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於明确区分天人为二与合天人为一的说法之外，更有一种不太明确的介乎其间或超乎其上的说法，表现於当时的探究心性的议论之中。

　　当时所谓的“性”，主要指人性。而“人性”，本有自然性与社会性之不同，但在当时的许多论者中，是不甚区别的。譬如告子与孟子辩性，一个说的是自然性（“食色、性也”），另个说的是社会性（“人无有不善”），两人各执一词，煞是热闹，其实犹如聋子对话，谁也不知对方说些甚麽。楚简中，谈性谈得最多最透的，推《性自命出》篇，其观点基本上是告子式的，其中所深藏着的天人观点是：

　　凡人唯有性……。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於外，则物取之也。

　　道始於情，情生於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纳之。

　　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

　　四海同一的、能表现为喜怒哀悲之情的性，其为人的自然性，自无疑问。由这个自然的人性，生出情来；再由所生的情，发而成道，终结为义。这个道义，即人道和礼义，当然已经不再是自然的了；但它确系由人的自然属性生发而来，一路上没有受过任何超自然力量的干预，也不像上章所述，是形於内或不形於内的形上天理之所形，也是明白无误的。对於这一点，在上列引文之後，有着详细交待：

　　凡性，或动之，或格之，或交之，或厉之，或出之，或养之，或长之。

　　凡动性者，物也；格性者，悦也；交性者，故也；厉性者，义也；出性者，势也；养性者，习也；长性者，道也。

　　凡见者之谓物，快於己者之谓悦，物之势者之谓势，有为也者之谓故。义也者，群善之绝也；习也者，有以习其性也；道者，群物之道。

　　凡道，心术为主。道四术，唯人道为可道也。其三术者，道之而已。

　　这是一幅由性及道的线路图。性道之间，满布着各种硬件和软件，唯独没有天或它所投射的的影子。在《语丛一》中，也有大致相当但更为概括的说法：

　　人之道也，或由中出，或由外入。由中出者，仁、忠、信；由[外入者，义……]。仁生於人，义生於道；或生於内，或生於外。

　　这些都是要说明，人道源於人心、人性、人情以及人和外界的关系，甚至包括对“群物之道”的观察与了解在内；至於天或天道，在这里则与在别处常见的情况相反，是缺席着的。而且，仅就指称仁义忠信为“人道”而不称之为“德”，仅就这一点来看，便已经将天和天道的作用，排出人道构建之外了。

　　如果仅仅是这一些，我们便可以乾脆宣布，在这个体系中，人道与天道，人与天，既不是合一的，也不是对立的；而是压根全无关系的。

　　可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当我们从“性”往上追的时候，便会发现，“天”正高高在上，君临着这一切：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於情，情生於性。（《性自命出》）

　　这四句话里出现了五个要素，形成一条依次发生的系列：天à命à性à情à道。其中属於人的人性、人情、人道三者，受制於前两个属天的要素天和命；整个系列从而判分为天人两大范围，构成为降与所降的关系。

　　过去我曾粗略地以为，这四句话正好就是《中庸》开篇所谓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4]。现在仔细看来，二者颇不一样。盖《中庸》的说法，是一种定义式的语句，它包含有性的源头是天命、性的内容是天命或性乃天命在人之表现这样一些意思。而《性自命出》的说法没有这麽多含义，它只是停留在发生方面，并未在内容上有任何限定。

　　那末，在这四句话里，“天”是甚麽，“命”是甚麽，它们与“性情道”的关系究竟怎样，是值得认真推敲一番的。

　　我们知道，命者命令。命自天降，是为天命。天命是一个相当古老的术语，在周灭殷的前前後後，被用为政权合法性的藉口和托词，曾颇为时兴了一阵，以证明周之代殷，乃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正义之举。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天既能降命，那麽这个天，便是能够发号施令的生死予夺的神格的天，是至上的主宰；它较之上两章所见的命运意义的、道德意义的天，要更为悠久得多神气得多也权威得多。

　　但是，唯其悠久神气与权威，这种意义的天，到了战国时代，倒反而往往是虚悬一格的。与表现为世、时、遇的命运之天不同，也与形於内外的道德之天不同，此时主宰之天通常只是一个象徵性的存在，而没有任何实际内容或实际作为。譬如这里的能降命的天和天所降的命，便没有甚麽具体面目，不主张甚麽也不反对甚麽，只是虚晃一枪，为性的出场鸣锣开道而已。真正的动作，是从性的喜怒哀悲之气开始的，而那已经完全是人的而非天的了。

　　但是，在那个时候，这样的虚悬虚晃，几乎是不可少的。它如果不是宣布喜怒哀悲本来出自天，像《性自命出》这样；便会要宣布喜怒哀悲本身便是天，像庄子那样。总之它得从天开始，即从大家所公认的开始处开始，来建构自己的学说体系，其中便包括某种样式的天人关系。

　　因之这样的天人关系，说穿了，实际上是没有关系而又不得不维持着面子的关系，是人之企图从天的主宰下挣脱出来而尚未能的表现；於是表现出一种有别於天人相分、天人合一的又分又合若即若离的关系。

　　这样的天人关系，与前两节所见的关系一起，组成了对立的天人双方所可能存在的全部关系；它们在郭店楚简中竟然都有着自己的具体形态，说来是饶有趣味的。

　　注释：

　　[1]见《中国哲学史新编》（1980年修订本）第一册第二章第五节。

　　[2]“谓”与“名”有别，此处不详论。

　　[3]马克思：《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43页。

　　[4]见《孔孟之间》，载《中国哲学》第20辑。

　　1999年4月，北京柳北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