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3月5日，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社作过一个有关哈耶克《到奴役之路》的讲演。读过这篇文字的人，不免会好奇，隐藏在胡适这篇文字之后的人是谁。

胡适在讲演中说：“我今天带来了一点材料，就是两年前，我在外国时，有一位朋友写给我一封讨论这些问题的长信(这位朋友是公务员；为了不愿意替他闯祸，所以把他信上的名字挖掉了)。”如果注意全篇，胡适的讲话，与其是围绕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展开，毋宁说是围绕这位公务员的长信而展开。接下来，胡适大段征引了那封信的内容，然后从这里生发开去，以至篇终。因此，这位埋名隐姓的人乃是胡适这篇讲话中的一个内在的主角，那么，他是谁呢。

迷的解开是五四那天中午。在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内的一间小屋午饭时，现任馆长潘光哲博士告诉我，那个人就是周德伟。那时我正在向座中的林毓生先生请教周德伟的有关情况，因为林先生虽然与周德伟隔辈，但都是哈耶克的中国弟子。林在成为哈耶克弟子前，是殷海光的学生，殷海光在年龄上是周德伟的后辈。是周向殷推荐了哈氏的《到奴役之路》，接着才有了殷海光的翻译，又有了胡适这次的讲演。这样，胡适在他的讲演中隐形地提到周德伟就不奇怪了。当然，另一更重要的原因则是1950年代初，周德伟在自己家中举办过包括殷海光等人参与的自由主义沙龙，曾受到国民党情治系统的监视。此刻，刚从国外回来的胡适，主观上不想给周德伟添麻烦。

周德伟1919-1920年间考进北大，广义上他也是胡适的弟子。1950年代初他和胡适在台湾会面时，周说：“胡先生恐怕不认识我这一老北大学生了”，胡适则用外交辞令回答：“大名鼎鼎的周德伟先生岂有不认识之理”。周德伟和胡适在台湾有过一定的交往，这两位虽然师生，又同为自由主义，但其思想路径，还是有一定的差异。胡适的思想主要来自密尔、杜威的新自由主义，这已经内在地含有转向社会主义的可能。周德伟自1933年问学哈耶克，因而纯然是古典自由主义一路，终身与计划经济为敌。周德伟留学时期，正是国内知识界大幅左转时期，且不说鲁迅等知识左翼已经毫无保留地倒向俄苏式社会主义，就是自由主义亦为俄苏所吸引，更倾倒于拉斯基的费边社会主义。人在海外的周德伟非常关心当时的国内舆论，“发现许多有名的学人也主张狄克推多(即“专政”：笔者注)，心中感觉悲哀，同时也发现极少数人如顾孟余、胡适之先生等，没有从民主政治的阵线上退却下来，聊感欣慰。”

其实，胡适在那个时代，从经济制度的角度，也是内倾俄苏的。至少他曾经就苏俄对私有制的摧毁发表过不反对的意见，甚至是某种程度的辩护。这一点，胡适在这次讲演中，自己也作了“忏悔”。他的忏悔，正在大段征引周德伟的文字之后。这些文字是周德伟对当时国民政府内倾向计划经济的知识分子高官的批评。从欧洲回国之后，周德伟发现，政府“高层执政人员大谈其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想上受到苏俄那一套的严重污染，深以为忧。他的方式是孤军奋斗，在湖南大学期间，他和同仁办了一本半月刊《中国之路》，但在同事中甚少获得同情。相反，“在同一院内法律系政治系的教授，抱持与我相反的见解，嘲笑我，讥我落伍。”这庶几就是狂澜一般知识界集体左转的30年代，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然而，以胡适声称和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恰恰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歧路。那个“新”，正在于使自由主义从古典的“个人本位”走向“社会本位”。这一趋势未始没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但它一旦过“度”，一旦把这个“新”落实到产权制度上；那么，所谓“社会本位”，实际上就是由权力一手掌控的“国家本位”或“政府本位”了。因此，直到1950年代，周德伟在给胡适的信中，依然对当年国民政府和相关知识人的作为耿耿于怀：“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

胡适在《自由中国》的这次讲演中，照章宣读了包括上面这段引文在内的周信的主要内容，他其实是有针对性的。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依然袭有大陆的习惯，所以，胡适在讲演中指出：“现在的台湾经济，大部分都是国营的经济，从理论与事实上来说，像海耶克这种理论，可以说是很不中听的。”哈耶克的经济理论，并不适合国民党初到台湾的威权体制。权力按其本性，对社会的控制，总是范围越大越好、程度越深越好，无论政治、经济、抑或文化。然而，这样的控制直接遏制的就是自由。所以哈耶克用一句话指出了这种控制的必然结果：到奴役之路。周德伟1947年便获得此书，非常喜欢，很想把它译为中文，但最后的译事却是若干年后由殷海光完成的，这就让胡适通过殷译了解了哈耶克。当胡适完成了对哈耶克的认同之后，是否可以这样说，这位中国自由主义的标志人物，才终于完成了他自1940年代开始的转型，即从年轻时开始的“新自由主义”转型为“古典自由主义”。这是胡适在自由主义内部自左而右的一次蜕变，周德伟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推手作用。

有意思的是，胡适的讲演在《自由中国》杂志发表后，有学者写信给胡适，为计划经济辩护。事后，周德伟拜访胡适，胡适曾拿出这封信，欲请周代为回答。周未应承，同时亦建议胡适以不答了之，毕竟经济学不是胡适的专业，胡适接受了这个建议。在交谈中，周德伟就来信中的问题，面陈胡适，再次强调：“私有财产，乃人民保障自由的最大武器，如果没有财产，生产工具被政府集中所有，肚皮给政府控制了，将无任何自由可言。”对于计划经济，周德伟的解释是：“乃指全国的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均置于一个中枢机关控制之下，一切生产分配及消费均由中枢机关控制。个人无任何自由可言，市场机能从根被摧毁……，人民一举一动必须受中枢机关的安排，人民只是被鞭笞、被饲养。”这样的表达在今天已为常识，可是推前到1950年代，即使台湾，亦为金石之声。

上个世纪的中国，在自由主义的谱系上，新自由主义多，但甚少古典自由主义。周德伟虽然是胡适的学生，但即使是在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中，亦为珍稀。这样一个从未被苏俄迷惑过的知识人，20世纪少到只能掰开指头数，可是数来数去，又能数出几个个呢。20世纪影响最大的两个知识分子，鲁迅的一面倒自不必提，胡适亦眩晕于一时。作为后人，我们固可以抱历史之同情，说是时代局限。但却有人能超越胡鲁未曾超越的局限。超越那个局限就是超越那个时代。可惜，这样的人往往不被时代理解，反而一生孤寂。周德伟庶几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未必不是郁郁而终的。就他对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知识人的普遍超越而言，他生前和身后的萧条，正如林毓生先生五四那天中午认真告诉我的那样：是时代不配合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