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强化专制统治，学术研究很不发达。明初，编纂《永乐大典》，是罕见的盛业。万历以后，明朝统治日渐衰落，文史等学术领域陆续出现一些新著。清朝为巩固其统治，不能不提倡汉文化，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蔚为历代著述的总汇。汉学的兴起，以训诂名物为依归，带动了历史学、地理学、金石学、语言文字学及目录学等学科的发展。乾嘉年间，学者著作如林，成为宋代以后又一个学术繁荣时期。本节介绍的只是若干领域里关系学术发展趋向的一些重要著述。

　　（一）类书与丛书

　　明清时期继承宋元官修类书的传统，又发展为编纂丛书，私家编修的丛书和类书，也层出不穷，构成这一时期学术著作编纂刊刻的显著特色。

　　《永乐大典》——明成祖于永乐元年（一四○三年），命翰林学士解缙聚集古籍，编辑类书。第二年，解缙以《文献大成》进呈。明成祖嫌其简陋，又命太子少师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与解缙重修。因南京文渊阁藏书不足，又命郑赐到各地收购图书，以备应用。姚广孝、解缙等集中二千余名文士编辑、校订，于永乐六年誊录竣工，共计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合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约有三亿七千万字，明成祖亲自作序，定名《永乐大典》。大典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医卜、释道、戏曲、平话、工艺、农艺共约七、八千种古文献中辑录的资料，编辑方法是“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永乐大典·凡例》），按照《洪武正韵》韵目字序排列事目。如天文志即载在天字下，地理志即载在地字下。诸书所载有关纪录，均收入本目之内，以期“因字以求事，开卷而古今之事，一览可见”（《大典·凡例》）。此书卷帙浩繁，未能刻印，成书后只有誊录清本，后世称作“永乐钞本”，到嘉靖年间又过录一部，称“嘉靖钞本”。永乐本大约毁于明清之际，嘉靖本清朝修辑《四库全书》时曾予利用，但已有一千多册的缺失，后由于管理不善和近代外国侵略军的焚烧、掠夺，嘉靖本散失迨尽。现存于国内外各地的残卷，仅有八百一十卷，约为原书的百分之三、四。《永乐大典》是古代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后人曾从中辑录佚书五百九十种。现存《东观汉纪》、《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重要史籍，都自《大典》中辑出。

　　《古今图书集成》——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年），原翰林院编修，因涉及耿精忠案而贬戍辽东的陈梦雷，被赦还京，侍皇三子允祉，为王府词臣。奉命类纂古今图书，至康熙四十五年编成三千六百卷，名《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帝嗣位，复命户部尚书蒋廷锡主持重编，至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告成，全书共一万卷。武英殿修书处以铜活字印刷六十四部，每部五千零二十册。本书从古代文献选辑资料，分类编录，全书分六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每部所录资料，依文献时间顺序，逐条著录，注明出处。起自上古，止于康熙朝。本书以类相从，较之《永乐大典》的依字韵编排，更便于检索。古今图书，收罗详备，是现存最大的类书，也可说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大百科全书。

　　《四库全书》——乾隆帝广泛征求天下图书，“寓禁于征”（见前），征得的图书，不再因袭旧例，分类编纂。乾隆帝认为《古今图书集成》式的类书，限于体裁，不能将书籍原文全部载入，难免割裂。因而主张将所有图书，分别收入经、史、子、集四库，编纂成大型的丛书，定名《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正式开设《四库全书》馆，由郡王永瑢、大学士刘统勋、于敏中任总裁，兵部侍郎纪昀、大理寺卿陆锡熊为总纂官，主持编务，一时著名学者陆费墀、戴震、邵晋涵、王念孙、姚鼐、翁方纲、周永年、朱筠、任大椿、金简、程晋芳等都曾入馆，分任编务。先后参加编校工作的人员近四千人。至乾隆五十二年，编辑缮写完竣。收入全书的图书来自不同的途径。各地征集者称“采进本”，私家送呈者为“进献本”，宫中所藏称“内府本”，清帝敕令编纂者称“敕撰本”，从《永乐大典》辑出者为“永乐大典本”。共收先秦至乾隆间的图籍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分装三万六千三百零四册。先后抄成七部，分藏于皇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今沈阳）故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和杭州圣因寺文澜阁。南方三阁的藏书可供士人阅读。现仍有四部流存，分别藏于北京、兰州、杭州（原缺者补抄）及台北。乾隆帝因编纂《四库全书》而使许多图书遭到禁毁，但收入全书的大量图书都因而得以保存和流传，仍是对学术文化的一大贡献。

　　明清两代，私家编纂丛书或类书，也渐成风气，为学术著述的流传，作出了贡献。明沈节甫编辑丛书《纪录汇编》，收书一百二十三种；毛晋编辑《津逮秘书》，收书一百三十九种，宋元以来掌故杂记之书，多藉以保存。清初，曹溶辑《学海类编》，后经陶樾增订，收书四百三十一种。乾嘉时期，汉学昌盛，搜集佚著、编辑丛书尤为风行。卢文弨刊《抱经堂丛书》、鲍廷博辑《知不足斋丛书》、孙星衍辑《平津馆丛书》、张海鹏辑《学津讨源》等，都搜罗宏富，有功士林。清代还出现一些别开新境的类书。如陈元龙编《格致镜原》一百卷，自古今文献，分类辑录宫室、冠服、饮食、器物，以至蔬木花果、鸟兽等有关资料，别为三十类。王初桐编《奁史》一百卷，分类辑录有关妇女及家庭生活有关资料，分为三十六门。这些类书的编纂，说明学者的眼界，已从经史扩展到社会生活及动植物等许多方面，开拓了研究领域。

　　（二）历史学著作

　　明代史学，不甚发达。但纪录当代史事的私家著述，多有佳作，形成显著的特点。清初诸帝提倡理学以加强思想统治，也提倡史学，并加强对史学观点的控制。汉学家致力于考订训诂，多兼通经史，或由经入史。历史考据学蔚为专学，影响了一代学风。明清两代，史学著述繁多，下面介绍的只是若干方面有代表性的名著。

　　前代史的编修 明清两代继承官修前朝史的传统，先后完成了《元史》和《明史》的编修。乾隆时期，与历代纪传体史书合刊为“二十四史”，构成中国古代史完整的基本著述。编年体史书则承袭《资治通鉴》体例，编撰了《国榷》、《续资治通鉴》等书。

　　《元史》——明太祖即位后，在洪武元年十二月即下诏设局，编修元史。次年二月，命左丞相李善长监修，翰林学士宋濂、待制王祎为总裁，至当年八月，编成元太祖至宁宗朝一百余卷进呈。此后，又搜访顺帝时史事文献，于洪武三年二月，重新开局续修，至七月成书。全书依纪传体，分编纪、志、表、传，共二百一十卷。明太祖初即位，即下诏修史，意在宣告元朝的灭亡，瓦解北元的统治，但《元史》仓促成书，不免粗略。史局馆臣，多出浙东，不习蒙古语及诸族语，书中歧译重出，随处可见。但本纪、志、表保存了今已失传的元十三朝实录及《经世大典》的大量内容，而且大体上保持原貌，史料学的价值胜于编纂学的水平。

　　《国榷》——明天启间，浙江海宁人谈迁开始编撰元明间的编年史，清初，书稿一度被盗，又发愤重编，至顺治十三年完成。全书原分为一百卷，起自元文宗天历元年（一三二八年），止于南明弘光元年（一六四五年）。黄宗羲为谈迁撰墓表，说他编撰此书，“汰十五朝之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五年之邸报，补其阙文。”本书以明代官修实录及邸报等为依据，但又广泛搜览官私著述，订正官书的隐讳失实。书名《国榷》，自撰《义例》说是“事辞道法，句榷而字衡之”，纪事经考订榷衡，文字也力求简朴，“大抵宁洁勿靡，宁塞勿猥，宁裁勿赘”（《义例》）。谈迁生平不仕，以布衣著国史，得以摆脱官方观点的束缚，较之明修《实录》、清修《明史》更能无所避忌，接近史实。本书在清代只有抄本流传，近年始得刊印问世。

　　《明史纪事本末》——清初谷应泰著。直隶丰润人谷应泰，顺治四年进士，曾在户部任职。顺治十三年，提督浙江学政佥事。在任期间，邀集学者张岱、陆圻等撰成此书。全书分为八十卷，每卷各纪一事。起于“太祖起兵”，终于崇祯帝“甲申殉难”。本书当是广泛参据明人记述当代史的著述，自称是“泛澜众家，编撰是书”，叙事之法是“首尾毕具，分部就班”（《自序》）。顺治十五年书成，刊刻行世（筑益堂本），是清代刊刻最早的一部明史。八十卷不及明清之际史事，世传抄本《补遗》六卷，记述清朝灭明战事。或谓也出谷应泰手，因避忌未刊。近年补刊于本书，合为完璧。本书成书早于清朝官修《明史》约八十余年，记事之详确，往往长于《明史》。

　　《罪惟录》——是明清之际又一部私修明史。浙江海宁人查继佐曾随南明抗清，南明亡后，家居著述。清康熙时，曾因庄廷■案入狱获释，所著《明书》改题为《罪惟录》。全书采纪传体，分编本纪、志、传。帝纪不止于崇祯帝而止于南明弘光帝，并将南明诸王附入，以示尊崇明朝的帝统。著者于晚明及南明史事，多经广泛搜访或曾亲历，记述详于他书。清代只有抄本流传。

　　《明史》——清朝官修的“正史”。清顺治时，即曾开局，编修明史。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史局三开三辍。自初开史局，至最后成书，经九十余年之久。清初，黄宗羲曾自撰《明史案》二百四十卷。弟子万斯同据以扩充，编为《明史稿》五百卷。康熙十八年重开明史馆，以翰林院掌院学士徐元文为总裁。徐元文延聘黄宗羲入馆，被黄拒绝。万斯同被邀请为徐家儒师，审修史稿。二十一年，翰林院侍读王鸿绪继任明史总裁。四十八年因请立太子事得罪免官，以户部尚书原品休致。五十三年，王鸿绪将所藏万斯同书稿略事增删，进呈明史列传二百另五卷，请付史馆，说是归田五载，据自编旧稿增订。雍正元年又进呈本纪、志、表共一百另五卷。后题为《明史稿》刊行（今存），署王鸿绪著，其实基本上是万斯同的书稿。雍正元年，礼部尚书张廷玉为明史总裁。张廷玉即以王鸿绪之书稿为底稿，经馆臣考订编修，成纪传体《明史》三百三十六卷。乾隆帝即位，张廷玉以大学士受命辅政。乾隆四年七月，将《明史》刊刻进呈，说明“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用为初稿”。《明史》成书，历有年所，几经增删。书例仍依旧制，分为纪、志、表、传，但从明朝的实际出发，编修《七卿表》、《阉党传》、《土司传》等篇，是前史所未有的创例。清初因私修明史，屡兴大狱。馆臣多所避忌，叙万历以来涉及清朝先世的史事，隐讳删汰，简而不周。本纪止于崇祯（清谥庄烈帝）。南明诸王事，尤多避讳。

　　《续资治通鉴》——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至于后周。明人多仿其体例，续编宋元史事，陈■著《通鉴续编》、王宗沐著《宋元资治通鉴》、薛应旗也著《宋元资治通鉴》，但都不免失于疏略，不餍人意。清康熙时，徐乾学邀集一时名家万斯同、阎若璩、胡渭等编成《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起于宋初，止于元亡，以年系事。乾隆二十五年状元毕沅，曾入为翰林院侍读，后出任陕西、河南巡抚，湖广总督。毕氏博通经史金石，勤于著述。徐乾学等未及寓目的宋辽史籍，乾隆时已陆续被发现或辑录。毕沅以徐书为底本，补以新出史料，参考古籍百余种，重加修订，成《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乾隆末年修订成书，嘉庆间刊行。全书起于宋太祖建隆元年（九六○年），止于元顺帝至正三十年（一三七○年），于宋辽金元四朝史事，均予编录，改变了前人以宋为正统，轻视三朝的旧例。本书继承了《通鉴》的编年体例，也继承了《通鉴》“辞约而事丰”的传统，叙事简晐条贯，取舍得宜，不能因为所据史料现多流存而低估它的著作价值。

　　实录与国史 明太祖初即位，依前朝旧制，设起居注官。洪武六年九月，诏修《日历》（逐日记政事），命宋濂为总裁。明成祖时，命勋臣监修《太祖实录》，以殿阁大学士充总裁。历朝相沿，至明末完成太祖至熹宗十三朝实录，共三千零四十五卷，建文朝、景泰朝无实录，事迹分别附于《太祖实录》、《英宗实录》之后。历朝实录修成后藏于皇宫，嘉靖以后，藏于皇家的石筑档案馆皇史宬，另有副本藏于内阁。实录依朝纪事，保存了大量史料。重要人物并附有小传，便于检阅。清初，补成《崇祯实录》十七卷。

　　清沿明制，历朝均编修实录，设实录馆鉴修，依据上谕及档案文册，“发秘府之藏，检诸司之牍”（《清世祖实录·康熙帝序》），依年月编录。史官编录过程中，皇帝不时检阅，可指示修改或重写。定稿后用满、汉、蒙古三种文字各抄五份，分藏乾请宫、皇史宬、内阁实录库和盛京崇谟阁。太祖朝实录在太宗崇德元年初修，康熙时重修一次，雍正时再次修订。太宗朝实录，顺治初年初修，康熙及雍正时，也先后修两次。世祖朝实录，康熙时编修，雍正时重修。三朝实录的重修本都在乾隆四年校订。三朝实录的一再修改，事实上是依据汉人的传统观念，删改满洲的史事风习，隐讳文饰，不免失真。清朝官修的实录，计有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十朝，总计三千七百五十八卷。历朝实录取材广泛，多将上谕原文载入。原来只有抄本储存，现有影印本传世。清亡后，清室遗臣续成《清德宗实录》五百九十七卷和《宣统政纪》四十三卷。

　　编修实录依据的“起居注”，自康熙十年开始编纂，康熙后期一度停修，后又恢复，直至宣统三年清朝灭亡。清历朝起居注共三千八百六十三册，今存历史档案馆等处。

　　清朝自康熙时开设国史馆，乾隆间成为常设机构，编写国史和人物传记。撰有《大臣列传》和《大臣列传稿本》，共三千多个大臣传记，只有抄本未刊。但有据传抄稿编辑的列传数种刊印行世。乾隆时刊“依国史抄录”的《满汉名臣传》八十卷，清亡后刊《国史列传》（《满汉大臣列传》）八十卷。又《清史列传》八十卷，也约有半数的内容出自清国史馆的稿本。乾隆时，国史馆还撰有《宗室王公功绩表传》、《蒙古王公功绩表传》等书。

　　清朝官修纪录重大事件的“方略”，几成定制，康熙至嘉庆间编撰的方略不下二十种，有《平定三逆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后编、续编》、《三省教匪纪略》等等。这些方略均采编年体记述事件本末，最为详备。

　　私修当代史 明代学者私修当代史，蔚为风气。嘉靖间，兵部尚书郑晓著《吾学编》六十九卷，以纪传体写法，记洪武至正德间政事，为当时人所珍视。高岱撰著《鸿犹录》十六卷，以纪事本末体记明朝开国至嘉靖间的历次战争。天启间，通政使何乔远著《名山藏》，用纪传体叙述明代十三朝史事，于崇祯十三年（一六四○年）刊行。大学士朱国祯著《皇明史概》一百二十卷，内含《皇明大政记》三十六卷。陈仁锡纂《皇明世法录》九十二卷。两书都在崇祯时刊刻。

　　明代还有一些以笔记体裁记述当代史事的著述。张萱著《西园闻见录》一百零六卷，杂记洪武至万历间事，朝廷政务、官员作风以至方伎活动，皆在记述之内。万历间王世贞，号凤州，又号弇州山人，历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副都御史、尚书，为一代文坛盟主，撰作《弇州史料》前集三十卷、后集七十卷刊行，有关典章制度、朝野掌故、礼仪风俗等记述颇丰。另有《凤州杂编》，被收入《纪录汇编》刊印。万历间举人沈德符，随父祖在京，见闻广博，写成《万历野获编》三十四卷，内容涉及到万历朝政、典章制度、帝王家史以至下层社会活动、风土人情、岁时节日、戏曲小说等等，内容极为广泛。

　　明清之际，时人著史以寄亡国之痛。清人全望祖称，当时野史不下千家。吴伟业著《绥寇纪略》；彭孙贻撰《平寇志》；计六奇作《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戴笠、吴殳合编《怀陵流寇始终录》等书，详细记载了张献忠、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过程。王夫之著《永历实录》、顾炎武作《圣安本纪》（《圣安纪事》）、查继佐撰《国寿录》、黄宗羲作《行朝录》以及屈大均辑《皇明四朝成仁录》、邵廷采编著《东南纪事》及《西南纪事》、冯梦龙撰《中兴实录》等，记述南明史事，多为清修《明史》所不载。

　　浙江鄞县人全祖望（一七○四——一七五五年），乾隆时进士，曾任知县，辞官著述。继承浙东学派由经入史。因感明末文献流失，殉明志士之事迹，多淹没无闻，广泛搜集史料及故老遗闻，以碑志墓表传记等形式，撰述殉明抗清人士事迹，自张煌言、顾炎武等文士以至市人歌伎，分别予以表彰，并及清初的廉吏和文士。全祖望所撰志传遗稿，编入《鲒埼亭集》及外编（今共存一百八卷，内含诗集十卷），实际上是一部明清之际的史传汇编。

　　清人私家纂史，当首推蒋良骐《东华录》。乾隆中，蒋良骐任国史馆纂修官，摘抄清太祖至清世宗的五帝实录，增入所见档案资料，汇编成《东华录》三十二卷（史馆在皇城东华门内，故名）。清初几朝实录屡有修改，蒋氏私家修录，未经官方删改，保存了不少不见于官修实录的文献。清末王先谦曾予增补，又续修乾隆帝至同治帝《东华续录》，合为《十一朝东华录》六百二十五卷行世。乾隆中宗室弘旺著《皇朝通志纲要》五卷，以编年体叙述清太祖至乾隆前朝史事。乾隆十七年萧奭（萧奭龄？）撰《永宪录》并续编，记述康雍之际的政事和典制，取材于邸钞、朝报、诏谕、奏折等原始资料，可纠正官书的误失。

　　清三通与续三通 唐杜祐著《通典》，宋郑樵著《通志》，元马端临著《文献通考》，习称“三通”，创立了记述历代名物制度的史学体裁。乾隆中开三通馆，仿照“三通”体例，编写《皇朝通典》、《皇朝通志》、《皇朝文献通考》，于乾隆五十一、二年间修成。《清通典》一百卷，依旧例分为九门，记述清代典章制度。《清通志》一百二十六卷，省去《通志》的纪传年谱，只取二十略，其中不免与《清通典》重复。《清文献通考》卷帙最繁，多至三百卷，依旧例增为二十六门，分记清代行政制度与经济制度，颇为详备。清三通纂辑后，当即由武英殿刊刻行世。

　　三通馆编修三通，原意是续修《通典》、《通志》、《文献通考》，止于乾隆朝，但在编写过程中，对前代与清代制度的行文格式，难予处理，于是将清朝的与前代的分编。因而在皇朝三通即清三通之外，又有续三通的编纂。《续通典》一百四十四卷，叙事衔接《通典》，自唐代中叶迄于明代；《续通志》六百四十卷，衔接《通志》，起唐代止明代；《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二卷，叙事衔接《文献通考》，起自南宋后期，止于明代。续三通记述前代制度，详于明代，明以前较为疏略。但三通体裁，却由此得以贯通今古，汇为完帙。

　　历史考据学 汉学治经学，致力于名物训诂，辨伪辑佚，一些学者因而由经入史，也影响了历史学的发展。史学家把汉学治经的方法应用于研治史学，从而使历史考据学成为乾嘉时期风行的学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汉学原义是指经学，以汉学家求实的方法研治经史，又被称为“朴学”。

　　疏证——对儒家经典注释疏证是经学的传统方法，清代汉学家注经则基于对古制、古义的考订和遗文、佚注的搜补。史学家继承前代注史的传统，又参用此类方法疏证史籍，出现了不少名著。吴派创始人惠栋仿裴松之《三国志注》，著《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搜补三国至南朝诸家所著后汉史书，分卷辑注，以求详备。沈钦韩（一七七五——一八三二年）著《后汉书疏证》三十卷，旨在考订名物，正误补遗。又著《汉书疏正》三十六卷，纠补唐颜师古旧注；《三国志补注》十六卷，训诂名物，考释地理。杭世骏（一六九五——一七七二年）亦著《三国志补注》，赵一清又有《三国志注补》，前者在于补遗，后者重在考证。钱大昭有《两汉书辨疑》，又有《三国志辨疑》，均为考订驳辩之作。厉鹗著《辽史拾遗》，实为诸书有关辽代记载的辑录。汪辉祖著《元史本证》，则以本书互证前后之歧误。历代“正史”以外，于古代史籍，如《逸周书》、《战国策》、《国语》、《山海经》等书，也多有疏证之作。大抵这一时期，依旧史成新作，名为注疏，实为补遗和考据。著述繁多，不需备举。

　　考异——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别成《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考订诸书记事之异同，以为编著《通鉴》之依据。乾嘉学者则依汉学家治经之例，考订旧史记事之同异，独立成篇，汇为巨著。钱大昕著《廿二史考异》一百卷，对《史记》至《元史》二十二部史籍（不包括《旧五代史》），依卷次记事，详加考订，涉及制度典章、年代、译语等广泛内容。曾从惠栋问学的江苏嘉定人王鸣盛（一七二二——一七九七年），著《十七史商榷》一 百卷，对宋人所称十七史（《史记》至《五代史》），分别考校疏解。赵翼（一七二七——一八一四年）著《廾二史札记》（《史记》至《明史》），于考订史籍之外，义及史事及典制之述评。三书并驾于一时，体例互有同异，但都被视为乾嘉历史考据学的著作典型，影响了一代学风。

　　校勘——汉学家治经，校勘经文，极为精密。广泛利用历代不同版本、诸书引文以至石刻经文，考订古音古义，核以史事典制，校勘方法日趋完善，校勘之学蔚为专门的学问。前述“正史”的疏证及钱、赵、王三家之书，包含着以校勘学的方法校订“正史”文字的讹误脱衍，做出有益的贡献。此外，如《逸周书》、《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吕氏春秋》、《山海经》、《华阳国志》等古代史籍，也都在乾嘉时期经过学者们的校订，使异文驳杂的古籍足资利用，成绩是显著的。

　　辑佚——辑佚的方法也由经学移用于史学。宋以后失传的古史《世本》、《竹书纪年》，有多家辑录考证。失传的几家《后汉书》、《晋书》、《晋阳秋》等，也自群书辑录佚文，得见一斑。编纂《四库全书》时，辑佚之法，更施用于《永乐大典》，自《大典》辑出宋元史籍、文献多种，为宋元史研究提供了前人未加利用的重要史料。

　　志表——自《史记》创制志、表体例，历代修史，或因或革，间有缺略。关于志、表体之意义，评论也有所不同。黄宗羲弟子万斯同力倡志、表，乾嘉学者致力于志、表者甚多。其成绩一为旧史志、表之考证，一为缺略志、表之纂补。两者又都以《疆域志》（《地理志》）和《艺文志》（《经籍志》）成绩最为显著，从而推动了历史地理学与目录学的发展。钱大昕研治天文历法，曾撰《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表》，又为《元史》作《氏族表》，以考订蒙古族系，是独辟新境的创举。

　　史论与史学 在历史考据学风靡的时期，出现几部史论与史学的著作，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读通鉴论》——历来纪传体正史，只在本纪及部分列传之末，附书论赞。司马光著《通鉴》，附出“臣光曰”以申论议，但全书也只寥寥数见。王夫之兼治经史，著《读通鉴论》三十卷，又续成《宋论》十五卷，于秦汉以来历代重大史事及人物行止，依时代先后，分别著论，评议得失功过，探究治乱之源。所论虽属一家之言，但以论史独立成书，却是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创。

　　《考信录》——直隶大名人进士崔述（一七四○——一八一六年），嘉庆初曾在福建任知县。后辞官著述，兼及经史，撰《考信录》三十二卷，历考上古三代至孔孟事迹。自称撰著此书是因为“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虚实”（《考信录·提要》）。汉学家的辨伪，重在考订古籍之真伪，《考信录》则在考辨记事之有无，在治学方法上是一个发展。《考信录》在考据史事的基础上，提出独立的判断，认为：“大抵战国秦汉之书，皆难征信，而其所记上古之事，尤多荒谬。”“今为《考信录》，不敢以战国秦汉之书为实事，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者悉信以为实言”（同上书）。清代汉学家笃写东汉魏晋诸家的旧注，崇信上古。崔述此书，明确提出战国秦汉之书不可信，唐尧以前远古传说莫须有，所论虽不无偏颇，但由崇古转为疑古，则是史学观念上的一个突破。崔述所论与时人多不合，因而在当时不甚受到重视，但他的史学观念与方法，却对后世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文史通义》——浙江会稽人章学诚（一七三八——一八○一年），字实斋，乾隆四十四年进士。曾从浙东诸儒问学，因而被视为浙东学派的传人。后从毕沅，助修《续资治通鉴》，编纂《湖北通志》。《文史通义》是章氏关于经学、史学及文学的论稿。在这部著作中，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也”的著名论点。认为“经”原来并非尊称，六经不过是“三代盛时典章法度”，是周公的政典。汉儒以六经为儒家基本经典，具有不可动摇的独尊地位。清代汉学家，特别是吴派诸家，不谈义理而着意于考订经书的名物制度，事实上也是把经书当作史籍来研考。如果说，宋代理学家是把经学哲学化，清代汉学家已是把经学史学化。但是，清代汉学家仍奉六经为最高经典，不敢触犯它的尊严。章学诚明确提出“六经皆史”，也就是揭穿了汉儒的以史为经，从根本上动摇了六经的思想统治地位，意义是重大的。

　　《文史通义》以讨论史学为主旨，因而时人曾比之于刘知几的《史通》。但章学诚本人却并不以为然。他说：“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章氏称馆局纂修之史为“史纂”；以议论言史为“史评”；历史考据学“记诵名数，搜剔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可称为“史考”。史纂、史评、史考，都还不能称为“史学”。他讥讽考据家是“疲劳精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他以为“史学”应是“学有宗旨”、“成一家言”的著作之学。因而他又将历代历史学者分为“著述”与“比类”两家。“比类”即整理考订史料。“著述”是指不同于“纂辑之史”的“著作之史”，如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才可称为“一家著述”。章氏认为刘知几的“才、学、识”之说仍未完善，他提出一家著述的史学应具备义、事、文三个要素。事是基础，“非学无以练其事”。他认为，与史考、史评相比，“叙事最难”。比类考证是叙事的依据，但在体例上又有所不同，如“考证之体，一字片言，必标所出”，“著作之体，援引古义，袭用成文，不标所出，非为掠美，体势有所不暇及也。”著作在于“其志识之足以自立，而无所借重于所引之言。”“文”指文辞体例。著述之文不同于文人之文，选词要“纯而不杂”，力求简洁，“未有不洁而可以言史文者”。他又提出“临文主敬”之说，叙史应当严肃冷静，谨防情深气冒，一往不收。体例不应拘泥，体例文词应做到“圆而神”。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义”。他说“史所最贵者，义也”。因为“史学所以经世”，一部著作应有自己的宗旨和独立的见解。但著作不同于“史评”，史义不是凭议论来表达，而是通过叙事的“决断去取，成一家言”。他说：“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他拈出“独断”一词，又称为“孤行其意”，以强调著述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章氏评判前代著作，赞许通史体和纪事本末体，极力推崇郑樵的《通志》，说：“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引文俱见《文史通义》）章氏《文史通义》中的这些创见，在乾嘉文坛，独树一帜，与当时考据盛行的学风，显然全不相合。因而本书在当时并不为人们所重视，却为后世史家所推许，影响了近代历史学的发展。

　　《文史通义》在章氏生前，并未完稿。遗存内篇六卷，由萧山王宗炎校订，又将序跋书说等文编为外篇三卷，刊入《章氏遗书》。章氏次子华绂另在开封编刊内篇五卷本，以论述方志之文编为外篇三卷，通称大梁本。两本互有异同。

　　（三）地理著述与方志

　　地理学著作 明末以来，地理学成为较发达的学科。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实地考察，沿革地理的历史考订，都完成了具有学术水平的巨著。

　　《徐霞客游记》——作者徐宏祖（一五八七——一六四一年），江苏江阴人，字振之，号霞客。出身江南富家，自幼研习地理舆图。曾从陈继儒为学，与名儒黄道周友善。万历三十五年，始游太湖，此后三十余年间，历游今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十六省区，沿途考察地理形势、山川地貌，逐日予记。后人以遗存日记编为《徐霞客游记》十卷，刻印传世。《游记》并不只是对山川风物的简单的记游，而且是科学考察的纪录。徐宏祖对各地地形的变化及相互联系，经过观察、测量并参据历史记载，以考察其整体特征，进而对某些地貌的成因做出推断。特别是晚年游历贵州、云南等地，第一次发现并考察了石灰岩地貌（喀斯特地貌）。在《滇游日记》中说：“粤山多石，滇山多土，黔山介于两者之间。”又从而推断说：“粤西山多石，故多分行独挺，水流澄清，多穿穴之流；滇南山多土，故地多环窪，水流混浊，多壅流成海（湖泊）。”黔南水流则介于二者之间。这与近世地理学家对喀斯特地貌的认识，已很接近。《游记》还记述了徐宏祖的一些地理发现。如提出金沙江为长江正源说；元江、澜沧江、潞江等各自入海，并不是长江支流等等，都纠正了《禹贡》以至《明一统志》中的错误。《徐霞客游记》的科学价值，经近世地理学家丁文江的阐发而得到广泛承认，列于世界地理学名著之林。

　　《肇域志》与《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炎武所著两部相辅相成的著述。崇祯时开始草创，至康熙初年编成。自序称：“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国志书，一代名公文集，问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肇域志》是“舆地之记”，共一百卷。记述各地地理形势，水利交通。《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依明代行政区划，分别记述各司府州县的山川关隘、户口田赋、政事民事以至边疆形域、海外邻国关系等等，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以及明代社会经济等广泛内容。

　　《读史方舆纪要》——江苏无锡人顾祖禹（一六三一——一六九二年）著。父柔谦，明亡不仕，偕子隐居，长于音韵学及史学。祖禹承父志，发愤著书，积二十年之力，成《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包括《历代州域形势》九卷，详考唐虞三代以来历代行政建置沿革；《南北直隶十三省》一百十四卷，依明代建置，分别记述明两京十三布政司各州县的城镇、山川、关隘以至桥梁、驿站情况；《州凟异同》六卷，据历代史籍，辑录山川、江河记载之异同；另《天文分野》一卷，论述史志中关于星宿分野与地理之关系。著者因明亡之痛，书中记述山川险易，着眼于“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但对历史记载，考证详审，是一部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巨著。

　　一统志与地方志 明清两代承袭元朝编修《大元一统志》（今佚，只存辑本）之例，修纂本朝一统志。地方志的编修也由于官方的提倡，普及于全国。现存明代地方志书约一千种，清代志书多至五千六百种。地方志书的一再编修，纪录了各地大量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状况的资料，是对学术文化的一大贡献。

　　一统志——明天顺五年（一四六一年），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李贤等奉敕纂成《大明一统志》九十卷。清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年）敕修《大清一统志》三百四十卷；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年）又修成《一统志》五百卷；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年）敕令重修，至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完成，记事止于嘉庆二十五年，故名《嘉庆一统志》。一统志汇载全国各地建置沿革、疆界、地理形势、山水、户口赋役、物产、风俗、宦绩、人物资料，以省区为纪录单位。明代一统志分南北两京和十三布政司，清代分京师、盛京和十八行省以及特别地区（蒙古、回部），省下设《统部》，概述全省基本情况，次则分述各府州县。

　　省志——明人多称“总志”，清人习称“通志”，由朝廷敕令编纂，各省长官主持修纂之事。通志的体例，历朝大体相同。嘉庆间谢启昆主修《广西通志》二百八十卷，分五大类二十二小类，即（一）典训；（二）四表：郡县沿革、职官、选举、封建；（三）九略：舆地、山川、关隘、建置、经政、前事、艺文、金石、胜迹；（四）二录：宦绩、谪官；（五）列传：人物、土司、列女、流寓、仙释、其他。别省的通志大体上也包括这些项目，只是因为地方的特点有所增减。如雍正间李卫等修《浙江通志》，有经籍、碑碣二目，表现出浙江文化的发达。同时期田文镜等编《河南通志》，无此二目，而有礼乐一门，反映出中原地区重视礼乐的传统。《卫藏通志》十六卷，详载藏族地区的政教制度和经济文化。《澳门纪略》作为澳门的方志，着重于当地的管理制度和居民特点。明末何乔远据府县志书，撰成《闽书》一百五十四卷，是私家纂修的福建省志。

　　府州县志——府州县志也为官修。明代方志，多经续修。清朝明确规定：每六十年，由地方官员主持重新编写一次，编成之后，送交学政审查付梓。续修的办法，使地方志得以不断增补创新。如《苏州府志》，明洪武间初修，正德间、嘉靖间两次续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四朝又先后续修，递有增补。府县志的体例，明代尚无定制，清代逐渐程式化。乾嘉时期，学者修志，也提倡注重考据。洪亮吉主纂《泾县志》，主张“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博考旁稽”（《序言》），《泾县志》就成为考据的范本。钱大昕主修《鄞县志》，戴震编《汾州府志》，李兆洛撰《凤台县志》，章学诚撰《和州志》、《永清志》、《荆州府志》，都是方志中的名作。府县志的编写，各地不平衡，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多于边疆地区。明正统间毕恭纂《辽东志》九卷，嘉靖间李辅续辑《重修辽东志》十二卷，是东北地区修志的起始。

　　专志——志书的编修，普及各地，成为人们习用的体制。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地方志而外，名山大川、寺观书院也由学者分别编修专志。各类专志中，尤以市镇志、民族志和边防志，颇具时代特点，引人注意。

　　明万历以来，在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区，陆续出现一些市镇。万历时，李乐为湖州府归安（今属浙江湖州市）的乌青镇撰《乌青镇志》，清乾隆间董世宁重修。乾隆间范来庚又为同县之南浔撰《南浔镇志》。杨谦等撰浙江嘉兴秀水的《梅里志》，杨树本撰嘉兴桐乡的《濮院琐志》等。这些志书，深入到市镇闾阎，为基层社会经济的实况留下了可贵的纪录。

　　清朝统一全国，民族众多。蒙、回（维）、藏三大族，屹立边陲，于清朝的统治关系甚钜。乾隆间进士山西寿阳人祁韵士，曾入翰林院，充国史馆纂修官。奉旨创立《蒙古王公表传》，又据所见内阁大库红本及理藩院档册，撰《藩部要略》十八卷，于嘉庆初完成，内分内蒙古、外蒙喀尔喀部及厄鲁特部、回部、西藏等五“要略”，分别记述各部的归附、叛服、封爵等事迹。事实上是一部民族志。嘉庆九年（一八○四年），祁韵士因得罪遣戍伊犁，又编纂《伊犁总统事略》，后经同被遣戍的进士徐松（一七八一——一八四八年）据以增修，由伊犁将军松筠进呈，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赐名《新疆识略》

　　明代边防，主要在防御蒙古。陆续出现一些私家编修的研究北方边防的志书。魏焕撰《九边（长城九边镇）通考》、刘效祖撰《四镇三关志》、杨守谦撰《大宁考》、张雨纂《全陕边镇志》、詹荣著《山海关志》。东南海防的专志则有王在晋编《海防纂要》、胡宗宪《筹海图编》、谢廷杰《两浙海防类考》等书。清人编纂的海防著述，有杜臻《海防述略》、俞昌会《防海辑要》、严如煜《洋防辑要》等书。这些专门志书的编纂表明：面对外国势力的来侵，人们已日益感到加强海防的重要了。

　　（四）金石学

　　宋代学者注意于古器物铭文的研究，始有“金石”之称。明代学术不很发达，但学者留意于石刻文字的搜集，开拓了研究领域。清代乾嘉时期为考订经史而广泛搜考金石文字，金石之学成为专学。研究领域日益扩展，收集文物的范围也日益扩大，为近代文物学与考古学的发展，奠立了基础。

　　石刻文字——宋人着重于铜器铭文的研究，只有少数著作如赵明诚《金石录》，兼及石刻文字。元末潘昂霄著《金石例》十卷，最先注意到碑志文字义例。明初，陶宗仪纂《石刻丛钞》，辑录碑铭原文。《明史》举为有明一代“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为第一的杨慎，在嘉靖时撰《金石古文》十四卷，汇编汉代以前的金石文字，力求无遗漏，但不免有“真伪错杂”之讥（《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二）。陈有《吴中金石新编》八卷，收录当代碑文，不取前代，不录颂德谀墓之作。所收碑记多涉及仓储、水利等有关民生的记事，独具心裁。都穆撰《金薤琳瑯》二十卷，仿宋人洪适《隶释》例，编辑石刻文字，并加考辨，所载碑文均录全文，完整地保存了许多可贵的资料。万历间，陕西盩厔县（今周至县）人赵崡在家乡广拓碑刻，又托友人四处搜求，积存碑文二百五十三种，一一撰写跋尾，因无力全文刻印，编成《石墨鐫华》六卷，收录碑目并附跋尾。

　　明清之际，顾炎武周游各地，每见铭刻，必行抄录，又得友人赠送碑文拓本，其中不见于宋人金石书者约三百余种，分别写出跋文，编成《金石文字记》六卷。又以不见著录并无拓本流传的碑文五十六种，汇为《求古录》一卷。顾氏搜罗石刻文字，旨在用以辅证经史，“阐幽表微，补阙正误”（《顾亭林文集·金石文字记序》），不同于前人的注重书体。

　　毕沅也以为金石可证经史，历官所至，注意搜集金石文字。任陕抚时，与钱坫、孙星衍等辑《关中金石志》八卷；改任豫抚，编录《中州金石记》五卷；抚鲁时，又与学政阮元合编《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这些金石志详载碑石广阔尺寸、字径大小，行数多少，使读者明了原石形制。诸志均著录碑铭全文，并对其碑文有所考释。

　　钱大昕博学多闻，尤其注意金石文字的搜罗研究。撰有《金石文字目录》八卷，又撰《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二十五卷，以金石证史，多有创获。钱氏曾认为宋以来治金石文字者凡有两途，一是“考稽史传，证事迹之异同”；一是“研讨书法，辨源流之升降”（《潜研堂文集·郭龙伯金石史序》）。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中说，钱大昕等人“开乾隆已后诸儒以金石之学印证经史之一派”（卷三），所论是恰当的。

　　嘉庆初，孙星衍编成《寰宇访碑录》十二卷，依时代顺序，编列秦汉以来至元末的碑目，共收七千五百余通，各碑分注书体、年月、撰人、书人及所在地点，是当时收碑最多的综合目录。乾隆时，邵晋涵在三通馆为续补《通志·金石略》，编录内廷所藏各地进呈的碑拓，以副本赠孙星衍。此后二十余年间，孙星衍历游各地，据亲见碑石，拓摹增补。又得钱大昕、阮元、武亿及江苏邢澍等馈赠的碑拓，乃与邢澍共刊此书。

　　乾隆时进士王昶历任各地考官，笃好金石，勤于搜访，积五十年之力，得先秦至宋，辽、金、大理时代的金石文字一千五百余通，嘉庆十年（一八○五年）编成《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自序中说，金石内容广泛，研究石刻文字，“经史小学暨于山经地志丛书别集，皆当参稽”。他参稽群书，对器物及碑石形制作出说明，并加考释。书中收录碑铭全文，自信“欲论金石，取足于此，不烦他索也。”以石刻而言，本书确是当时收录碑文最多的集大成之作。王昶另收有元代碑文约八十通，未及刊入本书。近人罗振玉编为《金石萃编未刻稿》刊行。

　　《西清古鉴》——乾隆十四年（一七九四年），吏部尚书梁诗正等奉敕撰修《西清古鉴》，凡四十卷，另附钱录十六卷。本书汇编清宫廷所藏自商周至唐代的酒器、礼器、祭器等铜器及铜镜共一千五百二十九件，各卷图绘器物形状，摹写铭文并加说解。编者利用文献资料分析古器物，纠正了前人研究的某些误失，因而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举为“有裨于经史之学”。乾隆三十年内府刻本，印制极精，只是某些器物花纹的摹绘难免失真，铭文考释也间有错误。但作为宫廷所藏古器物的综录，是规模空前的巨著。乾隆末又续纂《西清续鉴甲编》二十卷，收录宫廷续得的唐以前古铜器九百四十四件，附唐代以后的铜器、印玺等三十一件。又成《西清续鉴乙编》二十卷，收录盛京皇宫所藏古铜器九百件。此外又编成《宁寿鉴古》十六卷，收铜器六百件，铜镜一百另一件。四书合称“西清四鉴”。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清阮元编著，凡十卷。阮元认为，三代时钟鼎彝器与土地同等贵重，编录历年收集的自商周至晋代的钟鼎等铜器铭文五百五十种，与幕友朱为弼共撰释文，补正经史，于嘉庆十年（一八○五年）自刊行世。自序称：“稽考古籍国邑大夫之名，有可补经传所未备者。偏旁传籀之字，有可补说文所未及者。”对历史学和古文字学都有所贡献，是学术价值较高的一部金文综录。本书又录有阮氏所著《商周铜器说》上、下两篇，对商周以来钟鼎彝器等各类铜器的性质、历史价值以及汉代以来古铜器出土、著录情况，加以考订、论说，为此后古器物及铭文的研究奠立了基础，并在研究方法上开辟了途径。

　　（五）语言文字学

　　明代学者已注意音韵文字之学。清代汉学家以音韵训诂治经学，从而使音韵学、文字学及训诂学得到空前的发展，著述如林。下面介绍的，只是各时期最有影响的一些著作。

　　音韵学 明太祖初即位，即命翰林侍讲学士乐韶凤与宋濂纂修《洪武正韵》十六卷，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年）书成，颁行天下。本书归并《广韵》二百零六韵为七十六韵，是音韵学上的一大变化。但书中杂有南方方言，字义音切不全合于中原雅音，因而不便使用，实际上并未通行。

　　杨慎兼通音韵、训诂、字书，著《古音丛目》、《古音借要》、《转注古音略》、《古音余》各五卷，在分韵归字上，以今韵分部，把古音相同的字隶属于一部。陈第著《毛诗古音考》四卷，开经学研究之新径，也是明人研究古韵的代表作。陈氏认为古人的读音，本不同于今音。凡称为叶韵的，原为古音，不是随意改读。他的研究方 法是以经证经，排比《诗经》上的经文，作为证据，称为“本证”，又用秦汉诗作与《诗经》对照研究，以为旁证。这样依据古文献推究古韵，为音韵学研究开辟了道路。

　　顾炎武著《音学五书》。其中《音论》三卷，为顾氏音韵学的纲领，论述古今音的变化及其原因。《诗本音》十卷，研究方法大体同于陈第《毛诗古音考》，以《诗经》用韵，互相考证，又以其他文献验证，以获知古音的韵读，故名“本音”。《易音》三卷，是据《周易》识别古音。顾氏又据古音指出唐韵的失误之处，录为《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将古音分为十部列出字表。顾氏自信有他的“五书”，“六经之文乃可读”（《顾亭林文集》卷二）。清人推崇他“最精韵学”（《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七），所论多为后学所遵从。

　　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年），大学士李光地、王兰生（一六七九——一七三七年）等奉敕纂修《音韵阐微》，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成书。凡十八卷，首列韵谱，以今韵为目，同韵字，依声类、韵等排列。各字备载《广韵》以下诸读音的异同，对不妥者予以纠正，再以反切注明今音，便于利用。

　　皖派学者江永，撰著韵书三种：《古韵标准》五卷，《四声切韵表》四卷、《音学辨微》一卷。《古音标准》继承陈第、顾炎武的成就，补正他们的失误，以《诗经》的韵律为诗韵，汉魏六朝的为补韵，这样区分标准，便进一步纠正了前人以今音为古韵、以汉魏六朝音为上古音的错误。《四声切韵表》首先探讨等韵，以图表显示切韵声、韵、调系统，实际上是一部等韵图。《音学辨微》也对等韵学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戴震是江永的弟子，在音韵学方面师承江永，著《声韵考》四卷、《声类表》九卷，提出古音九类二十五部之说及阴、阳、入对转的理论，对音韵学也有所贡献。

　　文字学 金石学与音韵学、训诂学，都不能不兼及文字学的研究。明人已开始编撰文字学的专书。明初赵谦曾参预编纂《洪武正韵》，自撰《六书本义》十二卷，把汉字分为三百六十个部首，在各部之下详细辨别六书字体。梅膺祚修纂《字汇》十四卷，定部首二百十四个，收录单字三万三千多个，以反切字及同音字注音，据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字义。在编排上，依地支分为十二集，各集首列部首表，附录检字表。这些编辑体例，为清代学者所沿用。

　　清代学者文字学的成就，集中表现于《说文解字》的研究。代表作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三十卷。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年），字若膺，江苏金坛人，是戴震的弟子。皖派学人从音韵训诂入手，研治经学。段氏则以为究明构成文字的“六书”，才能通晓音韵训诂。曾继承江永、戴震之学，著《六书音韵表》，分古韵为十七部，被戴震誉为唐以来所未有的成就。段氏以古韵十七部为依据，考察《说文解字》形声字和“读若”字的古音，进而考察《说文》所收形声字与转注、假借字的关系，条贯六书。再据经书及前人的经注，以训诂字义，考辨字形，是一部兼及形、音、义的综合性著述。嘉庆时，训诂学家王念孙为段氏的《说文解字注》作序，盛赞本书是：“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王念孙将段注与许书并重，并非有意溢美。段氏注《说文》，犹如汉学家的注经书，实际上是凭依《说文》，以申述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独立见解。许氏《说文》的研究也由此蔚为专学“许学”，成为文字学的基石。

　　与段氏约略同时的山东曲阜人，进士桂馥（一七三六——一八○五年），著《说文解字义证》五十卷，博引群书，以解说许书的字义，一时与段注并称。此后，朱骏声著《说文通训定声》、王筠著《说文句读》。有清一代，研究《说文》的著述，先后近二百种，使许学的研究达到了高峰。

　　训诂学 训诂学与音韵学、文字学息息相通，也与经学关系密切。明朱谋■研治《周易》，又著《骈雅》七卷。仿《尔雅》体例，收编古籍文句，自语词文义至虫鱼鸟兽，类编为二十篇，分别作出解释。朱氏博览群书，征引文献极为广泛，并多收奇文僻字，对训诂学作出了贡献。

　　清代训诂学发展到极盛。汉学家注疏经书，考校以外，多是训诂。《经籍籑诂》则是训诂经义的总集。训诂学专著中，成就最大的当推江苏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王念孙（一七四四——一八三二年），字怀祖，乾隆四十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曾任陕西道御史，嘉庆初，上疏弹劾和珅，后受命督治黄河。子引之（一七六六——一八三四年），嘉庆四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各地乡试考官、实录馆副总裁。道光时，擢任吏、户、礼、工各部尚书。王念孙原来受学于戴震，治音韵文字之学，著《读书杂志》八十三卷，校正诸子及史汉误字，广征群书，以证古义，号为精审。训诂专著是《广雅疏正》二十卷。曹魏时张揖所著《广雅》，明刻本多有误字。王书详为校正，并上溯《尔雅》、《说文》，因古音以求古义，就同音之字，破假借以求本字。全书积十年之力写定，实际上，是凭依《广雅》编著的一部综合性训诂学巨著。原编为十卷，每卷又各分上下。第十卷由王引之续成。王引之又继承父学，著《经传释词》十卷，搜辑先秦至两汉经传中之语词虚字一百六十例，博引例证，究明本义及演变，多有发明。

　　与王念孙同时治《尔雅》者，有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邵晋涵（一七四三——一七九六年），字二云，浙江余姚人。乾隆时曾入四库馆，授翰林院编修。曾从毕沅编修《续资治通鉴》，又从阮元编修《经籍籑诂》，所著《尔雅正义》二十卷，自诸书中汇辑汉魏以来各家注释，成为研究《尔雅》的总集。郝懿行（一七五五——一八二三年）著《尔雅义疏》二十卷，旨在弥补邵书的不足，着力于字借声转之故。其中草木虫鱼之名，多经目验而后疏释。书稿曾经王念孙点阅，寄阮元刊行。

　　史家杭世骏著《续方言》三卷，采集《说文》、《释名》及经疏诸书，以续补扬雄《方言》。翟灏著《通俗篇》三十八卷，采摘经史以至民间流传的方言俗语五千余条，分别探源释义。语言训诂之学，逐渐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开拓了广阔的领域。

　　字典 清代字典的编纂，是语言文字学的划时代的成就。

　　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年），康熙帝命大学士张玉书、礼部侍郎凌绍雯纂修字书，前后经历六年，于康熙五十五年告成，名为《字典》。通称《康熙字典》。“字典”一词也由此用为字书的通称。本书依仿明梅膺祚《字汇》的体例，立二百十四个部首，分十二集，收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是收字最多、应用最广的字书。所收之字，注明音切和不同的意义。释义时，举出古籍中的例证，附释词语，从而兼有词典作用。书末附录生僻字及不可施用之别字，以便检索。道光时，王引之等奉敕考证，订正误失二千五百多条，撰成《字典考正》。近世刊本，附录于字典备考。

　　清朝以满文为“国书”，又称“清文”。康熙帝敕修《清文鉴》二十五卷，分门别类，用满文注释满洲语义，是满文的基本字典，无汉字释义。雍正间修成《音汉清文鉴》。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年），敕纂《增订清文鉴》三十六卷、《补编》四卷，分三十五部，二百九十二个子目，释文满汉对照。由于满文书写格式是直行，由左向右，与汉文的由右向左的习惯相反，所以左书满文，右书汉文，同时在满文的左侧注上汉音，在汉文的右侧则注以满文字母。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年），又修成《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以后增补为满、汉、蒙、藏合璧的《四体清文鉴》，以及补入维文的《五体清文鉴》。

　　（六）目录学

　　宋元时代目录学渐成专学。明清两代，大规模编纂类书和丛书，目录之学遂成显学。随着清代汉学的发展，辑佚校勘及版本之学受到学者的注意，目录学也因而提高到新水平。全祖望、章学诚等人讥讽目录只供谈助，不能与校勘学相比，所论不免偏颇。乾嘉时期目录学专著之多，远超前代，为书籍的保存流传和学术信息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官修书目 明宣宗时文渊阁藏书二万余种，近百万卷，英宗正统间大学士杨士奇、学士马愉等清点藏书，编成《文渊阁书目》四卷，以《千字文》字序排次，著录图籍七千多部，因考订不足，解题不免缺漏，但仍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万历间，中书舍人张萱奉命编纂《内阁藏书目录》八卷，著录著者及各书的完缺状况，间有题解，比《文渊阁书目》更为完善。清乾隆间编成《天禄琳琅书目》十卷，著录秘府收藏的善本，分经史子集四类，各类按金元明版本时代排次，各书有解题、版本及收藏家题识印记、著者姓名、时代、籍贯、爵职，并有乾隆帝的诗文题识。清敕修《四库全书》时，乾隆帝命纪昀等编写所收书籍（存书）和存目书籍的学术性提要。纪昀认真从事，以“一生精力，备注于四库提要及目录”（《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纂成《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著录图书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分类一如《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大类，类下区分为若干项，或再分子目。每项先录存书，次及存目。各书提要包括书目、卷数、收藏、著者时代、简历以及本书的优缺点等评论。每一大类和小类的前面各有小序，说明这一类图书的源流以及分类的依据。书成后有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年）武英殿印本。它是清代最重要的综合性的图籍目录，也是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书目。

　　私家书目 明清两代，私家藏书之风日盛，多编有书目传世。明成化初，昆山叶盛撰《■竹堂书目》，著录家藏书四千六百余册，二万二千七百余卷，藏书之富为前人所不及。嘉靖时高儒撰《百川书志》，著录家藏书，于经史子集四部之外，兼收戏曲、小说，是一创举。万历时，徐■编《红雨楼书目》收录家藏书五万三千余卷，内含元明杂剧传奇多至一百四十种。嘉靖末年，鄞县人范钦在家乡建天一阁藏书，自编书目。后人范懋注在清乾隆时正式编成《天一阁书目》十卷，著录三千四百四十八种，详载各书卷数、著者、版本并录出序跋，所藏书多有他处未见的善本。清初晁瑮《宝文堂分类书目》著录家藏书六千余种，书目分编三卷五十一目。钱谦益编《绛云楼书目》收录家藏图籍，绛云楼后毁于火，书目所载，尤足珍贵。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孙星衍《平津馆鉴赏书籍记》和《孙氏祠堂书目》，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等，都是清代学者的著名书目。虞山钱曾藏书繁富，有《也是园藏书目》及《述古堂书目》，又将善本题记编为《读书敏求记》传世。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详录明人著述，为《明史·艺文志》所本。

　　专修书目 私家书目限于私藏。学者依据所知所见，编修综合的或专科的书目，成为目录学的专书。明成化间学士钱溥纂《秘阁书目》，著录在东阁所见图书。万历间焦竑纂辑《国史经籍志》五卷，首列御制及敕修诸书，著录明人著述。其中间有沿袭旧目，未及详考。末附“纠缪”，议论《汉书·艺文志》以来目录分类之得失，可视为目录学的专论。专科目录有明万历间吕天成著《曲品》，专录明代传奇。明殷仲著《医藏书目》，编集医学书目，为前此所未有；清初朱彝尊撰《经义考》三百卷，编录历代经学及有关石刻目录。康熙时梅文鼎著《勿庵历算书目》，是所撰历算学著作的提要。书目的编撰，呈现出多种新创的体裁。目录学家或将编目考订所得，写成题记，汇为专书。著名的著作有清人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吴寿旸《解经楼藏书题跋记》，李富孙《校经厩题跋》，顾千里作《思适斋题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