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看台湾佛教

    王雷泉

    台湾佛教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人会表示疑义。台湾佛教经验是否适用于大陆？此话说不好，也实在太敏感。1998年10月下旬到11日上旬，笔者应台湾中华禅净协会会长惠空法师邀请，藉出席“两岸禅学研讨会”之机，对平时所思索的问题，有了更为亲切的认识。所谓“第三只眼”,指在政治、宗教与学术的三极格局中，从一个教外学者的视角，发表一点或许是雾里看花般的书生之见。

    一、台湾佛教的多元化与主体性意识

    台湾佛教主体性，是最近台湾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像现代禅教团理论骨干温金柯，就把“建立台湾佛教的主体性”,作为《现代禅对台湾佛教的影响及 历史意义》一文的副题。中华佛学研究所研究员蓝吉富认为台湾是文化传播路线上的边缘地带，因此，台湾佛教具有“多元性与复杂性”和“枝末性”两大特质。即缺乏原创性，承受的是自明末起相继传入的斋教、闽南佛教、日本佛教、大陆主流佛教及藏传佛教、日本新兴佛教等各种派别。台湾大学 历史系博士候选人江灿腾将自己研究台湾佛教，视为对乡土文化的回馈与关怀。他认为：“台湾佛教主体性的意识觉醒，是延迟到解严以后，更切当地说，是在开放大陆探亲活动，从两岸的佛教现况对比之后，才清晰地浮现的！”故关怀对岸佛教和重建当代台湾佛教主体性的努力，是同时并存的。（《台湾佛教文化的新动向》，1992）至于像杨惠南、陈仪深等学者，则更赋予主体性以社会批判和激进的政治含义。1997年，台湾现代佛教学会以“台湾佛教主体性”作为年会的主题，可见这一话题已经进入学术界的前沿领域。

    主体性意识反映了佛教摆脱国民党的政治控制，各佛教团体多元发展的现状。若以郑成功入台为始，台湾佛教可分为清代（1661~1895）、日据（1895~1945）、戒严（1945-1987）、解严（1987-迄今）等四个时期。前三个时期都与政治势力介入佛教有关，而第四个时期则是政治对佛教的掌控减弱，佛教呈现多元复杂的发展态势。1949年之后，以大陆逃台僧人为骨干的“中国佛教会”,在国民党支持下掌控了整个台湾佛教的领导权。1953年在台南大仙寺举行的传戒活动，开始以教团的权威清除日本佛教的影响，确立大陆传统佛教在台湾的主导地位，只有受过三坛大戒的出家人，才得到“中佛会”的正式承认，改变了原来肉食、娶妻、不受戒等受日本佛教影响而形成的信仰习惯。如果站在民族大义立场上，可说这是“中国佛教会”在这段时期的最大贡献。1987年解严以后，佛教日益摆脱政治的掌控，在教会组织、社会运动和文化事业上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而“中佛会”一旦失去了对传戒的垄断权，它的主导权威也就不复存在。在戒严时期开始发展，而在解严时期定型的四大山头，其影响不仅遍及全台湾，而且延伸到世界范围。它们是：东部由证严主持的慈济功德会，南部由星云主持的佛光山，北部由圣严主持的法鼓山，中部由惟觉主持的中台山。“中佛会”的失落，各大山头的崛起，标志着台湾佛教实际上已进入群雄并踞的“战国时代”.

    台湾佛教的主体性，还直接涉及对中国传统佛教的评价。蓝吉富曾提出过“明清佛教”的概念，以示其与隋唐佛教和宋元佛教在性格和内涵上的差异。一是义学不兴，明清时代的义学研究没有创造性，大抵是“三教合一”、“禅净合一”、“教在华严，行在净土”之类的综合与重复；二是佛教的民俗化脱轨的发展，使佛教的信仰形态与教义的距离日益加大，佛教成为民众性、世俗性而精神内涵模糊的庶民信仰。（参看拙文《将终极托付给历史》，《闻思》创刊号，1997）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以太虚法师和欧阳渐居士为代表的对中国传统佛教的反省和批评。面对宗教生态中基督教的强劲攻势，他们都以“回溯根源”为特征，对“明清佛教”的样态进行猛烈批评，以图中国佛教的振兴。只是欧阳渐一系走得更远，他们对如来藏一系佛学的全面批判，实际上导致对中国佛学主流的根本否定。这种为复兴中国佛教而作的批判清理，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全面停顿下来，而在戒严时期的台湾亦不占主流地位。1979年以后落实宗教政策的大陆佛教，它所恢复的到底是属于何种形态的佛教？1987年台湾解严之后，在对中国传统佛教进行信仰和学理的反省批判的背后，是否也游荡着政治性的“台独”阴影？矛盾错综复杂，问题异常敏感，但实在是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