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性学理论与明代相仿，也主要是通过“种子”、“求嗣”等医学论述和结合养生理论而发展的。在严酷的封建礼教的重重压制下，在性禁锢和性封闭的压制下，性学依附统治阶级感兴趣的、社会大众较能接受的一个或几个领域，才能获得生存权，也才有一些发展的可能。在清王朝统治的２６０多年中，道教似乎处于一种衰微的境地，像明代张三丰那样著名的道教人物在清代没有，房中理论结合道教的也很少。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清代人口的迅速增加，和性、生育有密切关系的人口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这是这个时期的一大特点。

　　一、“种子”术与房中养生术

　　清代在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与代表著作主要是：

　　１．《产科心法》

　　为清代名医汪朴斋所著。汪为清代名医，新安人，当时人们都认为他是“歧黄名家，凡经诊治者虽毙亦能救之，大江南北推为扁鹊复生”。他工于妇科，到了晚年，总结一生行医经验，写成此书，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盖竭数十年研究之功，用之取效，悟于心而应于手者”，可见其中多为实践经验。全书分为四个门类：种子、胎前、临产、产后。其中“种子门”中有一些涉及房室生活的内容：

　　大凡难得子者，病有四件：其一，气不足。临事必不能远射，不射则精不入子宫，精不入子宫孕从何来？且气旺则能生精，气虚则精必少。其二，精薄。血虚则精必薄，薄而不凝结何能成孕？其三，不恋场。设遇房事，

　　未及入门，精已泄；或既入门，未战数合即出矣。子宫尚未启门迎接，女兴方起，男兴已尽，将何物以结胎？其四，精寒。精既寒冷，投入必不凝结，盖阴阳交合，必阳精热、阴户暖，二人相火并旺，性志合于一处，一交一受，自能成胎；如春暖则万物发生，冬冷则万物消索，此天地阴阳、自然之理也。人有前四者之病，故难于子嗣矣。

　　以上只是一些原则论说，但书中又援引了《种子歌》，加以具体的解释、说明与指导：

　　“三十时辰二日半，二十八九君须算，落红满地是佳期，金水过时空霍乱。空霍乱兮枉施工，树头树底觅残红。要知落花先结果，何愁桂子不成丛。”此诗古书皆有，但未详解，予特为之发明：盖三十时辰，本是两日半，但从经行之时记之，在三十个时辰之外，即可端正行事，三十时辰之内，切勿乱动，动则妇人作病，故曰二十八九君须算，言尚未过三十时辰不宜行房事耳。落红满地是佳期，言已过三十时之外不必待其红尽即当种子矣，则四十时亦可。人每待其红净而后交合，则子宫已闭，或未闭而受孕者，定是女胎，故下文明言曰：金水过时空霍乱，空霍乱兮枉施工，树头树底觅残红。此发明必带残红未尽时，精入尚有残红，包裹而成孕；红尽则子宫空虚，多难停留，只惟年壮血旺妇女，或者新血立至。然必是女胎何也？予曰：此即血冲精，精被冲开，血反入内，合成离卦之象也。人之成胎，不过精血二物，一刻间而凝结，交至极乐之候、精泄之时，已成胎未成胎，男女自有知觉之妙，俱在心神精气共到之候。若耳听别处，则不成胎，何也？以其心神不到之故也。诗之后联云：要知落花先结子，何愁桂子不成丛，亦言不必待尽之意，试看荷花、凤仙、石榴，一切结果之花，花瓣未尽落，而中心先已结子矣。然其诀仍宜于半夜后，交子时阳分种之，定是男儿。且夫妇睡至半夜，均得温暖，气血和匀，斯时交合，稳得麟儿；再若遇妇人行经在月半前更妙。予常以此法传人，多得子矣，应验如神。以上这首《种子歌》在古代甚为著名，胡文焕著《类修要诀》中也有引述，列为《螽斯秘诀》第一条，但文字略有不同。汪朴斋在《产科心法》中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加以引申、说明，比较透彻，且有新意。

　　２．《妇科玉尺》

　　编撰者沈金鳌，清无锡人，字芊绿，廪贡生。他博学多才，好学不倦，曾从华希闵治《诗经》、《尚书》，从秦蕙田治《易》，从顾栋高治《春秋》，著《尚书随笔》等书。晚年潜心于医学，自号尊生老人，著《沈氏尊生书》、《妇科玉尺》等。

　　《妇科玉尺》共六卷，分为求嗣、月经、胎前、临产、小产、产后、带下、崩漏、妇女杂病九篇。每篇先作综合叙述，凡属各该门的征候，已具概要；次列脉法；再次就该门举出主要病症，录述前人的理论与治法，或详或略，切合实际需要；最后汇录方剂，以备随症采用。此书的特点是，分析、归纳十分精辟，阐述具体、实际，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有新的发挥。

　　该书的“自序”虽然与房中理论无关，但从环境影响、心理变化来分析妇女的病原，与前人相比是很有新意的。他说：

　　尺者划分寸，量短长，取其准也。尺而以玉为之，分寸所划，坚久不磨，尤准之准也。余窃思短长之数，必取准于尺，于物然，于病亦然，于妇女之病更无不然，何则？妇女深居闺房，则情不畅；妇女见地拘局，则识不开；妇女以身事人，则性多躁；妇女以色悦人，则心偏妒。稍有不遂，即为忧思，忧思之至，激为怨怒；不知忧则气结，思则气郁，怨则气沮，原则气上，血随气行，故气逆而血亦逆，血气乖争，百疫于是乎作。及其疾作，又苦不自知，即或知之，而幽私隐曲，又不肯自达，且多掩蔽；于是其家一委之医，医一凭之脉，而此翕翕跳动之脉；欲借以测妇女幽私，达妇女隐曲，毫厘千里，贻祸不小，岂非妄意揣度，而未知用玉尺以量之，且用玉尺以求得其准乎？

　　在该书卷一“求嗣”门内，有不少内容与房事有密切关系，而作者是从“种子”的角度，引用前人理论，并加以论述的。作者首先指出：“求嗣之术，不越男养精、女养血两大关键，盖男精女血，因感而会，精成其子，万物资始于乾元也。”至于如何养精，他阐述道：

　　养精之法有五。袁了凡云：一须寡欲，二须节劳，三须息怒，四须戒酒，五须慎味。

　　盖肾为精府，凡男女交接，肾气必为震动，肾动则精随以流，外虽未泄，精已离宫，未能坚忍者，必有真精数点，随阳之痿而溢出，故贵寡欲。

　　精成于血，如目劳于视，则血于视耗；耳劳于听，则血于听耗；心劳于思，则血于思耗。吾随事节之，则血得其养，故贵节劳。

　　肾主闭藏，肝主疏泄，二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君火也，原则伤肝，而相火动，动则疏泄者用事，而闭藏不得其职，虽不交易，亦暗流而潜耗，故贵息怒。

　　酒能动血，人饮酒，则面赤、手足红，是扰其血而奔驰之也。血气既衰之人，数月保养，精得稍后，然使一夜大醉，精随荡矣，故贵戒酒。

　　浓郁之味，不能生精，淡泊之味，乃能补精，盖万物皆有真味，调和胜，则真味衰；不论腥素，但煮之得法，自有一段冲和恬淡之气。盖人肠胃能啖食谷味，最能养精，故贵慎味。此其大要也。

　　在“求嗣”门中，沈金鳌总结了古人的一些理论，并加以解释、说明。他引用一首性歌诀：“玉湖须浅泛，重载却成忧。阴血先参聚，阳精向后流。血开包玉露，平步到江洲。”他认为所谓“浅泛”，即《素女经》中所谓“九浅一深”之法，因为男女行房，“浅则女美，深则女伤”，这就是“重载即成忧”的道理。对此，又具体阐述道：“《养生经》云：交合之时，女有‘五伤’之候”，这“五伤”是：

　　一者阴户尚闭不开，不可强刺，刺则伤肺。二者女兴已动欲男，男或不从，兴过始交，则伤心，心伤则经不调。三者少阴而遇老阳，玉茎不坚，举而易软，虽入不得摇动，则女伤其目，必至于盲。四者经水未尽，男强逼合，则伤其肾。五者男子饮酒大醉，与女交合，茎物坚硬，久刺不止，女情已过，阳兴不休，则伤腹。五伤之候，安得有子？

　　为了使夫妻房事达到完美的境界，作者提出，交合之前要相互激发性欲，男要做到“三至”，女要做到“五至”：

　　男子“三至”者，谓阳道奋昂而振者，肝气至也。壮大而热者，心气至也。坚劲而久者，肾气至也。“三至”俱足，女心之所悦也。若痿而不举，肝气未至也，肝气未至而强合，则伤其筋，其精流滴而不射矣。壮而不热者，心气未至也，心气未至而强合，则伤其血，其精清冷而不暖矣。坚而不久者，肾气未至也，肾气未至而强合，刚伤其骨，其精不出，虽出亦少矣。此男子求子所贵清心寡欲，以养肝、心、肾之气也。

　　女子“五至”者，面上赤起，眉靥乍生，心气至也。眼光涎沥，斜视送情，肝气至也。低头不语，鼻中涕出，肺气至也。交颈相偎，其身自动，脾气至也。玉户开张，琼液浸润，肾气至也。五气俱至，男子方与之合，而行九浅一深之法，则情洽意美。

　　作者又分析了女子达到性兴奋的表现，归纳为“五候”：

　　娇吟低语，心也。合目不开，肝也。咽于气喘，肺也。两足或屈或伸，仰卧如尸，脾也。口鼻气冷，阴户沥出粘滞，肾也。有此“五候”，美快之极。男子识其情而采之，不惟有子，且有补益之助。

　　现代性科学认为，男女性交，出自三种目的或需要：一是快乐，二是健康发展，三是生儿育女。古人在封建礼教影响下，否定了快乐的需要，特别是否定了女子快乐的需要，否则就是“淫女荡妇”；片面夸大了生儿育女的需要，“为后也，非为色也”；有时又加上了一个“养生”、“采补”的需要。由于观念上的限制，由于论述要被社会所接受，一些医学家论及房中术时，多从“求嗣”的角度讲，尽力往这方面拉。但是实际上，男女求得性快乐的需要是否定不了的，自然产生的，甚至是首位的。这种情况在以上论述中也有自然流露，如“情洽意美”、“美快之极”等等。最后，又往“不惟有子，且有补益之助”上靠了一下。

　　在这一著作中，很强调“男女情兴”，这十分符合现代性科学中强调的要有“性前嬉”，男女双方要充分进入兴奋期后才能性交的原理。例如：

　　男女情动，彼此神交，然后行之，则阴阳和畅，精血合凝，有子之道也。若男情已至，而女情未动，则精早泄，谓之孤阳；女情已至，而男情未动，则女兴已过，谓之寡阴。《玉函经》云：孤阳寡阴即不中。譬诸鳏夫及寡妇，谓不能生育也。

　　《妇科玉尺》又探索了何种体质的女子不宜于生育的问题：

　　万全曰：骨肉莹光，精神纯实，有花堪用，五种不宜。一曰螺阴，户外绞如螺蛳样旋入内。二曰文阴，小如筋头，只可通溺，难为交合，名曰石女。三曰鼓花，头绷急似无孔。四曰角花，头尖削似角。五曰脉，或经脉未及十四而先来，或十五六而始至，或不调，或全无。——此五种无花之器，不能配合，焉能结成胎孕也哉？

　　此书对女子在什么情况下易于受胎，也作了一些总结，内容与前人大致相仿，例如：

　　妇人血经方绝，金水才生，此时子宫正开，乃受精结胎之候，妙合太和之时，过此佳期，则子宫闭而不受胎矣。男女之分，各有要妙存焉。如月信方绝，一三五日交合成男，二四六日交会成女，过此不孕。（鳌按：过期则子宫闭而不受胎，非子宫之闭。子宫之气闭也。）

　　该书又引用陈士铎的论述说：“凡男不能生子，有六病；女不能生子，有十病。”这男子“六病”是：“一、精寒也；二、气衰也；三、疾多也；四、相火盛也；五、精少也；六、气郁也。”女不能生育的“十病”是：“一、胞胎冷也；二、脾胃寒也；三、带脉急也；四；肝气郁也；五、痰气盛也；六、相火旺也；七、肾水亏也；八、任督病也；九、膀胱气化不行也；十、气血虚而不能摄精也。”

　　３．《女科要旨》

　　撰者陈念祖，字修园，乾隆举人，精于医，有《本草经读》、《伤寒论注》等书共四十八种，其共同特点是取材精当，浅近易懂，因而一向为初学者和临床医生所喜阅，《女科要旨》就是其中之一。全书分四卷，主要内容为：调经、种子、胎前、产后、杂病、外科。其中调经、种子、胎前诸篇，是作者以自己的见解兼融各家学说而写成，并采取了问对体裁，文字深入浅出，有不少内容涉及房事。

　　作者十分反对那种“无子而诿于天命”的说法，认为求嗣在人而不在天，其中有男女双方的体质问题，也有时机与方法问题。他说：

　　兹幸拜名师，于百年中而得有秘授焉。一曰择地，二曰养种，三曰乘时，四曰投虚。地则母之血也，种则父之精也，时则精血交感之会也，虚则去旧生新之初也。余闻之师曰：母不受胎者，气盛血衰之故也。衰由伤于寒气，感于七情，气凝血滞，荣卫不和，以致经水前后多少，谓之阴失，其道何以能受？父不种子，气虚精弱故也。弱由过于色欲，伤乎五脏，脏皆有精而藏于肾，肾精既弱，辟之射者力微，矢枉不能中的，谓之阳失，其道何以能种？故腴地也不发瘠种，而大粒亦不长硗地，调经养精之道所宜讲也。

　　作者又十分重视行房的时机，他说：

　　诚精血盛矣，又必待时而动，乘虚而入。如月经一来即记其时，算至三十时辰，则秽气涤净，新血初萌，虚之时也，乘而投之。如恐情窦不开，阴阳背驰，则有奇砭纳之户内，以动其欲，庶子宫开两情美，真元媾合，如鱼得水，虽素不孕者亦孕矣。此法历试历验，百发百中者也，岂谬言哉！

　　作者又引用袁了凡的话说：

　　天地生物必有絪缊之时，万物化生必有乐育之候。猫犬至微，将受娠也，其雌必狂呼而奔跳，以絪缊乐育之气触之不能自止耳，此天然之节候，生化之真机也。凡妇人一月经行一度，必有一日絪缊之候，于一时辰间，气蒸而热，昏而闷，有欲交接不可忍之状，此的候也。此时逆而取之则成丹，颇而施之则成胎矣。

　　作者又谈到怀胎而审男女之法：

　　及其既孕，欲审男女，行以父生年一爻在下，母生年一爻在上，后以受胎之月居中，或遇乾、坎、艮、震，阳象也，则生男；或遇巽、离、坤、兑，阴象也，则生女，有可预知者焉。呜呼，始而无子者，非天也，人自戕其天也；已而有子者，亦非天也，人定可以胜天也。以上这些怀胎审男女的道理，有待科学验证。但是有子无子非定于天、“人定可以胜天”的思想，则是非常正确的。

　　４．《勿药元诠》

　　撰者汪昂，清代名医，休宁人，寄籍丽水，号讱庵。他好集医方，著有《本草备要》、《医方集解》、《灵素类纂》等。

　　本书全书一卷，主要记述导引、气功、摄养等防病健身方法，某些常见病的预防，以及饮食起居诸方面应当注意的问题。书中有《色欲伤》一篇，专论房事太过所造成的损伤，其文曰：

　　男子二八而天癸至，女人二七而天癸至，交合太早，斫丧天元，乃夭之由。男子八八而天癸绝，女人七七而天癸绝，精血不生。入房不禁，是自促其寿。算人身之血，百骸贯通，及欲事体，撮一身之血，至于命门，化精以泄。夫精者，神倚之如鱼得水，气倚之如雾覆渊，不知节啬，则百脉枯槁。交接无度，必损肾元，外虽不涉，精已离宫，定有其精数点随阳之痿而溢出，如火之有烟焰，岂能复返于薪哉！

　　汪昂的论说与明代万全所论基本一致。其要点有三：一是指出早婚有害；二是说房事不节则损伤肾元而短寿；三是认为精已排出则不能复返，所以还精补脑之说不可信。汪昂的这些论述是有相当的科学道理的。

　　５．《养病庸言》

　　清代沈嘉树撰，是一部养生著作，其中有不少论述房事养生的内容。沈嘉树是一位豪资殷富的封建士大夫，妻妾盈室，生活上养尊处优。年轻时由于不注意节制房事，弄得疾病缠身，所以他十分重视房中养生的研究。此书就是他切身体会的总结。

　　在书中，他特别强调夫妻性生活和谐是双方感情融洽的表现，但夫妻感情越好，性生活就越要有节制，要考虑长远，不能只图一时之快，否则就是“爱之适以害之”了。他认为：

　　凡人所以与妻妾相狎暱者，为其互相爱也。然我爱妻妾，必欲弄得精髓枯竭，缠绵床蓐，使妻妾劳于服事，瘁于担忧，卒之不免于奄然物化，又俾妻妾做孤鸾单凤，一生一世，酸苦伶仃，是非特不爱之，而适以害之矣。妻妾爱我，必欲陷我于死，亦不爱我实甚，而害我实甚。以上两层念头，常摆我心上，作镇心之宝，又时常讲解于妻妾，则己之欲固不戢而自消，而妻妾之心亦恍然省悟。

　　凡夫妻同寝，彼此都一毫不动欲念，互相抱持而睡，则阴阳之正气互相感受，互相调剂，极有益处。欲念一动则败矣。

　　凡人享艳福者，身体必不健，享年或不永，以其情好太笃，精气受戕太盛，抑亦造物者勒其福也。慧心人觑破此旨，偏与造物争权，老寿之福从此而半，不亦休与！

　　作者在书中又指出，在健康不佳或生病的情况下，更应禁绝房事，最好是独宿。他说：

　　老子云：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玉体横陈，肉薄相接，除是圣贤仙佛，方能不动心，下此则当之而靡矣。故养病必服独宿丸，旦必独宿，且导引之功可施也。妻妾虽正色，然亦要格外节制，格外矜严。

　　盖病人相火必动，不可更见女色也。相火旺时，即不接女色，心亦要动，此时惟有想女色旁边都是夜叉鬼物，万枪利刃，森罗布列，等我到彼，就要动手。若撄其锋，顷刻殒命，则心可惧思返。

　　以上这些论述，所提倡的方法似乎有些消极，但节制情欲的观点则是正确的。

　　此外，还有许多流传民间的秘方、笔记，都和养生、“种子”有密切关系。例如康熙年间的手原本《古今秘苑续录》，这实际上是一本古代的生活日用大全，其中的“得子神方”云：

　　用白鸡乌骨蛋一个，真蕲艾一撮，井水一大碗，放小铜锅内，煮极熟，候妇人经水初至，黎明时淡吃一枚，仍少睡片刻。如经色淡红者，每日吃一枚；若经色赤红者，间日吃一枚，经止即不必吃。服至三月后，即受孕，且多生男子。

　　又如“合卦算胎法”云：

　　凡算男女胎法，以父生年为上爻，母生年为下爻，受胎月为中爻，遇一三五七为阳，二四六八为阴，画成一卦：遇乾坎艮震为男，巽离坤兑为女，百不差一。若算男生女，算女生男，定多夭亡。

　　又如“治梦遗法”云：

　　临卧时，以左手搓脐，二七，右手亦然，复以两手搓胁，摆摇七次，咽气纳于丹田，握良久乃止，屈足侧卧，永无走失矣。

　　这方面的资料流传至今的不少，其中的思想、方法是否科学，均有待验证。但是它反映了当时的流风，则是值得注意的。

　　除了以上所介绍的这些资料以外，在房中书方面，清朝末年值得一提的是叶德辉。他十分博学，经学、律法、考据、碑版、摹印、金石、书法、占卜等许多方面都有造诣。他藏书丰富，嗜书如命，在书架上贴了一张纸条：“老婆不借书不借”，宣称他只有老婆和书这两样决不借给别人。他在书中夹着春宫图，认为能防火，因为火神是女神，见了春宫图就会羞而却步。可是，他在政治上很保守、顽固，一贯反对新生事物，反对改革与革命，１９２７年因为攻击长沙的农民协会，被斩首示众。他酷爱收集古代医书，他从《医心方》和其它医书中原录出《素女经》、《素女方》、《玉房秘诀·玉房指要》、《洞玄子》等五种中国古代的房中术著作，连同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残卷，于１９０３年至１９０４年间刻入了他的《双梅景闇丛书》中，而且在序、跋中对这些古籍作了一些说明和考证工作，这些工作至今看来仍不失为有益的。

　　叶德辉在对古代性学书籍整理出版的过程中，发现自古以来的性学书籍都以一定的方程式撰写，最主要的是几乎每本书都有六大内容：

　　一是两性交合是宇宙、天地间的大事，对健康的重要性，性伴侣之间关系和谐的重要性；

　　二是对性前嬉的描述；

　　三是对性交过程的描述，如何运用各种姿势与技巧以达完美的境界；

　　四是生子、怀孕、优生、抚育法；五是性治疗；

　　六是对性的食补、食疗。

　　以上内容都和人类健康与发展有很大关系，叶德辉在整理性学古籍的过程中也是以此六式作为导向的，这也是我们研究性学古籍需要牢牢把握的六个方面。

　　二、节制生育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性——生育——人口三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家庭或家族来说，考虑的是子嗣、后代；对社会来说，考虑的是社会总人口。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就是最基本的劳动力，如果人丁不双梅景闇丛书谭延署兴旺，无论是家庭、家族还是社会都很难发展，很难兴旺发达。

　　因此，综观中国历史，几乎历代王朝建立之初都采取了休养生息、鼓励生产、推行早婚、奖励生育的政策，于是，人口有所增加，生产有所发展。但是经过一个时期以后，社会基本矛盾逐渐激化，统治阶级对民众过重的剥削、战争、动乱与灾荒又使人口大减。人口增加，减少，再增加，再减少……整个社会就处于这样一个曲折的、波浪式的发展过程中。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这个问题，例如南北朝时的周朗认为，增殖人口是建国之本，“凡为国，不患威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广，患民之不育”。他还认为，长期的战乱、苛政严刑、徭役繁重，造成“破国则积尸竟邑”，“鳏居有不愿娶，生子每不举”，“妻老绝嗣”，因而使人口减而不增。

　　我国古代的人口状况也确是如此。据徐宗元所编《帝王世纪辑存》记载，夏代总人口为１３００多万人。直到西周，人口并无多大增长，周公相成王时（约公元前１０２４年）人口为１３７１．４９２３万人，只比夏禹时多了约１６．１万人。

　　到了东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６８４年），人口反下降到１１８４．７万人。战国时期的人口很难统计，据《帝王世纪》的作者皇甫谧的估算，战国初年列国人口相加，总数约１０００余万。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据范文澜的估算，人口约有２０００万。可是秦末大动乱，到西汉建立之初，户口仅剩下十之二三，幸存者大约只有六七百万人。随着西汉政权的加强和发展，到了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２年），全国在籍人口达到了５９５９．４９７８万人，这是汉代人口的顶峰数字。可是，到了东汉末年的大乱以后，三国时期全国在籍人口又锐减为７６７．２８９１万人。西晋太康元年（公元２８０年），全国在籍人口有所回升，总数为１６１６．３８６３万人。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６０６年）时，全国在籍人口达到４６０１．９９５６万人。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７５５年）为５２９１．９３０９万人。但经过唐末与五代十国的大乱，到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９７６年），全国在籍编民仅３０９．０５０４万户，如以每户平均５人计算，也只有１５００多万人。至宋徽宗大观四年（公元１１１０年），全国在籍人口为４６７３．４７８４万人。元末人口大减，至明万历六年（公元１５７８年），全国在籍人口为６２００万。

　　由此可见，在中国明朝以前，全国人口最多只达到五六千万，而且上下起伏很大。到了清代，清王朝十分注意增殖人口，如康熙五十一年（公元１７１２年），清廷正式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清雍正元年（公元１７２３年）采用“摊丁入亩”（又称地丁合一）的办法改革赋税制度，即将原来的全部丁银（人头税）摊入田亩之数内征收，这实际上取消了自秦汉以来一直实行的人头税制度，十分有利于繁殖人口。

　　清朝初年，人口也不过几千万，但由于实行了以上措施，同时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全国在籍总人口到了乾隆二十九年（公元１７６４年）就增至２．０５６亿；嘉庆十七年（公元１８１２年）又增至３．３３亿多；道光十四年（公元１８３４年），再增至４．０１亿多；到了光绪二十七年（公元１９０１年），又增至４．２６亿多。

　　在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中、前期，由于人口凋零，徘徊不前，许多学者都撰文强调蕃衍人口的重要，但是即使在这时候，个别有远大眼光的学者也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例如战国时期的韩非就提出，人口太多是导致贫穷的原因之一。他说：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女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与有五子，大父（祖父）来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明末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目睹当时人口迅速增殖的情况，也提出了“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以提醒世人注意这个问题。

　　明朝的通俗文学家、“三言”和《情史》的编撰者冯梦龙也敏锐地看到了人口剧增给社会造成的威胁。他在《太平广记钞·古元之》一文的批语中写道：“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养之？”

　　到了清代，全国人口已经上亿而且急增至三四亿的情况下，提倡节制生育思想的学者就更多了，例如：

　　著名的文学家和地理学家洪亮吉指出目前人口增长过快，从而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他在《洪北江诗文集·治平篇》中写道：“治平既久……其户口则视三十年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这样，就会导致物质生活资料紧张，民众生活水平下降。他说：“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空房）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加一倍而已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造成“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他还说，假定一对夫妇“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则比较富裕；到了儿子一代，变成“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则衣食“仅仅足”；再到孙子一代，“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则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必不敷矣”。他又说：“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忧也”。应当指出的是，以上说法把人口看成是一个变量，而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却是静止不变的。实际上，后者也在发展提高之中，但往往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而且有些因素如耕地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

　　洪亮吉认为，人口过多会使物质资料紧张，从而使物价上涨。他在《洪北经文集·生计篇》中说：“五十年以前（乾隆初年）吾祖父之时，米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布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现今人口大为增加，而田地货财却没有多少增长，“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于是，“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

　　这样，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加上大批失业，社会就会动荡不安。他在同书中说：“户口既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十倍于前”，如果再有天灾人祸，有些人就会铤而走险，为非作歹，从而产生“攘夺之患”，危害社会。

　　清代还有一位历史地理学家汪士铎，也提出和洪亮吉相似的观点。他在《汪悔翁乙丙日记》中写道：“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故顺治元年（公元１６４４年）一人者，至今（公元１８５５年前后）一百二十八人。”由于地少人多，“国家浮于地者数倍”，许多农民得不到土地，手工业者无处就业，竟至“驱人归农，无田可耕；驱人归业，无技须人。”因此他主张节制生育，认为一个国家“民不可过少”，但也“万万不容过多”。

　　汪士铎主张通过晚婚以降低人口出生率。他在《汪悔翁乙丙日记》中反复陈述早婚之害，认为许多青少年男女“每十五六皆嫁取”，“十六皆抱子”，“年十五六皆授室”，“年三十即抱孙”。这样做的弊病很多，只能早早地生出一大批素质不高的人，使社会背上沉重的包袱。他主张女子“二十五而嫁”，“男子三十而娶”，从而扩大两代人之间的年龄间隔，以降低人口增长率。他还主张对超生者以加重赋税的方法来处罚。他还指出，“人多而气分，赋稟而遂薄，又濡染于风气，故人才益难”，如果实行晚婚，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以上这些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产生的进步思想，到了清朝末年又有新的发展，其代表人物是梁启超。他字卓如，号任公、沧江，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是变法维新的领导人之一。毕生著作甚多，主要收集在《饮冰室文集》中。他坚决反对早婚，提倡提高人口素质。他在《饮冰室文集》卷七的《禁早婚议》中说：“凡愈野蛮之人，其婚姻愈早；愈文明之人，其婚姻愈迟。”“优劣之数，常与婚媾之迟早成比例。”“印度人结婚最早，十五而生子者以为常，而其衰老亦特速焉。欧洲人结婚最迟，三十未娶者以为常，而其民族老而益壮。”

　　他在《禁早婚议》中指出早婚有五大害处：一是“害于养生”，二是“害于传种”，三是“害于养蒙”，四是“害于修学”，五是“害于国计”。

　　观古可以知今。古人在这个领域许多闪光的思想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对于今天的社会仍有很大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