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品生产与交易

　　大抵自嘉靖以来，商品生产与交易有了空前的发展。这是伴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而出现的。城市交通的发达，形成全国商业网络，货币的白银化也为商品交易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由于棉纺业的发展，江北和河南等地出现了商品棉种植区。福建是木棉产区，但福建商人却到江北收购大批棉花，贩运营利。山东、河南的棉花生产超过了江北，使全国商品棉的交易，转移到河南。当时人说：“中州沃壤，半植木棉，乃棉花尽归商贩。”（《荒政丛书》卷八，《钟忠惠公赈豫纪略》）可见当时河南生产的棉花已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

　　江南地区的嘉善地方，棉织业十分发达，但当地产棉不多，要依靠商人从外地贩入棉花。农民买棉纺纱织布，然后出卖，再买回棉花，获得微利，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维持艰难的生活。这里的农民，生产棉布已作为商品出卖。

　　湖州是蚕桑业的中心，养蚕业者并不全是自己植桑，有人不植桑而预租植桑户的桑，名为“秒桑”，先付部分定银，不得涨价。桑叶要购进，所生产的丝也必须卖出，才能维持继续生产。蚕的饲料桑叶已成为一种原料商品，丝成为一种成品商品，原料与成品间保持一种商品关系。

　　苏州是全国最大的丝织业中心。苏州居民“工纂组，故男藉专业，家传户绩，不止自给而已。”（正德《姑苏志》卷十三，风俗）这里丝织业的产品，不只是为了自家使用，而成为投入市场的商品。这种情况在明人小说中也有反映。《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说苏州附近盛泽镇的情况是：“这镇上都是温饱之家，织下绸匹，必积至十来匹，最少也有五六匹，方才上市。那大户人家积得多的便不上市，都是牙行引客商上门来买”。

　　宋应星《天工开物》序说：“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这说明，至晚在万历时，商业贸易网络已经得到扩展。从云南到辽东的直线距离就有三千多公里，从广东到河北北境直线距离也有一千公里以上。商路距离当较直距更远。在这条南北商路干线上，还分有东西向的商路。各地的商品沿商路流向市场。北方的棉花价贱，但棉布价贵；南方则相反。因而北方的棉花装船运销南方，南方的棉布装船运销北方。（《农政全书》卷三十五）景德镇的瓷器，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商贾往往以是牟大利。（乾隆《浮梁县志》卷五）北直隶河间府的行商，从南京、苏州等地贩来丝绸，从河南卫辉等地贩来粮食，从临清、泊头等地贩来铁农具，从沧州、天津贩来食盐，从真定贩来木料，从徽州、饶州贩来漆器、瓷器。这反映全国商品市场已渐广泛，臻于繁荣。

　　二、货币与白银

　　明洪武时，铸造铜币又发行“宝钞”，铸币与纸币并行，严禁民间用金、银交易。但“大明宝钞”仍有对金银的比价，征税也仍收白银，民间交易则始终是银、钱并用。“宝钞”行之不久，价格大跌。这是因为明钞和元钞不同，不设钞本，发行不分界，没有准备金。而且官府发行的“宝钞”，只出不进，或者大出小进。官府发钞，支付官俸军饷，收购民间产品，但征税却不收钞或仅搭收少量宝钞。因此“大明宝钞”在民间经济活动中缺乏信誉。官府用行政手段强迫民间用钞，无限制地发行。永乐时曾规定“户口食盐法”，每家大口每月食盐一斤，纳钞一贯，小口半之。据计算，当时全国人口不下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按照“户口食盐法”，官府就可以收钞五千多万锭。后来又规定官府收取税粮、课程、赃罚等项都要求收钞，企图以这些措施来稳定钞价。但“宝钞”发行越滥，钞价越跌。洪熙时，夏原吉认为：“钞多则轻，少则重。民间钞不行，缘散多敛少，宜为法敛之。”（《明史·食货志》）但钞值仍然暴跌，钞价只是原值的十分之一。宣德初，米一石要值钞五十贯。到正统时，钞一贯已不能值钱一文。在这种情势下，“宝钞”虽然仍在一些税收范围内流通，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已经被金银所替代，迫使明廷不得不放宽使用白银的禁令。正统元年（一四三六年）令征收赋税时，米麦一石，折收银二钱五分。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应征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百万余两，入内承运库，称为“折粮银”，后被称为“金花银”。白银流通的禁令实际上已被解除，白银逐渐成为一种法定的秤量货币，与明朝铸造的铜币并行。铜币是一种“制钱”，铸钱时就铸定当值，这种钱值和其本身铜料的价值无关。因此铜币也可能因滥铸过多而贬值。但因币与“宝钞”不同，铜币的铜料尚存有一种自然价值，所以明嘉靖时曾精工铸造质量好的铜币，以稳定币值。白银作为流通货币手段则比铜钱优越。它以物质银的重量表示价值，而不是依官府权力规定。因而容易取得使用者的信赖。正统以后，白银逐渐成为主要的货币。铜钱与白银并行，在中小额交易中使用，处于辅币的地位。

　　明代用银，以银锭计重使用，分为两、钱、分、厘、毫等计量单位，银锭可以按需用切割，既可应用于各种交易，又可作为贮藏手段，不受政策变动的影响。上自官府经费支出、发放军饷、征收田赋、商税，下至公私交易，民间生活消费，都逐渐用银。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计亩征银，使白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地方州县要把用铜钱或实物交纳的田赋，兑换为白银上缴户部，这就使全国的用银量大增，同时也使白银上升为国家主要货币。从这时开始，中国正式成为行用银本位的国家。

　　中国原有用银为货币的悠久历史，汉武帝时铸有“白金三品”，唐宋时白银已作为一种贸易通货，与铜钱平行使用。蒙古族早已用银交易，元代白银已确立正式的货币地位，举凡借贷、贸易、物价等都以银为可计算的货币。明朝废弛禁令，实行白银与铜钱并行的制度后，由于白银需求量日增，遂将原已封闭的银矿，恢复开采，提高银课收入。又增加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等钞关税银征收，各关定额每年征收白银三十三万五千五百多两，以后又逐年增加。（《明经世文编》卷四四一，赵世卿《关税亏减疏》）。一六○二年左右，福建土商张嶷与百户阎应隆等上书，请准自备船只人工资本，往海澄县界外的机易山地方开发金银矿。因遭廷臣反对，未能实现。（《明经世文编》卷四一一，赵世卿《九卿机易山开采疏》）

　　嘉靖时，国内白银产量不足，开始从国外输入。西班牙人从其殖民地美洲各地把白银运到吕宋（菲律宾），再由中国商人，把白银或银元运到国内。明朝在漳州加征“加增饷”，以吸收白银。据记载：“加增饷者，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亦无几。故商人回澳，征水陆二饷（船税与货物税）外，属吕宋船者，每船更追银百五十两，谓之加征”。（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除漳州外，广州、宁波、厦门等处也同时输入西班牙银货。葡萄牙和荷兰人也用白银购买中国货物，使巨额白银流入中国。此外，日本、暹罗、安南等国也向中国输入白银，以换取商品。

　　国外大量白银的流入，加强了白银作为主要货币的地位，也扩大了中国商品的出口，从而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国内市场白银流通量充足，还有利于市场金融的活跃和资本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