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国难当头

---

　　转眼到了一九三○年，白石度过了六十七岁生日。他迁居北京已经十来年了。这十年是他茹苦含辛、艰难奋进，进行“衰年变法”的十年，也是他绘画艺术大放异彩的十年。
　　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他备尝了世态炎凉的滋味。东京画展的成功，使他的声名大噪，许多人对他的态度骤然间由冷落变成热情异常。对于这些，他的脑子是清醒的。
　　这年夏季的一天，艳阳高照，天气炎热，人们挥汗如雨。白石到照相馆，不顾盛夏酷暑，翻穿上皮马褂，手里拿着白折扇，照了一张相。并且，在白折扇上题辞曰：

　　　　挥扇可以消暑，着裘可以御寒，二者须日日防，任世人笑我癫狂。

　　照片陈列于海王村照相馆。人们一见，议论纷纷，都说，哪有穿皮祆而扇扇子的呢？这消息传遍了京城。许多有识之士。从白石的“狂”态里，看到他对于这个社会世态炎凉的绝妙讥讽与抨击：己“热”时要防人趋炎附势，已“凉”时要防人落井下石。他亲身体验了其中的酸、辣、苦、涩，把这思绪与情感，愤激同慨叹，凝聚在这一帧小照上。
　　第二年的秋季，也就是一九三一年的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到了一个新的关头。北平市民民声鼎沸，抗日救国的呼声日渐高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生成立抗日救亡组织。北平各界人民召开抗日救国大会，与会代表向张学良请愿，要求武装捍卫国土，收复失地等等消息，不断地传到了他这宁静的画室里。他再也安静不下来了，他陷入了深深的悲愤之中。他想到街上去走走、看看。他穿上那件蓝色的长衫，叫来了宝珠：
　　“你陪我出去走走，买些报纸，看看东北的局势。”
　　宝珠没有回答，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她知道他自从“九·一八”事变后，心境一直沉郁苦闷，可是，她不知怎样去劝他。
　　“你怎么还站着！”白石有点生气了，大声地说：“同我出去一趟，多买些报纸。”
　　“不要去了，街上乱得很，你年纪这么大，一旦有什么事，不好办！”
　　“乱什么？”
　　“学生、市民坐不住了，连续这几天上街游行、示威。”
　　白石一听今天还有示威的，眼睛里放射出光彩，若有所思地说：“中国的希望还在于民众之中。走，去看看。”
　　宝珠见他态度十分坚决，无可奈何，穿好了衣服，同他一道上街去了。
　　他们从跨车胡同出发，经过西单、宣武门到了前门，又到了天安门。一路上，人山人海。许多学校学生高举着标语，呼着抗日救亡的口号在行进。
　　天安门前，各路的游行示威队伍在这里汇集成人的海洋。口号声此起彼落，震天动地。人群中不断有人挺身而出，站在高台上，慷慨激昂，悲愤陈词，控诉日本侵略者的对华战争，痛斥当局退让投降的政策。
　　宝珠同白石静静地穿行在人群之中，听着他们的演讲。活了六十多岁，他第一次走人盛大的群众队伍之中，那一篇气壮山河的慷慨陈词，倾诉了对祖国、对民族深沉的爱，催人泪下。尤其是那位从沈阳逃命入关的年轻妇女，哭诉她一家在日本飞机大炮下，家破人亡的惨状。把全场群众的情绪推到了高峰。
　　白石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他从衣袋里，取出了身上带的全部钱，交给宝珠，让宝珠挤进人群，把钱交给了东北来的那个妇女。
　　宝珠想到他曾经生过一场大病，身体还很虚弱，何况已经是六十九岁的老人了，一再劝他早些回去，说要雇一辆车送他回去，但是，他忘却了饥饿与疲劳，还想留在这里，留在这千千万万的血性男女之中。
　　下午三时半，他才回到了家。除了早上吃的一碗稀饭，他们还未吃任何东西。不过，他没有一点倦意，心情异常沉重。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形势的发展会如此急转直下。几十万东北军哪里去了？国民党为什么采取这种不抵抗政策？他心潮起伏，难以平复。
　　草草地吃了午饭，宝珠劝他休息一会儿。因为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他烦躁地挥挥手，仍在屋内踱步。宝珠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的悲愤，悄然退了出去，掩上了门。过了一会儿，门推开了，他以为是宝珠又来劝他休息，转身一看，原来是黎松安。他高兴地迎了上去，两手紧紧地抓住松安的胳膊，不由淌下了泪。
　　松安脸色严肃而庄重。他见白石饱经沧桑的、多皱的脸上，流下了热泪，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愤，热泪盈眶。
　　“你不回湘潭去避避啊？”松安在白石躺椅前的藤椅上坐了下来，“东北亡了，北平是首当其冲呀！”
　　白石摇摇头，胸有成竹地说：“生死寻常事。国家坏到这样的地步，我是顾不得更多的了。”
　　“谁不是这样的心情啊！不过嘛，我们毕竟还有一个家。”松安语气缓慢、沉痛，“不少人已经做了南迁的准备。现在为时还不晚呀！”
　　白石还是摇摇头，站起来，踱着步子，突然站住问松安：
　　“东北军的领袖，现驻北平，倘不率领军队，打出关外，收复失地，专以不抵抗为苟安之计，只恐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了。古人常云，吾能往，寇亦能往。大好河山，哪里是乐土呢？”他激愤地用指关节敲着桌子：“七十之年，草间偷活，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说完，他转过身子，看着窗外。夕阳的余辉照耀着，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窗，照射在他脸上。把他那坚毅的神态，照得分外鲜明。
　　松安理解白石的心情。他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但是，日本侵略军在沈阳烧、杀、奸、掠的罪行，触目惊心。这些惨状，是一位到沈阳出差的朋友，死里逃生，跑了回来，告诉他的。他自己倒是不怕，从辛亥革命以来，他风风雨雨，也遭逢了不少的险事。可是，他想到了白石，这样一位杰出的画家，应该回家乡，避避战祸。在送走那位朋友之后，他立即赶到了白石的家，想不到白石不走的决心是那样坚定。
　　三天之后，是九九重阳。那天，他与松安相约，要去宣武门城楼看看。四点多钟，他披衣起床，轻轻推开了门，信步走到庭院里。
　　清晨有些凉意，但空气十分清新。他紧了紧衣服，深深地吸了几口气，抬头仰望满天的繁星。他的心飞了，飞过长城，飞到了那遥远的、从未去过的东三省。
　　这些天来，他天天看报纸，东北的局势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了。五天之内，日本侵略军不费吹灰之力，几乎全部占须了东主省。政府当局却不叫军队抵抗，白白丢掉了一片大好河山。
　　北平城里，虽然有几万重兵把守，前面还有山海关、天津，但是，东北的战事给予人们的教训太深了。对于当局，人们已经失去了信心。除了一般的平民百姓外，城里的许多人家做了南迁的准备，一些巨富官宦人家，听说早已悄悄地迁走了。
　　白石不准备走，这是他早已抱定的主意，虽然朋友们都来劝他，他仍决意留下来，与这个养育着他的第二故乡生死与共。他想，国难当头，作为炎黄子孙，有何颜面在大敌当前之时，弃城而去呢！一他就是带着这种心境，去宣武门登高。早饭后，宝珠特意雇了一辆车，送他到宣武门。
　　他下了车，付了钱，看了一下四周，见松安还没有来，使信步向城楼走去。
　　松安在远处高兴地向他招着手。快步走来。
　　“我还以为我来早了，结果你比我还早。”白石说。
　　“也是刚到。晚上睡不着啊！”黎松安感慨地说：“形势一天天坏下去，人心浮动。”
　　白石与黎松安互相搀扶着，绕过墙角到东边，沿着长满了草的台阶，缓步拾级而上。
　　北平的城墙是古代为防御外来的侵略、屯驻重兵而修建的。宣武门修建于明代的中叶，清定都北京后，又重新进行了修缮房但是，到了现在，城墙久已失修，呈现出残破衰败的景象。
　　他们两人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走，停停；停停，看看，爬到城楼时，前额已沁出了汗水。
　　站在城楼上，极目瞭望、远处的炊烟四起，好象是遍地的烽火，一股难以言状的悲怆情绪涌上了心头。
　　白石脸色严峻，愁眉紧锁，一言不发。松安优心重重，默默无言。他们沿着城楼走了一周，看了一下正在拆除的瓮楼，沿着来时的路，缓缓地走了下来。
　　“有人说我们到了这时候，兴趣还这么高呢！”黎松安打破了沉默，自言自语地说。
　　白石听着，站住了，转过身子看着松安，苦笑着说：“九九重阳，古人登高，原是为的避灾。国难当头，大灾在前，我们盼望早日转危为安，登高眺望，倒也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松安赞许地点点头。
　　中午时分，回到家里。午饭后，白石感到疲倦，倚着躺椅，睡着了。醒来时，已经是三点了。室外阳光灿烂，万里无云，把他的画室照耀得通明。
　　跨车胡同十五号是一处典型的北京老式房子，在一个不大的院落里，套着一个小三合院。院内正房三间，东边一间用板壁隔了起来，是他同宝珠的卧室。中间和西边这两间就是“白石画室”了。朝南的窗上装上了玻璃，光线十分充足。房廊外面他请人安了铁栏栅，所以，又号“白石铁屋”。
　　画室的正中，放着一张可方可圆的桌子，周围放着四把椅子，这是他吃饭的地方。靠墙的一把年久的躺椅，是他长年休息和思考的地方。南窗下面，放着一条紫漆长案，这是白石的工作台。工作台有六尺多长，三尺多宽。一切陈设，异常的简单、朴实，象主人的品格一样。
　　他走到了工作台前，坐在古老的竹椅上。纸已经展放在台子中间铺着的一块二尺多宽的能吸水的深绿色毛呢上。
　　他凝思了片刻，站了起来。这也是他多年作画的习惯，每当画小幅画时，他就坐在这张竹椅上，作大幅画时。就站到竹椅的前面。
　　他提起笔，看着台子左边摆着的大小一样的十几个白瓷碟，碟土已经调上了洋红、赭石、石黄、花青等颜色，接着，运肘走笔，在纸上汪洋恣肆、错落有致地勾勒了起来。
　　随着他笔的行走，青山绿水，或浓或淡，或简或繁地呈现在纸面上。虽然是水墨山水画，但墨色里有绿意，有艳红。
　　这是一幅《石岩双影图》。他初作这幅画时，是六十三岁那年。画面上那苍郁的山峰，耸然屹立，气象雄伟，象桂林的独秀峰。他把祖国壮丽的河山，淋淳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今天这一幅，是对他六十三岁时作的《石岩双影图》的“背临”。
　　前三年，也就是一九二八年月家胡佩衡先生正在编辑《湖社月刊》的雪景专刊。他专事请白石画一幅雪景山水画。
　　白石画山水画是三十多岁后的事。他五出五归，祖国壮丽的山河打动了他的心，他抱着“用我家笔墨，写我家山水”的情怀，以独特的风格，高超的笔墨，描绘祖国的山川大河。他的《借山馆》是他山水长卷的结晶。
　　对于山水画，他有自己的见解和追求：“前人作画空言六法，而不能形神俱似，余深耻之。”他对清代以来的一些画品，脱离实际，毫无生气之风，是深耻之。所以，他推崇写生，大胆创新，不落前人窠臼，自成一家。但是，象他这样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在崇尚仿古的那个时代，经常遭到了“时流”画家的诽谤、谩骂。
　　定居北京以后，他专事画花鸟人物。在日记里，他记道：

　　　　余画山水二十多年。不喜平庸。前清以青藤、大条子外，虽有好事者
　　论王姓（王囗）为画圣，余以为匠家作。然分画山水绝无人称许，中年仅
　　自画借山图数十纸而已，老年绝笔。

　　但是，胡佩衡的约请，是不好推辞的。于是他很经意地画了一幅《雪山图》，尔后在上面题材款：

　　　　余数岁学画人物，三十岁后学画山水，四十岁后专画花卉虫鸟。今冷
　　庵先生一日携纸委画雪景，余与山水断缘已二十余，何能成画？然，先生
　　之来意不可却，虽丑绝不得已也。

　　这是三年前的事，当时画山水是一种心境。今日画山水，是把他的一腔忧国忧民的情感，全部倾注于笔端，又是另一种心境。
　　他感到自己年事已高，无法效命疆场，但是祖国山河破碎，金瓯残缺，怎能不牵动他的心？
　　他把这幅山水画，夹在北墙的铁丝上，仔细地端详、品味着。
　　今天他倒不是在欣赏自己的笔墨技法，他是在寄托他的情感。
　　他细细地看了好大一会儿，然后从工作台下面，取出那本装订得十分整齐、上面写着《三百石诗草》的本子，慢慢地打开来，翻到空白的地方，从笔筒里取出一枝羊毫小笔，蘸了墨，略略思索了一下，写了一首诗：

　　　　　　　　百尺城门卖断砖，
　　　　　　　　西河垂柳绕荒烟，
　　　　　　　　莫愁天倒无撑着，
　　　　　　　　犹峙西山在眼前。

　　这首诗的前两句，写的是他上午登宣武门时亲眼见到的景象：北平当局正在拆毁城墙，出售城砖。后两句，则是对于国民党当局在敌兵压境之时，不去组织民众奋起抗日，而把国家、民族安危寄托于各国调查之上的辛辣讽刺。
　　天渐渐暗了下来。饭桌上已经摆上了饭菜。宝珠站在身边等着他。他抬头看了一下宝珠，亲切地说：“你先吃吧，不要等我了。”
　　无奈何，宝珠只好自己去吃饭，她知道白石不干完手中的活，是不轻易放下来的。
　　白石脑际继续交织呈现着今天的情景，又提笔写了一首诗：

　　　　　　　　东望炊烟疑战云，
　　　　　　　　西南黯澹欲黄昏，
　　　　　　　　愁人城上余衰草，
　　　　　　　　犹有虫声唧唧闻。

　　这首诗揭露了南京政府的日暮途穷，投降卖国的嘴脸。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把笔一掷，气愤地站起，在南北墙之间踱了起来。
　　宝珠再次催促他吃饭。这时，他才隐隐感到有点饿，可是，拿起饭碗，又吃不下去。他把碗里的一半饭拨给了宝珠，剩下的他三口并作两口，胡乱地吃了下去，喝了一口汤，又回到了画室里。
　　宝珠忧心忡忡地走了过来，点上了灯，轻声地说：“你老是这样下去，不行呀！身体要弄坏的。这么大年纪了，要保重。”说着，哽咽了起来。
　　白石长长叹了一口气，仰着头说：
　　“这年月，日本人打进来了，我们要当亡国奴。你知道亡国奴是什么滋味？”白石声音沉重，“我门国家多灾多难。民国了，大家都盼望有一个好日子，可是时局一天坏似一天。过去都骂西太后，‘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可是，现在这不战而降，不是同西太后一路的货！”
　　他领了一下，又关切地说；
　　“你先收拾一下，去休息吧，明天我还要去讲课，做些准备。”
　　北京艺专后来改为艺术学院了。院长也换为青年画家徐悲鸿。徐先生十分敬重白石，“三顾茅庐”，聘请白石担任中国画教授。除了艺术学院外，他还受学生之邀，担任了京华美专的教学任务。
　　学生当前的思绪如何？他决定明天换一下课程，把临摹花鸟改为山水。让学生以自己彩色的笔，去画自己的故土，去画那生我育我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他对自己的这个决定十分满意，脸上现出了笑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