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汉族在经济方面相互交流，在文化方面也相互吸收。由于汉族的封建文化，比起契丹来，处在较高的阶段，契丹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过程中，逐步接受了汉文化，但仍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契丹和汉族共同创造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

　　一、契丹文字

　　阿保机建国后，由突吕不等创制契丹文字，后来被叫做契丹大字。阿保机弟迭剌又制契丹小字。契丹大、小字长久失传，只有一些零散的存留。一九三○年，在今辽宁白塔子的辽皇陵，出土道宗及宣懿皇后等长篇契丹字哀册刻石，契丹字文献才被人们所注意。近年来，又陆续发现刊有这种契丹字的墓志（如辽宁义县萧相公墓志）和铜镜等文物多种。国内外的研究者曾对这种文字作过不少的探索，取得一些成绩，但还远不能通读。一九五一年，辽宁锦西西孤山出土辽萧元忠墓志，刊有另一种字体较简的契丹文字。一九六六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巴林左旗林东辽太祖陵，也发现了刻有同一种字体的契丹字残石。从出土契丹字文物看来，大抵前一种哀册文字当是契丹大字，后一种字体较简的文字是契丹小字（也有相反的说法，待考）。《五代史》附录《契丹传》说阿保机以汉字隶书之半增损，作成契丹文字。契丹大字和小字是依据汉字字体而改作的拼音字。契丹大字是以几个音符叠成契丹语的一个音缀，在形体上仍仿汉字合成一个方块字，很是繁赘难认。契丹小字，笔划稍简，所以又被叫做“小简字”（《辽文汇·补遗》郑恪墓志）。据说迭剌学习回鹘文后，才造契丹小字。据现存女真字推知，契丹小字大约是以一个方体字代表一个音缀，但不再象大字那样合叠成多音符的方块字，而是参照古回鹘文的办法，自上而下，连续直写。所以说它“数少而该贯”（《辽史·皇子表》）。但由于每个音缀仍是来自汉字的方体，无法联写，这就形成各音缀相互分离，各个多音词之间又不易截断的缺点，行用起来很不方便。契丹大小字大约只是在契丹贵族文人中使用，范围很窄。《辽史》记载精通契丹字的文人，大多兼通汉字。辽文化主要仍是以汉字作工具而得到传播和发展。

　　辽太祖陵出土的契丹字残石刻

　　辽道宗哀册（契丹字局部）

　　二、佛教

　　契丹建国前流行原始的巫教，有巫和太巫。建国后，仍作为一种宗教习俗而保存下来。辽朝皇帝举行祭山仪、岁除仪、瑟瑟仪（射柳祈雨）等，都由巫或太巫赞祝行礼。柴册仪（选举联盟长、皇帝即位）拜日，丧葬及岁除拜火。阿保机掳掠汉人，佛教随之传入契丹。汉人在契丹地区为辽朝建设城邑，同时也建造佛寺。太宗得燕云后，佛教进一步传播，但据胡峤所见，上京的僧尼都还是来自燕云一带的汉人。圣宗以后，汉文明随着契丹封建制的确立而广泛发展，佛教也在辽朝更加流布。

　　辽宁昭盟巴林石旗发现的辽代石刻罗汉像

　　石经 隋僧徒静琬在涿州大房山的白带山开凿石室，刻石板佛经在石室收藏，用石块灌铁作门，准备佛教一旦毁灭后还可保存这些佛经。白带山因此又称石经山。山上有寺，唐时建号云居寺。静琬刻石经三十年，唐贞观十三年（六三九年）死。弟子相传五世，继续刊刻，此后即中断。辽时经几次战争，云居寺毁损，圣宗时重修。辽南京官员韩绍芳（韩延徽孙）打开石室，检对石经，上报辽朝。圣宗命僧徒可玄继续刊刻经板，补缺续新。经兴宗、道宗两朝，至清宁三年（一○五七年）刻完《大般若经》、《大宝积经》共六百块，合原存石经《涅槃经》、《华严经》等经共有二千七百三十块。合称四大部经（赵尊仁：《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此后，仍继续校勘刻石。天祚帝天庆七年（一一一七年），又将道宗时所刻石经大碑一百八十片，寺僧通理大师等校刻石经小碑四千八十片，埋在寺西南的地洞里，上建石塔一座，刻文标记（志才：《涿州涿鹿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从圣宗到天祚帝时的刊刻石经是辽朝对佛经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校勘、整理。

　　北京房山云居寺南塔出土的石经板

　　校印佛藏 从兴宗时起，辽朝开始校勘、刊印大藏经，即佛经的总集。唐代佛经，流毒极广，但大批佛经的流布，主要还是少数僧徒传抄，或信仰者作为“功德”摹写。敦煌发现唐咸通六年（八六五年）印本《金刚经》，说明印刷术发明后，佛经已在刻印，但也还只限于较通行的少数经卷。九七一年，宋朝在印刷术发达的成都，雕板十八万块，印成最早的大藏经，通称“宋藏”（《开宝藏》）。辽兴宗以来，辽朝也雕印大藏经（汉文），通称“丹藏”（契丹藏经）。据辽燕京的僧徒觉苑说，兴宗命远近搜集的佛经，都付雕印，并要人详勘，觉苑因此参预校勘。一○五三年（重熙二十二年），辽兴中府建灵岩寺，曾购得藏经一部收藏，以广流通（耶律劭：《灵岩寺碑铭》）。大抵当时丹经已经初步印行。道宗时，继续收罗，校勘入藏。一○六八年（咸雍四年），南京玉河县的地主邓从贵出钱五十万与觉苑募信徒助办，印大藏经五百七十九帙，在阳台山清水院（北京大觉寺）收藏（《辽文汇》卷七志延：《阳台山清水院藏经记》）。一一○三年（乾统三年），易州涞水县金山演教寺，也有本县董某捐造大藏一座，印五百余帙收藏（《辽文汇》卷八《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记》）。据大同华严寺金朝的碑记说，辽兴宗时校证的藏经，即有五百七十九帙。佛经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大量印刷流通，只会更便于散播毒素。如果说还有一点作用的话，那只是佛教利用来作为传播工具的某些文化得以留存和在民族间交流。在丹藏雕印的差不多同时，辽朝的邻国高丽也雕印大藏经，通称“丽藏”。辽朝的丹藏传入高丽，很受高丽僧人的重视。高丽藏再次雕印时，取丽藏、宋藏和丹藏对照校勘，印成新雕丽藏。高丽僧宓庵说，丹藏总共不到二百函，不满一千册，“帙简部轻”，“纸薄字密”。宓庵赞叹说：这大概不是人功所能造成，好象是借助了神力。中国的雕板印刷、造纸，当然不是靠什么“神力”，而是人民群众劳动和智慧的产物。把它用来印造佛教的毒品，自然是极大的浪费。但宓庵所记丹藏情况却足以说明，辽朝劳动人民在造纸术、印刷术和书籍装帧等方面都已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超过了唐、五代时期所达到的水平。

　　辽代石经寺释迦佛舍利塔记（拓本）

　　寺院佛塔 辽代在各地建造了大批寺院和佛塔。天津市蓟县现存辽建独乐寺观音阁，是一座雄巍的木构建筑，外观两层，内部三层。阁建于九八四年，中央泥塑将近五丈高的观音像，楼板中留空井，使佛像穿过直立。我国现存最古的木构建筑，五台山唐建佛光寺大殿，是运用传统的木材框架结构法。观音阁的建筑，实际是采用佛光寺大殿的框架法，而又三层重叠，构成一座三层的木楼。山西大同（辽西京）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建于一○三八年（辽重熙七年），梁下仍存辽代题记。大殿虽经后世重修，仍然保存辽代的木建结构和梁枋彩画，殿前满列“教藏”（藏经的书橱）三十余间，是国内现存最古的教藏。

　　山西应县辽代木塔

　　辽宁林西辽代白塔

　　辽代的佛塔遍布于五京所属的许多地区。常见的辽塔是八角十三层的砖塔，塔为实体，不能入内攀登。与唐代的佛塔，例如长安大慈恩寺的大雁塔，构造完全不同。辽塔的这种形制后来也为金代所继承，在中国建塔史上，成为具有独特风格的辽、金塔。所谓八角当是据《四分律》，十三层是据《大般涅槃经·后分》：“佛告阿难……起七宝塔，高十三层”。现存北京天宁寺（辽南京天王寺）砖塔和辽宁宁城县大宁（辽中京大定府）故城址的大砖塔，可以作为这种类型的代表。辽宁林西白塔子的白砖塔八角七层，内部中空，可直登，近似唐塔。山西应县一○五六年建造的佛宫寺木塔，层檐用斗拱平托八角六檐，分为五层，附暗层四层，实际上是九层，连塔尖高达二十丈。塔身全用木建，造形瑰丽，有如楼阁，是我国现存的唯一的一座大木塔。这样一座高大的木构建筑，经历九百多年风雨雷电的考验，仍然屹立而不倾塌，确是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观。寺院和佛塔都是佛徒用来毒害人民的工具，但建造者却是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剥去宗教迷信的外衣，作为古代人民辛勤建造和遗留的一份建筑遗产，还是值得保存和吸取借鉴的。

　　三、儒 学

　　九一八年，阿保机要祭祀一个在汉人中有影响的人物，以巩固他的统治。左右的侍臣以为可祭佛。阿保机说：“佛非中国教”。太子倍说：“孔子是大圣人，万世所尊，应当先祭孔子。”阿保机大悦，即建孔子庙，命皇子倍春秋祭奠。佛教来自天竺，但到唐朝已经逐步地中国化。辽朝的佛教实际上已是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而流传。著名的僧人也多是汉人。但比较说来，孔丘的儒学自然更能代表纯粹的汉族封建文化。因之，辽朝统治者更重视儒学，作为统治汉族人民的工具。不过，儒学在辽朝的政治、社会生活中进一步发挥它的统治作用，还是在契丹的封建制确立以后。据说辽圣宗好读《贞观政要》，并由汉臣摘录唐高祖、太宗、玄宗可以取法的事迹进呈。《贞观政要》是以儒家的政治学说为指针，对唐朝和前代的封建统治经验的一个总结。因之，它不象儒家经典的迂阔，而更能切合封建统治者的实际需要。《贞观政要》一书一直受到辽朝的重视。兴宗时，萧韩家奴并把它译为契丹文，给兴宗阅读。萧韩家奴上疏论政事，也援引唐太宗的“轻徭省役”、“使海内安静”的所谓“治盗之方”，即压制农民反抗的儒家统治方术。《辽史·兴宗纪》说：兴宗“好儒术”。道宗时，儒学更盛。一○八六年，曾召翰林学士讲五经大义。一○八八年，又召耶律俨（汉人，本姓李）讲《尚书·洪范》。洪皓《松漠纪闻》说，道宗要汉人讲《论语》，讲到“夷狄之有君……”等句，避嫌疑不敢讲。道宗说，上古时候的熏鬻等族，没有礼法，所以叫“夷”。我们现在已经彬彬有文化，和汉族没有两样，你还避什么嫌？辽朝至道宗时，封建的经济制度已经很发展，汉文化为契丹贵族普遍接受，儒家的封建政治思想也在统治阶级中，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

　　辽宁锦西辽墓的画像石刻示意图：

　　上层为“孟宗哭竹”故事，下层为“王祥卧冰求鲤”故事

　　山西大同辽代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

　　辽宁义县辽代奉国寺

　　四、历史学

　　圣宗时起，辽朝也依仿汉人修史体制，编修实录。九九一年，室昉（音访f3ng）、邢抱扑等撰实录二十卷。兴宗时，萧韩家奴又与耶律庶成等编录遥辇可汗以来至兴宗重熙时事迹，共二十卷。道宗时，一○八五年，史臣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一一○三年，天祚帝召监修国史耶律俨编纂太祖诸帝实录。俨修成《皇朝实录》七十卷，辽朝西迁后，仍在金、元保存。金、元纂修《辽史》，依据的原始材料，主要就是耶律俨的《实录》。

　　现存辽王鼎撰《焚椒录》一卷，是仅存的一部有关辽朝史事的私人纪述。王鼎，涿州人，道宗时为翰林学士，为辽朝草拟典章，后升观书殿学士。因事得罪，流放镇州。王鼎得知耶律乙辛诬陷宣懿后案始末，因撰《焚椒录》记述此事。书中收录了有关的文献。元人撰修《辽史·宣懿后传》很可能参据了此书。

　　五、语言文字学

　　辽朝还有两部语言文字学著述流传下来。一是圣宗时僧行均（汉人，俗姓于）编撰的《龙龛手镜》（宋刊本“镜”作“鉴”）。《龙龛手镜》是一部通俗的汉字字书，部首字依平、上、去、入四声分为四卷，第一卷九十七部，第二卷六十部，第三卷二十六部，第四卷五十九部（最后一部为杂部）。每部所收字，也依四声次序排列。各字注反切音和简要的字义。全书共收二万六千四百多字，注解共十六万三千多字。自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自“一”至“亥”排列部首，后世字书，相沿不改。行均突破旧例，依据当时实际的读音和通用的字体，另作编排，虽然体例不尽完善，创新的精神，还是可贵的。行均书又多收民间制作的俗字，如不部的歪（w1i）、甭（b6ng）、孬（n1o）等字。清代的考据学者钱大昕因此讥讽行均“以意分部”，“文攴不分”，收入甭、孬等“里俗之妄谈”，是“污我简编”（《潜研堂文集·跋龙龛手鉴》）。其实，钱大昕所攻击的几处，正是行均超越前人的独到处。辽朝书禁甚严，不准出境，但行均此书仍流入宋朝。沈括《梦溪笔谈》称赞它“音韵次序，皆有理法”。宋朝曾在浙西雕板刻印。元苏天爵说，当时辽朝文献，只有耶律楚材家藏的耶律俨《实录》和行均的《龙龛手镜》还保存，其他多亡失（《滋溪文稿·三史质疑》）。《手镜》宋刊本因避讳改为《手鉴》。苏天爵所见，当仍是辽刊本。此书还曾传入朝鲜，有朝鲜古刻本，分为八卷。后来也传到日本。日本元和（一六一六至一六二三年）时，有古活字本印行。

　　另一部著述是希麟著《续一切经音义》。唐长安西明寺僧慧琳（疏勒人），依《开元释教录》所收佛经，依次音注，写成《一切经音义》一百卷。唐朝亡后，此书在江南地区不再流传。五代末年，高丽曾遣使去吴越寻访不得，但辽朝仍有留存。圣宗时，燕京崇仁寺僧人希麟（汉人），依仿慧琳书例，对《开元释教录》以后的佛经，续加音注，写成《续一切经音义》一书，分为十卷。元代编撰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十及《大藏目录》卷下，都还著录慧琳及希麟书，但明、清时，两书不再在我国流传。辽道宗时，曾送给高丽丹藏一部，希麟书因而传入高丽。一四五八年（明天顺二年）又传入日本。清光绪初，我国学者才又发现了此书的日本翻刻本，开始利用来进行汉语史的研究（一九一二年刊印的《频伽藏》曾据日本刊本影印收入）。中、朝、日三国在历史上有过多方面的文化交流，许多古代典籍因而得以保存和流通。希麟书流传的历史，是其中的又一个事例。

　　六、文学艺术

　　唐、五代吟诗成为风气，也影响到辽朝。辽初，皇子倍有“小山压大山”诗流传。圣宗以后，随着汉文化的传布，契丹贵族多学作诗赋。史载圣宗喜吟诗，曾作曲百余首。道宗多作诗赋，并由耶律良编为《清宁集》。道宗宣懿后，天祚帝文妃（渤海人）也都有诗歌流传。经辽朝皇帝的提倡，贵族文人也多作诗编集。如皇族耶律隆先有诗集《阆苑集》。萧柳作诗千篇，编为《岁寒集》。耶律良有《庆会集》等等。这些诗集都不再流传，大抵内容平泛，被淘汰是自然的。元人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收有《醉义歌》一首，自序说是“辽朝寺公大师”所作，原作为契丹字，楚材在西域遇到西辽前郡王李世昌，学习契丹字，乃译此歌。寺公大师不知何许人，诗中称“病窜”“斥逐”，与南村农丈人饮叙。大约是得罪被黜的契丹官员或失意文人，流寓乡间，以表面的豁达掩盖内心的愤闷。诗中有“村家不弃来相陪”，“黍稷馨香栖畎亩”，“老母自供山果醋”等农村景色，与辽朝帝后的庙堂酬唱，旨趣不同。诗体似乐府歌行，长达一百二十句，是仅存的辽人长篇。《醉义歌》原作不存，现在只有耶律楚材的这一译本。契丹语与汉语语序结构不同。宋人洪迈《夷坚丙志》曾记契丹人学汉诗，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读作“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醉义歌》百余句一气呵成，诗中多用汉人史事掌故，全篇依汉语用韵，也颇工整。如开头四句：“晓来雨霁日苍凉，枕帏摇曳西风香，困眠未足正展转，儿童来报今重阳”。耶律楚材称赞为“可与苏（轼）、黄（庭坚）并驱争先”。如果不是经过耶律楚材改作，失传的原作当也是模拟汉诗。

　　现存辽朝帝后的一些片断诗句，大多不出宫闱享乐或劝谏之类，没有什么文艺价值可说。它只是显示了汉文化对契丹的深刻影响。唐诗中影响最大的是白居易的作品。辽圣宗曾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古今诗话》载圣宗佚句“乐天诗集是吾师”，想见白诗在辽朝流传甚广。白居易曾自记：自长安到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旅店、行舟之中，往往题我诗句。元稹也说，元、白诗的手抄本、摹勒本在市上贩卖，用来交换茶酒，处处都有。白诗不仅在汉族，而且也在兄弟民族中得到传播，原因是他的某些诗篇反映了一些人民的呼声，诗句也明白易懂，比李、杜诗更加接近民间的口语。宋朝苏轼的诗也在辽流传。苏辙奉使到辽朝，回来向宋朝报告说，本朝民间开版印行的文字，北方无所不有。我初到燕京，就有人告我：令兄（苏轼）的《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另一使辽的使臣，听说辽燕京书肆自己刻印苏轼诗，叫做《大苏集》（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苏辙使辽，有诗说“谁将家集过燕都，每被行人问大苏”。耶律楚材称赞寺公《醉义歌》，可与苏、黄并驱，也正说明辽诗受到了苏诗的影响。

　　辽初，耶律倍善绘画，以契丹人物和骑猎为体裁，受到人们的重视。《宣和画谱》著录耶律倍画十五幅，为宋朝所珍藏。元时黄溍还曾见过耶律倍《猎骑图》一幅，写有跋文，但元朝以后，不再见著录。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辽兴宗以五幅缣画千角鹿图赠宋仁宗，宋仁宗曾作飞白书回赠。辽宁巴林左旗林东辽庆陵有壁画保存，画中有契丹服装和汉服的人物，四时山水鸟兽和鹿等写实景色。一九七二年，吉林库伦旗发现道宗时辽墓，墓中门洞及天井有巨幅彩绘壁画。墓道长二十多米，左壁绘出行，右壁绘归来景象，构成一条地下画廊。画中有契丹贵族和汉族官员等人物，也有被奴役的契丹、汉族人民的形象。有山水花鸟，也有车马及日常用具等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多种景物。精美的画面显示出辽代无名画工们的艺术才能，与陕西乾县唐章怀、懿德两太子墓壁画，同为我国绘画史上的杰作。但内容局限于贵族生活范围，境界是狭隘的。

　　七、医 学

　　契丹原奉巫教，以巫术治病，无医药。阿保机破吐谷浑，得医人子直鲁古收养。直鲁古长大后，学医，专门从事针灸。辽太宗时，成为皇室的太医，著《脉诀针灸书》一卷，传于世。此书明人陈第编《世善堂藏书目录》中仍有著录，可见明代还有流传。针灸早在战国时已经发明，唐代更有发展。直鲁古大约是从汉人学得针灸，又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写成针灸书流传，对针灸学作出了贡献。

　　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殿内辽代胁侍菩萨像

　　辽朝的医学，在长时期内可能主要是依靠针灸。至兴宗时才又有发展。《辽史·耶律庶成传》说，兴宗时，契丹医人还很少知道切脉审药。耶律庶成译出方脉书通行，人们都能学会。契丹各部落也由此懂得“医事”，即懂得切脉审药。耶律庶成翻译介绍的功绩是不应被抹煞的。

　　辽代契丹、汉族等各族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辽文化。在我国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中，辽文化有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