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将军于1959年1月再主爱丽舍宫后，推行戴高乐主义，与美国相抗衡。 20世纪60年代，中法的角色类似：一个是在全球范围向美国霸权挑战的不驯服的盟国；一个是不听从指挥棒直至公开脱离苏联轨道的“大家庭成员”。这正是促成中法建交的基本因素。可以说独立自主是中法之间基本共同点，也是中法建交最重要的政治基础。

当时中法没有外交关系，中国驻瑞士使馆承担了某种对法外交功能。

事实上，两国驻瑞士使馆的工作人员已互相试探了。一份解密文档显示：1963年3月30日，王进参赞拜访法驻瑞参赞高桑。王引用戴高乐的话说，“法国有自己的人格”，中法均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现在中国也是个大国，也不容别国歧视。王进话中的两个“也”字，别具意味。

高桑说：“战后，法国重建了自己的经济。法并非反美，而是认为自己可有所作为。因此，报纸上将肯尼迪面前的戴高乐比作赫鲁晓夫面前的毛泽东。 ”

法方同样利用第三国的外交舞台寻求与中国的接触。一份1963年8月1日的报告显示，来自中国驻柬埔寨商务参赞Calzarone私下对中国外交官表示：“法国和中国不久后可能建立邦交了。几年来法国一直在研究中国，认为同中国交往比同英美苏等国要好得多。法国是大国还受人欺负。英国同法国是世仇，苏联是大国(沙文)主义，欧洲国家都怕它，美国就更别提了。他们害怕欧洲的法国和亚洲的中国，签订禁核条约就是为了限制中法两国的。 ”求同之心，溢于言表。

很快，在一份等级同样为“加急”的解密文件中，中国驻瑞使馆提出了 “关于加强同法国政界人士接触并相机邀其访华”的建议。其中主要的候选人为富尔、密歇勒和加比唐三人，其中富尔便是后来起到和基辛格同等重要作用的法国密使。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与中国建交的问题又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正在瑞士达沃斯休假的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去伯尔尼会见我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要求再次访华。他表示，此行纯系私人性质。

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外交部很快复电同意，有趣的是，复电中谈到：“关于费用问题，争取来往旅费由他自己负担，在华期间(食宿、交通)等费用由我负担，如富尔主动要求我负担全部费用，亦可同意。 ”

10月中旬，驻瑞士使馆再次来电称，富尔动身来华前专程去伯尔尼，向中国驻瑞士大使说明：前不久，他见了戴高乐将军，“此行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戴高乐”。富尔主动称，他明确反对两个中国，认为一个国家要承认中国，不仅是外交上的承认，而且要在联合国中反对蒋介石，支持中国。

这一意外的信息，使得富尔此行变得微妙起来。这份解密电报称，“富尔表示：将戴的一封家信转交给我领导人。因此此行实际是官方性质，但希望中方完全保密，对外说他是个人旅行。 ”电报最后说，“从以上谈话看来，富尔访华很可能要试探和我建交问题。 ”

编号110—01982—07的档案记录了戴高乐信件的内容——

亲爱的主席先生：

我再次重申我对你在下次旅行期间将和中国领导人进行接触的重视。由于我们最近的会谈，我能够向你清楚地指出：我为什么非常重视有关我们和这个伟大人民(应为‘民族’，档案原文如此)间各方面关系的问题，以及我是怎样重视这个问题的。请相信，我完全相信你将谈到和听到的一切。

主席先生，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敬意!

夏·戴高乐

由于法国尚未承认新中国，戴高乐不便直接给中国政府或中国领导人写信。形式上信是写给富尔本人的，实际上却是给中国领导人看的。

10月22日，既不是政府成员，也没有正式外交头衔的富尔夫妇没有住原定的北京饭店，却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一系列外交上的高礼遇是有内涵的，富尔不会不清楚。富尔访华后，和中方智慧地解决了“台湾问题”，并最终建立了外交关系。

如同当时全球震惊的舆论那样，这不啻是新中国的一颗外交原子弹。

法国的决定受到其他西方盟国，特别是美国的指责。但法国政府仍坚持它的决定。戴高乐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地对其盟友说，“时间会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1964年中法建交后不久，在美国政坛上失意的尼克松来到巴黎。戴高乐在会见这位美国前副总统时，反复解释了法国与中国建交的理由。他对尼克松说：“我无意干预美国的政策，但我认为，美国应当考虑承认中国。”他还说：“中国还不强大，现在就承认中国，比等到中国强大起来，你们被迫承认她要好。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尼克松后来主导的中美建交历程与中法建交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