领会家庭关系的。正鉴于此，我们不能同意流行的社会发生学观点，即认为人类社会起源于人类最初在劳动中的分工合作，因为这种观点无法将最初的人类共同体与动物群落区别开来，而最终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殊途同归。实际上，劳动作为对生存资料的攫取，必然导致不同个体之间的相互竞争，因此，它与其说使人们聚集和联合起来，还不如说是使人们疏离和敌对，在原始劳动中，即使有协作和联合，也只能是小规模的，只限于有亲近的血缘关系的个体（母子）和有生理需要的个体（配偶）之间，由此所组成的只能是家庭，而家庭尚算不上社会，它只是组成社会的材料。总之，人类社会只能开始于劳动之外，开始于人与人之间超自然的精神关联产生之时，而这种关系只能产生于超自然的即不是基于血缘纽带或出于生理动机的人际交往活动中。什么时候，原本互不相干、素不相识的人们自发地聚集在一起，什么时候这种交往活动就展开了，而最初的人类共同体或社会就建立了起来。

    这种最原始的超自然的人类交往方式，只能是原始舞蹈，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始舞蹈是人类最原始的人际交往手段。这是因为，在蒙昧初开之时，没有象后来那样发达的信息传播工具，没有超时空的传播手段如文字和书契，甚至尚无远距离的传播手段──口头语言（语言尚有待于交际活动来“催生”），因此，最初的语言必是动作性语言，最初的交际只能是面对面的、切身的、在场的交际，只能用肉体的有规律的动作和姿态表情达意，这种有规律的具有表演性和象征性的动作不是别的，就是最初的舞蹈（正如人类最初的口头语言只能是有韵律的声音，即歌唱。）舞蹈，可以说是人类最古老的“语言”，前语言的语言。实际上，即使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舞蹈不仍是人类最直接最体贴的交际方式吗？

    因此，正是舞蹈这种最原始的交往方式将原本不存在任何自然联系的人们召集在一起，这就是最初的也是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或社会。舞蹈从一开始就是集体活动：它是肉体的狂欢、感官的放纵、精神的解脱，正是舞蹈的巨大魅力，使人们自发的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人们手拉手、肩并肩，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中心（既是空间的中心，又是精神的中心），相靡相荡、载歌载舞，沉浸在共同的欢乐和激情中。当此之际，人们忘记了自然的威协、超越了生存的竞争、消除了相互之间肉体的和精神的距离，他们不再孤立与疏远，每个人的肉体和精神都忘情地赤裸裸地向别人袒露出来，人们在真切地呈现自我的同时，也体贴地理解了他者。这种相互理解乃是基于舞者之间那种细腻的微妙的交感：舞者的动作不是个体的各行其事，而是相生相济、息息相通，每一个微妙的动作和表情都会引起别人敏感的反应，这种交感不仅仅是肉体的，更是精神的，它不可言传，但每一个曾身临舞蹈之境的人，即使是当代人，对此都有真实的体验：舞蹈双方既体贴入微，又心心相印。于是，在舞蹈中，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精神联系将不同的人们融为一体，亲如兄弟（即所谓“和”），它超越血缘，无关乎自然生理欲求，而是在舞蹈中才首次涌现出来的心理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