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战争中建立的明王朝，不仅需要与元朝王室继续斗争，而且还面临着巩固王朝内部统治的严重课题。

　　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曾经多次推倒旧王朝，但农民军建立起来的新王朝，却只有汉朝和明朝。汉高祖刘邦起义前是沛县亭长，可算来自底层。明太祖朱元璋则是出身于真正的贫苦农民，由起义农民的领袖转化为地主阶级的首脑。一介贫苦农民成为一代开国皇帝，明太祖可谓千古一人。这种独特的经历，使他既对地主豪富怀有深刻的仇恨，又不能不严肃考虑新王朝能否巩固以及如何巩固的严重问题。他既担心故元王朝的地主官员对他不服，又恐怕同起草昧的文臣武将对他不忠。在位期间，对地主豪富、开国将领和大小官员一再采取极为严厉的镇压措施，广加杀戮。明太祖的专制统治显得较前朝更为酷虐。新建的明王朝却因而得以巩固了。

　　一、迁徙豪富

　　明太祖出身农民，深知地主豪富的横行乡里，操纵官府，是朝廷的一大威胁。特别是江南地区，元朝灭宋后，地主豪富的经济势力继续发展，并进而在政治上左右地方官吏，元廷难以控驭。明太祖对刘基说：“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诚意伯文集》卷一）明太祖对地主豪富的猛政之一，就是强迫迁出本地。建国不久，即下令迁江南民十四万户到凤阳。此后，一三九一年再迁天下富户五千三百户到南京。一三九七年，又强迫各地富户一万四千三百余户迁到南京。明太祖定都南京后，以凤阳为中都。京师与中都，都是朝廷直接统治的地区，拥有较强的统治力量。地主豪富迁徙到京畿地区，难以操纵官府为非作歹了。明太祖的这一猛政，为历史上所罕见。他自称是取法于汉高祖徙天下豪富于关中，是“事出当然，不得不尔”。（《明太祖实录》卷二一○）贝琼作《横塘农诗序》说：“三吴巨姓，享农之利而不亲其劳，数年之中，既盈而复，或死或徙，无一存者”（《清江贝先生文集》卷十九）说三吴大姓“无一存者”不免夸张，但江南地主豪富在明初遭到沉重的打击，则是事实。元末江南土地兼并已极严重。明太祖迫令大批富户迁离本地，是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客观上却也多少有利于江南经济的发展。

　　二、开国将相的诛杀

　　明太祖建国后，为防范文武臣僚的背叛，于一三七二年颁布申诫群臣的《铁榜文》。一三七五年编录《资世通训》，告诫臣僚，“勿欺、勿蔽”。一三八○年编《臣戒录》，纂录历代诸侯王宗戚宦臣之属，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的行事。一三八六年又颁发《志戒录》，采汉唐宋为臣悖逆者凡百有余事，赐群臣及教官诸生讲授，使知所鉴戒。明太祖一再以历代悖逆之事告诫臣僚，表明他一直心存疑虑，对臣下防范甚严。而他的臣下，也在为了争夺权位相互倾轧。一三六九年，明太祖起用攻克金陵时留用元代官员杨宪为中书省右丞，又进为左丞，以中书省参政高邮人汪广洋为右丞。杨宪嗾使御史刘炳劾奏汪广洋“奉母无状”。汪广洋被罢还乡。中书左丞相李善长、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刘基等揭发杨宪奸谋。明太祖又处死杨宪、刘炳，召回汪广洋。明太祖对文臣武将的诛杀，由此开始了。

　　胡惟庸案——濠州定远人胡惟庸，在和州随明太祖起事。明太祖建号吴元年（一三六七年），委为太常寺卿。明朝建国后一三七○年为中书省参知政事。一三七三年进拜左丞相。汪广洋被贬黜后奉召还朝，为右丞相，平日饮酒自遣，依违其间，以求自保。胡惟庸因而得专相权，接纳四方贿遗。朝中希图升迁的官员或阿附于胡。明太祖认胡惟庸是擅权植党，威胁到皇权的统治，决心除胡惟庸，夺回相权。一三七九年，御史中丞涂节迎合帝意，多方罗织罪状，告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谋反。明太祖先将右相汪广洋贬谪海南，十二月行至太平，驰送敕书斩首，敕中指责汪广洋“前同杨宪在中书，宪奸恶万状，匿而不言。观尔所为，君之利视之，君之祸亦视之。如此肆侮，法所难容，特追斩其首，用示柔奸。”（《国榷》卷六）洪武十三年（一三八○年）正月，明太祖亲自审讯胡惟庸案，斩胡惟庸、陈宁，诛其三族。又以涂节告发，必曾参予其事，也一并斩首。明太祖随即撤消国初依元朝旧制设立的中书省，不再设丞相。六部直接统属于皇帝。随后又追查依附胡惟庸的官员和六部官属。大小官员被处死者多至一万五千余人（《国榷》卷七），朝野震动了。

　　李善长案——濠州定远人李善长，《明史》本传说他“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明太祖起义，在滁州礼聘为军中掌书记，依用为谋士。此后，明太祖用人行政以至开国定制，都由李善长与儒臣谋议。建国后，一三七○年，明太祖大封功臣，以功勋大小封予公、侯、伯等爵号。封国公者六人，李善长位列第一，封韩国公，比之于汉萧何。特授太师、中书左丞相，进而总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是朝中权位最尊的重臣。李善长弟李存义，取胡惟庸侄女为子媳。胡惟庸被杀后，一三八五年有人告发李存义也是胡惟庸一党，明太祖诏免死，流放到崇明安置。一三九○年，明太祖又逮捕李存义父子，审讯胡惟庸与李善长的交谊。明太祖指斥李善长“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明史》卷一二七），赐死。李善长年已七十七，奉诏自缢死。妻女弟侄等家口七十余人被杀。此案又涉及列侯陆仲亨等封侯的功臣七人，都以胡惟庸党的罪名处死。已死的侯爵多人，也追论其罪。明太祖命刑部将涉及此案治罪的都督以上至公侯二十人名氏，汇为奸党录昭示天下。工部郎中王国用上书为李善长申辩说“故太师李善长与陛下一死生，毕谋智，以得天下，为勋臣第一”，“现在说他辅佐胡惟庸，万一成事，也不过是勋臣第一，并无重福，却必有重祸。他现在已七十多岁，老迈不堪。平居安闲，忽然发生此事，臣不能不怀疑”。最后说：“善长已经不幸失刑。臣还愿陛下作戒于将来。”此疏为著名文士御史解缙代为起草，传诵一时。明太祖无辞以解，对王国用不加罪，但也并没有“作戒于将来”。两年之后，便又兴起大狱。

　　蓝玉案——蓝玉也是濠州定远人，是开国名将常遇春的内弟。明太祖起义过程中，屡立战功。建国后，多次出兵与元室作战，在捕鱼儿海大获全胜。明太祖把他比之于西汉名将卫青。一三九二年，元降将月鲁帖木儿在建昌起兵反。蓝玉领兵平乱，擒月鲁帖木儿父子，送京师处斩，进封太子太傅。这时开国诸将多已死去或告老。蓝玉军功显赫，不免志得意满，擅权行事，养家奴游猎，侵占民田。明太祖在一三八二年设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护卫皇室并侦察官员言行，通称锦衣卫。一三九三年初，锦衣卫指挥蒋告发蓝玉在私第蓄养家奴披甲，将有变。又拘审元将纳哈出之子察罕，追讯蒙古降将与蓝玉来往事。明太祖以谋反罪将蓝玉处以磔刑（剐死），诛灭三族。察罕处死。受此案牵连的文武大臣以至将官兵士，被处死者近两万人（《国榷》卷十）。诛杀之广甚至超过了胡惟庸案。清初谷应泰著《明史纪事本末》说胡、蓝之案是明太祖“遂疑尾大之图”“傅会难明之事”。清修《明史》，置胡惟庸于“奸臣传”，蓝玉仍入列传，不入“奸臣”，表明编者对谋反案的怀疑。蓝玉谋反，并无确证。宿将名臣，经此诛杀，所余无几了。

　　功臣之死——明太祖先后兴起胡、李、蓝三大狱，文武臣僚被诛杀者近四万人，在官员中造成极大的恐怖。大案而外，开国功臣或被明令处置，或被暗中毒害，多不得善终。

　　开国名将李文忠，是明太祖姐之子，年十二丧母，由明太祖收养，改姓朱氏。随明太祖起义，转战浙东，屡立战功，复姓李氏。明朝建国，曾从常遇春领兵攻上都。遇春死代领其兵。其后，为副将军北征，一再获胜，封曹国公。一三七七年，与李善长同议军国重事，一三七九年平洮州番族还师，掌大都督兼领国子监事。李文忠能武能文，家中多文客来往，曾劝太祖少诛杀，远宦者。太祖不悦，尽杀李文忠家客。一三八三年，李文忠惊恐得病。明太祖派淮安侯华中前往监护医药。次年三月中毒而死，年仅四十六岁。明太祖贬华中，又族诛医者及侍婢六十余人。李文忠追封歧阳王。

　　傅友德在砀山随刘福通起义，后在和州降明太祖，为军中名将。国初封颍川侯。副徐达北征，败扩廓，平夏国，征云南。一三八四年进封颍国公。一三八七年，与冯胜北征，降纳哈出。一三九一年为征虏将军，驻北平备边，加太子太师。次年练军山西、河南。定远侯王弼随明太祖起义，明朝建国后在傅友德军中转战南北。一三九三年蓝玉被杀，王弼对傅友德说，早晚要除掉我们了。明太祖侦知，将傅友德召还。次年十一月借故切责。傅友德被迫自杀。《明史》本传说是“赐死”。王弼也“赐死”。

　　宋国公冯胜，国初六国公之一。一三九二年加太子太师。徐达、李文忠死后，为第一名将。一三八七年为征虏大将军，降纳哈出军还，因被告私匿良马，娶蒙古女，收夺大将军印。一三九二年，与傅友德同练兵山西河南。次年，蓝玉诛后，同被召还。一三九五年二月，赐死。谈迁《国榷》记冯胜自杀事说：“去傅友德之死才两月，开边之猛将尽矣”。

　　明太祖起兵，倚用浙东儒臣，参与谋议，首推刘基、宋濂。明太祖攻下金华礼聘刘基为谋士，常与密议，视为汉之张良。明朝建国后，刘基对明太祖说：“宋元宽纵失天下，今宜肃纪纲”（《明史》卷一二八）。一三七○年封诚意伯，赐归老于乡。刘基恐遭疑忌，不敢归乡，仍留住京师。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年）正月得病，三月，明太祖遣使送归青田故里。四月病逝，年六十五。胡惟庸案起，涂节告发胡惟庸送毒药毒死刘基。明太祖问汪广洋，汪广洋说并无此事。明太祖责汪广洋欺罔。《明史·胡惟庸传》说刘基病中，胡惟庸曾与医者送去毒药，但又说这是受明太祖差遣，真相难明。刘基子琏在胡惟庸案中受牵连，被迫堕井自杀。

　　金华宋濂，元末荐授翰林编修。明太祖攻下金华，聘为经师。一三六九年，奉诏修《元史》，除翰林，后进为侍讲、学士，承旨知制诰。教皇太子朱标读书，先后十余年。明太祖密使人侦视宋濂行止，然后察问，宋濂俱以实对。一三七七年，年六十八致仕。一三八○年胡惟庸案起，宋濂孙宋慎因事牵连。明太祖处死宋慎，并连坐宋慎叔父宋璲（濂次子）处死。皇后及皇太子力救宋濂，得免处死，流放四川茂州。一三八一年四月，濂行至夔州，自缢死。年七十三。（《国榷》卷七）

　　以上功臣都是与明太祖共同创业并身居太祖左右的一代名臣勇将，虽然死因或明或暗，但多不得善终。国公以下，爵封侯、伯的名臣，遭显戮者至数十人。《明史·汤和传》说：“当时公侯诸宿将坐奸党先后丽法，稀得免者，而和独享寿考，以功名终”。汤和死于一三九五年，卒年七十。平居极为恭慎，遇太祖面责，即顿首谢罪。五十三岁进封信国公，知太祖不愿诸将久掌兵权，即请解官归里，太祖大悦。死后追封东瓯王。汤和“独享寿考”，在武将中算是例外，在功臣中也是屈指可数。清代史学家赵翼说，明太祖“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太祖在位三十年，以前所未有的猛政，刻意诛杀文武名臣，以确保新建的明朝和独尊的皇室，明初统治集团的实力却由此大为削弱了。

　　三、处治贪污弊政

　　明太祖起义前即对元末贪官污吏的刻剥深为嫉恨，也深知官吏贪污横行对朝廷统治的危害。他即位后即采取极为严厉的措施，惩治贪污。官吏贪污钱财，银六十两以上的，斩首，并且剥去人皮，实以稻草示众。府、州、县、卫衙左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称为“皮场庙”。官府公座两旁，各悬挂一个填满稻草的人皮袋，官吏到任上堂触目惊心。又有挑筋、剁指、刖足、断手、刑膑、钩肠、去势等酷刑。各级官吏因贪污治罪不下数万人。一三七六年以前，发往凤阳屯田的获罪官吏，即达万余人。明太祖为惩治贪污又兴起两次大狱。

　　空印案——元朝早在蒙古太宗时，即有所谓“御宝空纸”。在空白文书上预先钤上皇帝御宝，由中书省臣填充发布，不必再经皇帝用印。各级地方官员也采用类似的办法，由色目、汉人官员填充钤有官印的文书，不必再经蒙古长官亲自用印。相沿既久，习以为常。明初地方官吏沿用旧例，持这种所谓“空印文书”到户部审核钱粮军需，这自然为贪污作弊提供了便利。一三七六年，明太祖因考校钱粮册书，察知此事，认为这是欺罔，将各级主印官员逮捕入狱。自户部尚书至府县守令等署印官长数百人以“抵欺”罪处死。副职以下官吏榜笞一百，流放戍边。湖广佥事郑士利因兄士元涉及此案，上书诉冤说：“自立国之初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明史·郑士利传》）。明太祖命将郑士利与郑士元一起治罪，流放拘役（居作）。

　　盗粮案——一三八五年，明太祖查处户部侍郎郭桓贪污案。查得郭桓应收浙西秋粮四百五十万石入仓，实入粮钞少收一百九十万石。郭桓及浙西地方府县官吏，通同作弊，受贿五十万贯。明太祖兴起大狱，追查六部及全国十二布政司。共查得偷漏及盗卖仓粮七百万石，并隐漏税粮及鱼盐等项税课，共合粮二千四百余万石（《大诰》）。此案除郭桓及户部官员外，又涉及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志德等，并处死。全国各地官吏被处死刑及流刑（迁徙去乡一千里）者至数万人。各地豪富交通官府，隐漏税粮者也都受到严厉处置，据说“民中豪以上皆破家”（《国榷》卷八），明太祖痛恨的豪富也由此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

　　明太祖严惩贪污，被治罪的各级官吏多至数万，虽施政不免严酷，但元末官场积久的贪风，由此而得到抑制，作用还是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