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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安折:清朝大臣给皇帝的贺卡
作者:未知 (不详) 收藏

 

在老年间,新年到了,有点身份的人都会以拜帖的形式相互问候。在清代,“拜帖”成了流行的时尚———初一时,人们执着拜帖满世界跑,到一宅子前,就高叫某某拜帖到,帖子呈上,走人,再送下一家。拜帖的最高形式,应属官员进献皇帝的,叫“奏帖”,官方地讲,叫请安折。

请安原是一种见面问候礼节。始于辽、金、元朝。清朝尤尚此礼,并衍变成为官方的礼仪。《辽志》云:“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著地,以手动为节,数止于三四。”具体行礼情节,现在一些清宫题材的影视中尚可见到。

请安折,是奏折的一种。清代讲究以文牍治国。皇帝掌控偌大国家,主要通过与各级官员之间的文书往来,了解国情,传达谕令,指授方略。因此,在清代存在着一个严格而又复杂的官文书制度。清朝公务文书中荦荦大者,当属题本与奏折,而后者后来竟替代了前者,尤为奇迹。

在清代,奏折是最具效率的公务文书。地方官员给皇帝上奏,不用通过内阁,可直接进呈到皇帝手中;皇帝根据情况,在奏折上直接用朱笔批示。朱批过的奏折再返回到官员手中,官员根据朱批内容,遵旨办事。而这种文书,最早起源于康熙年间亲信臣工的请安小密折。满族官员有经常向皇帝请安的习惯,具折请安时,顺便报告其他事情,久而久之成了习惯。

早期奏折之人,主要是李煦、曹寅等内务府派出的包衣亲信,是宫中的密探。到了康熙中晚期,密奏人员扩大,如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都统、尚书等都可“一体于请安折内,将应奏之事,各罄所见,开列陈奏”。到雍正时期,大约中央、地方有一定等级的官员都可上奏了。奏折数量上去了,内容也丰富起来。请安折便独立出来,成为特殊的一种。

在清代,每逢年、节,及皇帝、皇后诞辰或宫中重大喜事,官员照例要上请安折,道吉祥。写折即如拜人,官员都要举行隆重的“拜折”仪式。尤其地方督抚,发折前必先拜折。届时饬发三梆,官员步出大堂,属吏列队站班,步兵排队。辕门外三声炮响,鼓楼钟乐大作,在衙堂一角供设香案,官员将奏折匣供在香案中央,对着奏折匣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将奏折匣请下,交给差弁,高高地捧举在头上,疾趋而出,于是关门。而辕外又晌起三声礼炮,欢送奏折出衙……

请安折由于特殊,因此在制作及书写等方面都有严格要求。比如一般的奏折就用白纸折,而请安的则装潢不同。寻常请安折,开面与底面都要用云龙黄绫裱褙,折身则用黄粉笺纸。如果遇元旦或万寿(皇帝生日),请安折及其封套还会选用“鹤顶条魁”图案的黄绫,而折身及内衬则选用红纸,以示高规格。当然,如果遇国丧期间,二十七日内,请安折也得用白纸而不能用黄绫。

一般的奏折每扣(折面)六行字,而请安折则五行字。字体讲究“匀”、“正”、“光”、“方”、“秀”五字诀的馆阁体。请安折的内容很简单:如“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奴才(满人称“奴才”,如果汉人则称“臣”)英跪请皇上圣躬万安”就行了。

至少,在清早期,请安折是很被重视的。康熙时期,规定请安折必须官员本人亲笔,而皇帝也批得十分认真。笔者曾见到过一份雍正皇帝批曹頫(《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之父)请安折,十几个字的请安折上,雍正皇帝竟批了几百个字。

但到了以后,请安折频繁起来,渐渐地成为了虚应故事。皇帝便只是在折上批“朕安”两字罢了。有时折子太多,一时批不过来,也会嘱人代笔御批。

皇帝开始倦乏了,大臣也会有所怠懈。乾隆以后大臣们的请安折大都是手下书手代笔。当然,上请安折作为高级官员的特权,依然像一把双刃利剑一样悬于大臣们的头上。稍有不慎,便会带来杀身之祸。清末刘声木《苌楚斋四笔》中记:

国朝疆臣奏事之折,即偶有错误一二字,亦不过交部议处,照例罚俸而已。惟每月所递请安折,万不可有一错误字。设为内廷看出,疑为不敬君上,祸且不测。合肥李文忠公鸿章,初任直隶总督,安折屡有错误字,内廷深滋不悦。恭忠亲王时在枢府,探知其事,命人转告文忠,谓安折以后如再有错误,祸将不测,勿以为小事而疏忽。文忠闻而惴惴。

哪怕是细微处都要想到。比如进折时机,一定要计算好奏折进宫的时间,如果遇到煞日,就要倒霉。如元旦贺折必须在腊月二十三日前到京,否则不收。

在国内的还好,比如江苏,驰驿大约十天左右可到,广东大约二十日可到,官员们都心中有数。届时派专人护送,不会有误。但如果人在海外,比如清末那些驻外大臣,奏折只能走海运,遇到风暴或天灾,那可就没准了。因此,当时驻外大臣,都先将请安折写好,早早地就寄到内地,由内地大臣届时帮忙进呈。

光绪年间,驻美大臣崔国因,在国内找的代理是直隶总督李鸿章。李鸿章看在同乡面上,自然帮忙。当然,他不只帮崔国因一人。另外驻德大臣洪钧(赛金花老公,也是李鸿章的安徽老乡)等,也求他做代理。

光绪十五年(1889年)腊月,封印的前一天(清代官衙每年十二月二十日封印,次年正月二十日开印,封印期间,官员放假),李鸿章照例将收到崔国因次年元旦应进呈的请安折进行整理,却大吃一惊,发现崔的请安折咨文与洪钧等人的有异。仔细一看,原来是崔国因请安折咨文上的印花(官印印模)盖反了。再一检查,同期崔国因寄来的三十件文件上的印花都是盖反的。按规定,咨文与请安折要一同交奏事处(专门负责向皇帝转交奏折的机构),印文倒盖,论罪应为“大不敬”。但时间紧急,崔国因远隔重洋,通知都来不急,更别说改寄了。李鸿章冷汗不止,又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试试运气。还好,李鸿章打通关节,这事才被遮掩过去。

李鸿章心有余悸,专门将印反了的印花剪下一张,作为标本,寄给美国的崔国因,叮嘱他,六月万寿节还要进请安折,千万别再出差池了。李鸿章知道崔国因为人迂腐,高度近视,偏偏细小的事喜欢自己亲躬。因此在去信中说:“朱子《中庸》注云:大臣不当亲细事。盖印细事,执事若委之所司,则无此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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