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直觉与逻辑

　　这思想法之不同，简单的讲，可以说是直觉与逻辑，体悟与推理之不同。逻辑是分析的，割裂的，抽象的；直觉是综合的，统观全局的，象征的，具体的。逻辑是推论的，直觉是妙悟的，体会出来的。西洋逻辑是思想的利器，在自然科学，声光化电的造诣，有惊人的成绩。格物致知，没有逻辑不成。宋人讲格物致知，其实是全盘失败的。宋人讲格物，摸不到门径，结果不得其门而入。王阳明拿凳子坐看园中竹子，想格出竹子之理，格了九天便病下来。结果退下来，说“反求本性，便是格物”，实在是很勉强的说法。朱子虽言“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原则上很好，略如西方笛卡儿所说。实际上逻辑辩证法还没有建立，如亚里斯多德之Organon及佛兰瑟·培根的Novum　Organon树立科学的辩证及试验的方法。朱子所谓“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不过是推类至尽的意思，但不同类而要推知其理，就犯上逻辑上的大毛病。程伊川谓“万物皆备于我”，就是犯这毛病。所以宋人格物是失败的，也是中国科学不能条畅发展的原因。

　　但是逻辑这种利器，也是危险的。行之于自然科学可谓无孔不入，无往不利；用之于人类社会安身立命之道，就是“行不得也么哥”。凡人伦大端，天地之和，四时之美，男女之爱，父子之情，家庭之乐，都无从以逻辑推知，以论辩证实。温莎尔伯爵夫人最近一本书，叙述她和退位的英国皇帝的恋爱，书名叫Love　has　it’s　reasons．语出巴斯葛的名言，“爱情有他的理由，非理智所能知道的”。这是双关语“Love　has　it’s　reasons　of　which　reason　knows　 nothing”，不仅此也，凡人生哲学的大问题，若上帝、永生、善恶、审美、道德、历史意义，都无法用科学解决。上帝不是一个公程式，永生并非一个三段法，善恶美丑都无法衡量，无法化验。无法化验则无法证实，无法证实则无从肯定或否认。所以伦理系统，建立不起来。今日的社会学家，因为要科学，要客观，闭口不言善恶。今日的哲学家，闭口不言伦理，今日的存在论家，闭口不言人生意义，甚且否定人生意义。今日之大思想家闭口不言上帝。凡逻辑无法处置的问题，都摈诸门外，绝口不谈，一谈就不科学。这是今日西方学术的现象。

　　所谓直觉，常为人所误会。直觉并非凭空武断，乃其精微危一处，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直觉不是没有条理，是不为片面分析的条理所蔽，而能统观全局，独下论断。秘书每长于议论，部长却应有明决之才。此乃直觉与逻辑之辨。女人向称有六感，乃近于部长之才。女人常知某人是真朋友，某人不可交，谓之第六感，而理由说不出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是没有根据，而是所根据难以分析，在可以意会不可言传之间耳。我们常言某人相貌似广东人或江浙人。这是根据以前的复杂的印象，却难作“广东脸”或“江浙脸”的定义。这样讲，直觉仍是根据经验而来。古者贤君，每有知人之明，先觉之见，就是根据这种经验，而为论断。其间貌合神离，或口蜜腹剑之徒，毫厘之差，精微处惟凭孟子所谓眸子而鉴察之。

　　且凡天下之事，莫不有其理，亦莫不有其情，于情有未达则其理不可通。理是固定的，情是流动的。所以我在《吾国与吾民》书中说：西人断事之是非，以理为足，中国人必加上情字，而言情理，入情入理，始为妥当。因为我们知道，理是定的，推演的；情是活的，须体会出来的。近情合理始是真知，去情言理，不足以为道。这是中国人思想法之特征，所以生出中国之近情哲学。情字用法，亦西洋所无。大都指变动之情势。（参见《论情》篇）。若单言“状况”，指固定的，亦可以英文Condition表出，若言“情状”则必有深一层的理会。孟子所谓“苟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良吏断狱，亦必廉察其情。凡吾所谓“民情”“军情”“敌情”，都含有形容难以数字表出之情势。耶鲁大学诺尔摄教授常论中西思想之不同，也说中国人所见的宇宙万物，是“未经分析无已进行的动流”。这动流是难以逻辑切开的，抽刀断水水长流。这是精微之处，也只好用体会体悟方法觉察。这就叫做直觉。

　　（三）逻辑与西洋哲学的困扰

　　中国人思想法重直感，西洋人的思想法重逻辑；西洋人求知，中国人求道，因此中西思想重点趋向各不同。求道就不能不把知降一格，把行字提高一格，而所谓求知的知也变质了。结果二千五百年之中国哲学经过任何变化，不离道之一字，而成为实践主义的思想。道就是路，就是子路由也所欲由的路。此地先讲西洋哲学，因为偏重逻辑所发生的问题，及所遭的困扰，与最近稍为补正之办法。

　　逻辑之用处在于辩，不辩则无所用乎逻辑。但是辩有个范围，辩也者有不见也。执不可辩而辩之，问题就多起来。佛兰瑟·培根早已看得清楚，说我们认识自然，只能观察自然，不要存在任何成见，也不应离开视察去追求幻想万物之起源（cause）“哲学之坠落，最大的原因就是要寻找爱神（Cupid）的父母，（按爱神原无父母）……但是哲学家却按辩论的义法，推演出来逻辑及数学的琐屑结论，极平常的意见，及越出自然界的范围，想入非非之见。”（On　Principles　and　OriBgins，１６２３—１６２４）这就是庄生所谓好辩之人“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昭文鼓琴，师旷技策，艺术之事，父尚不能教其子，师不能教其徒弟，而况天地之奥，宇宙之秘。故非所明而明之，结果沦于饾灯章句，坚白异同之黯昧，及琐屑无足重轻之意见。

　　这倒成一个大问题。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故哲学家好言度数道术，而结果“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形而上学的问题，常常辩无终极，而结果莫衷一是。万物本原谈呢？不谈呢？谈则扑朔迷离，不谈则哲学范围日益缩小。逻辑之为物，善于剖窍导窾，分析毫厘，但是功夫愈精，愈近于坚白同异之论。就使不谈本原，单讲事实，但是一加分析，穷究起来，什么叫做事实？这一问题，也就变成哲学的问题。事实是零片的、间断的，（术语叫做atomistic）如剑桥罗素所主张。或者是不可割裂，不能独立，必有关系的，去其关系牵连某时某地之情境，不足知道“事实”之真谛，如牛津勃莱利（F．H．Bradley　１８４６—１９２４）所主张。这种精细之分析，讲到几微处，就同于文词上的捉迷藏。历代反对这种诡辩的作风，也不乏人。最近风行的“逻辑的证实主义”（Logica　Positivism）根本就反对平常哲学所用的名词，要给他肃清一下。Wittgenstein（１８８９—１９５１）算是其中之发言人，他是奥国人，后入英籍，在剑桥讲学。他就于一九一八年声明放弃哲学，认为哲学是“生根于狂妄”，而那些形而上学的讨论，连他自己的名著《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phicus）在内，都是胡说（nonsense）。我们所以喜欢胡说，就是因为可以在哲学名词上翻筋斗。他实在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主张哲学的目的，应该在于去疑辨惑，而必须脱去术语，回到语言文字的平常意义。这岂不是同于庄子“为是不用，而寓诸庸”经过多少困扰辨惑所得到的结论归宿吗？庄子意思是庸者用也，是指实用，又庸是庸常，就是应当回到文字语言平常实用的意义。

　　辩也者，有不见也。非所明而明之，就要以坚白之昧终。实际上我们读西方哲学，就好像公孙龙复生，而我们所读的连篇累牍，好像就是别墨派坚白同异两可之辞。今日西方哲学，诡辩雄才日以逞，而立身安命之道日以穷。执不可辩而辩之，就可生出不须有的无谓的纷扰。姑举一二例。

　　中世纪的僧院哲学（Scholastic　philosophy）就有很多的例。譬如耶稣死后，三日升天，这三天两夜中耶稣在那里，就是莫须有而大可不必的争辩。是在地狱，是在天堂，谁也不知道。但是那些和尚纯以理智论断，偏偏知道耶稣是在地狱，而且非常自信，列为信条（使徒信经）。历史上最重要的是“三位一体上在”之辩。因这争辩，在第十一世纪希腊公教脱离罗马天主教而独立。

　　“体”是体质（Substantia），“位”是人格（Persona）。我想上帝之“体”质大可不必谈吧，以体质、人格论神，本来就不应该。但人是有头脑的，有头脑就须把三位上帝弄个清楚。他们用理智断定三位上帝体质是一样的，而人格中却是独立的，断然而无疑（见Athanasian　Greed）。今日教会，这项信条还明明的摆着。且必须把三位关系分析停当，然后三位神可以各归入他们的逻辑鸽屋里。这就大费争辩了。三位都是与宇宙俱来，不是创造的，而耶稣独是神父所“生”。但是圣神既非所生，那末，圣神是怎样关系呢？那些僧院学者断定：不是“生”，而是“出”（Proceedeth），这种玩意儿只有学者干得出来。解者自解，听者自听，但是如果你说圣神是上帝所“生”，便是邪道，应驱逐出教。他们是那样心雄万夫，判定上帝的关系了。然而事情尚未完。圣神是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