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伊始，赵树理就被打成混入党内的反动文人，几乎每天都被拉出去批斗。赵树理的形象是与解放区文艺的领军人物联系在一起的。这样—面旗帜为何在文革初期就遭受到如此严厉的冲击?

其实早在1956年，赵树理就对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工作失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当年8月23日，担任县委书记的他在给长治地委负责人的一封信中写下如此文字：“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这都是事实。我希望迅速改变这种事实。”

此后，赵树理同志又实事求是地向上级汇报自己对于“大跃进”运动的看法。1959年8月，在给当时中央的某负责人的信中，他写道：“领导农业上好多好像根本性质的问题……问题虽然千头万绪，总不外‘个体与集体’、‘集体与国家’两类矛盾……集体所有制乃是他们集体内部生产、生活的最后负责者。在这种时候，国家只要掌握国家市场所需要的产品，而不必也不能连集体内部自给的部分及其生产、生活的全面安排完全掌握起来。管得过多过死也是工作中的毛病———会使直接生产者感到处处有掣肘，无法发挥其集体生产力。”

由于赵树理屡屡发出这样一些与“时代精神”相悖的观点，所以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受到陈伯达及中国作协的反复批判，事实上已经被“打倒”，其厄运并非自“文革”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