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会议于1979年9月3日至9日在瑞士苏黎世召开。主办单位是瑞士促进学术研究基金组织、苏黎世大学和法国巴黎远东学院。与会者30人，发表论文22篇，他们来自瑞士、法国、联邦德国、荷兰、美国、日本、英国、中国。我国著名道教学者王明（1911-1992）和陈国符教授应邀出席了会议并分别发表了《中国道家到道教的演变和若干科学技术的关系》和《中国外丹黄白术》。这次会议的议题是“道教与科学”。会议组织者没有出版文集，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希文在《加拿大中国宗教研究会通报》第7期（1979年）发表的《关于第三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的报告》，刊出了会议论文的全部题要，而且还综述了前两次会议的情况。

　　从三次会议的内容看，主要涉及四个问题；一是“道教的定义问题”。在西方汉学界，常使用“Taoism”这个名词，认为界定它是件不易之事，大都将其面前冠以“哲学的”和“宗教的”两个形容词，表示中文所称的“道家”和“道教”；二是“道家与道教的关系问题”，大多数西方汉学家认为；道家指老子和 庄子的思想体系，强调不可把道家与道教绝对对立起来；三是“道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问题”，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看法，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民间信仰是道教世界观的一种表现形式，有时是同一概念，很难把他们之间划分出一条界线来。欧美学者则倾向于将二者区分开来，提出道教有正统和异端之分；四是“道教与科学关系的问题”，绝大数学者认为道教与科学有密切关系，中国的原始科学，大都与热爱大自然的道士有关，而和读死书的儒生无关，但也有的人认为在中国古代大科学家的哲学观点中儒家占优势，如沈括（1031-1095）、王锡阐（1628-1682）等。

　　1979年10月以后，还举行过不同类型的道教学术会，既有双边的，也有多边的，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了。这些会议都有力地促进了道教研究的国际化。自首次国际会议以来，在海外已有大量的道教论著出版。

　　1983年8、9月间在日本召开的第三十一届亚洲及北非洲国际学术会议，第四分组会研讨的主题是“儒教和道教在东亚和东南亚所起的作用和影响”。1990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第三十三届及1992年8月香港大学举办第三十四届亚洲及北非洲国际学术会议，都有道教分组的会议。

　　1985年9月30日至10月12日在巴黎召开过“道教与日本文化”国际研讨会，有法国、日本、联邦德国、中国的学者参加。

　　1985年12月11-15日，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联合举办了“道教仪轨及音乐国际研讨会”。

　　1986年4月11日至13日美国夏威夷大学宗教系举行了“全真道教斋醮国际讨论会”。

　　1988年10月2日至13日在东京召开“日本和中国宗教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

　　1993年夏在德国举行首次国际老子研讨会，1995年10月23日至28日在中国西安召开了“老子：影响与解释”第二届国际老子研讨会。1997年10月8日至10日中德学界在圣奥古斯丁市召开了“道家传统与现代”国际研讨会。

　　克努特·沃尔夫教授统计，西方汉学家用西文写成的道教专著有1740种。这里自然不可能一一具体介绍，只能选择其中有代表的作品，按分类方式简单说明：

　　（一）概论性作品

　　法国汉学大师马伯东于1945年死于集中营，他的遗著于1950年由弟子戴密微整理了出版《中国宗教·历史杂考》，共2卷，第二卷述及到六朝和六朝前的道教，属于先驱性著作。1971年由第三代道教研究带头人康德谟再整理，以书名《道教和中国宗教》出版，为后人奠定了认识和研究道教的基础。

　　已故美国学者霍姆斯·韦尔奇于1957年出版的《道之分歧：老子和道教运动》是本较好导读性著作，书中还对《道德经》作了有趣的解说。

　　康德谟于1965年出版的《老子和道教》是关于道家和道教的较好的一般性概论，注释中有许多神话故事。

　　英国李约瑟博士出版五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1954-1983），第二卷有专章阐述了中国科学思想史，对炼丹术和养生术作了深刻探讨。

　　法国学者施博尔1982年发表《道教的总体》，表达了本人对整个道教及其科仪的看法，他曾留居台湾8年（1962-1970），主持过国际规模的《道藏索引和提要》的编制工作。他的这本书先后被译成意大利文、荷兰文和英文。1996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主编的《道藏手册》。作者已返回故国荷兰任汉学教授。

　　美国中国研究中心的朱迪思·马吉·博尔茨于1987年发表《10-17世纪道教文献通论》，对200余种道教经典作了导读性评述。

　　德国威尔茨堡大学教授弗洛里安·赖特尔1988年出版的《道教的基本因素和倾向》，论述了它在金、元及明初历史中的融合与个性间的紧张关系。

　　（二）道教哲学

　　英国自学成材的汉学家阿瑟·韦利（1889-1966）于1931年和1934年翻译出版了元代李志常编的《长春真人 西游记》和《老子》。后者被国际汉学界视为经典性英译本，其名为《道及其力量： 老聃及其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

　　德国著名汉学家汉斯·石泰宁格（1920-1991）1953年发表过《关伊子翻译和研究》，他还为本国培养了不少汉学家，曾领导过本国的道藏研究计划。

　　英国伦敦大学教授安格斯·格雷厄姆（1919-1991）长期从事道家经典研究，有《列子新译》（1960）、《庄子·内篇》（1981），均被视为道家经典英译注本。

　　法国学者克劳狄·拉列的《淮南子译注》（1982），书中有一章论述了中国的人类学。

　　法国著名学者伊莎贝尔·奥比奈著有《七世纪以前的道德经注本》（1977），研讨了严遵、河上公、王弼、梁武帝、周弘正、成玄英的注本。

　　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利维亚·科恩博士，是位多产的道教研究者，她有《七步得“道”：司马承祯的〈坐忘论〉》（1981）、《道教的神秘哲学：道教传统中的哲学和救世信仰》（1992）、《道教体验文萃》（1993）、《笑道论：中国佛道之争》（1995）等。

　　美国学者伯顿·沃森1968年出版《庄子全集》是西文中最可利用的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