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回何以利 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 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 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这一段的文字记载，无论是孟子本人或是门人们的记述，措辞用意都很妙，而 且也很坦率，不加故意的掩饰，直截了当描述当时孟子见梁惠王一段不太愉快的谈 话。尤其我们了解了梁惠王后来对驺衍的接待，再来一看他对孟子满不在乎的样子， 很显然的，大有厚薄轻重之分了。
而且最不可耐的，便是梁惠王对孟子的称呼，既没有像春秋时代诸侯对孔子的 敬重，尊称一声夫子；也没有像战国当时诸侯们礼贤下士的作风，尊称一声先生。 他却干干脆脆地称呼一声“叟”。这个“叟”字，好听一点来讲，便是老先生的意 思。不礼貌一点，便是老头儿的意思。当然，梁惠王当时的一声“叟”，究竟是代 表老先生呢？或是老头儿呢？无法考查。这要看他当场的礼貌态度，和称呼的声调 来决定它的涵义了。可惜当时没有电视录影（一笑）。但无论如何，这一声“叟”， 并不表示尊重，大概是没有疑问的。
而且本章的记述，描写这一段不太愉快的谈话，在文字的气势上，表达得很明 白。如此直接记载这一个“叟”字的称呼，对孟子的伟大倒没有什么损失，反而衬 托出梁惠王始终不成器的风格，一副吊儿郎当、不庄重的浮躁相。
孟子在听了梁惠王“何以利吾国”的问题以后，就很庄重地对梁惠王说：“您 何必只图目前的利益？其实只有仁义才是永恒的大利。”
“如果都像你惠王一样，谋国的居心，只图以急功近利为目的。那么，等而下 之，那些高位的大臣、卿大夫们，也只求顾全自己的家族利益。这样影响所及，一 般的国民，也就只为自己身家的利益打算。这种观念发展下去。一定会使全国上下 各阶属，都变成以利害为生活的重心，造成‘当利不让’的风气。这样的话，国家 就太危险了。”
“因为唯利是图，‘当利不让’的结果，自私自利的观念会越来越严重。在历 史上，有许多的事实可以证明，互相争权夺利的结果，便形成臣下反上的叛乱逆行。 那些本来具有万乘之尊的大国，发生弑君叛变而自据称王的，都是当时那些高位重 臣，所谓千乘之家做出来的绝事。同样地，那些千乘之家，被巨下叛变所谋害的， 也都是那些百乘之家的重臣所于的事。”
“至于侵略吞并的思想，更是由于‘权利欲’的驱使，所以目前万乘之尊的大 国，便想吞并千乘之邦。那些千乘之国，便想吞并百乘之众的小国，这些古今的事 例，不能说不够多的。原因在哪里呢？都是为了急功图利、争夺权利的结果。如果 不了解先行仁义，而只求近利为前提，自然而然要变成非侵略他人、夺取别人的所 有，就不能满足自己的利益。”
“其实，真能实行仁义之道，大利自然就在其中。真有仁心的人，绝对不会有 遗弃其近亲的可能。真有义气的人，绝不会有背叛君上的可能。所以我认为您—— 惠王只有推行仁义之道，才是最高明的政略和政策，又何必舍大取小而只顾目前的 急功近利呢？
我们根据《孟子》的原文，概略演绎它文字的内涵，略略加以说明，大致就是 这样的对答。当然，如果说是译文，那便大有问题。因为这样的说法，与古文原文 的简练原意，也许略有出入，或大有出入。不过，大意是不会太过差错到哪里去的。 而且这样一来，把孟子对梁惠王的答话，看得很明白。孟子并没有太过迂腐古板， 只一味地叫他行仁义，而不管梁惠王当时所处的情势，以及急功好利的迫切需要。 这样孟子才不失为一个识时务的圣哲。只是在政略上有思想、有远见、有抱负，与 梁惠兰急功近利的政见不能相合而已。
我们先要解决了这个问题，再来从两方面看这一段对话，讨论他的内涵。第一， 是司马迁的记载。第二，是历史的证验。
司马迁对梁惠王和孟子的观点，司马迁写《孟子列传》，是把孟子与荀卿的列传合 写成篇的。关于孟子传记部分，他也是以孟子见梁惠王这一段思想作重心来述说的。 如说：
根据史记列传的记载，关于孟子的生平，只有短短一百三十七字。有关孟子千 秋事业的思想方面，已有他自己七篇的本书，用不着司马迁再来述说。他在本传里， 只提出他政治思想的要点，是主张传统文化的王道精神，即不愿讲当时侵略吞并的 不义之战，也不愿只讲霸术。所以和梁惠王当然也谈不拢，这是王道与霸业、圣贤 与英雄分野的必然结果。
但是他又把孟子与梁惠王这一段主要的对话，比较详细地埋伏在魏世家中有关 梁惠王的一段记述里，他说：
由于司马迁写《史记》，处理资料的手法太高明了，如果不再三仔细地读完全 部《史记》，细心留意揣摩，往往把许多历史哲学的重点被他的手法瞒过，也被自 己粗心大意读书所误，而不知道司马迁的微言重点所在了。
他写孟子传记，只是述说孟子之所谓孟子的正面，等于照相的正面全身大照。 但是对孟子的侧影或背后的记录，司马迁也不免有些惋惜之意的微辞。可是他把它 插进魏世家当中去隐藏起来，要读者自己慢慢去寻找、去体会。
他说梁惠王自从兵败国破，迁都到大梁以后，心情也真够恶劣万分。但是他还 想力图振兴，还肯“卑礼”——很有礼貌地，“厚币”——用很高的费用，邀请招 待各国的名贤当顾问。例如驺衍、淳于髡，孟子都因此而被邀请到大梁来了。梁惠 王也很坦率地告诉他们自己的心境非常恶劣，处境也很尴尬（如记载所说：
“我（寡人）真不行！这多年来打了三次败仗，我的儿子（太子申）被齐国俘 虏了，我的得力上将也战死了。弄得国家非常空虚，实在羞对祖宗和国人，我对目 前的局势觉得太惭愧了。”
他又对孟子说：“老先生，你不辞干里的辛劳来到敝国，实在是我们的荣幸。 不知你将如何为我国谋利？”
孟子说：“惠王，你不可以这样过于注重利益。你做领导人的这么重视利益， 那些高级臣僚的卿大夫们，也就只顾自己的利益。等而下之，所有国民，就都争取 自己的利益。这样子上下争利，你的国家就太危险了。做一个领导人，只要提倡仁 义的基本精神就好，何必讲究什么利呢？”
如果依照司马迁这一段的记载，我们读了以后，不免拍案叫好，好极了！可爱 可敬的孟夫子，讲的道理是真对。但是梁惠王这个时候，好像是百病丛生，垂死挣 扎的危急。你这包颠扑不破、千古真理的仁义药剂，他实在无法吃下去，而且也缓 不救急，你叫梁惠王怎么能听得进去，接受得下呢？
可是司马迁写到这里，谁是谁非，他却不下定论——实在也很难下定论。因为 千古的是非，本来就不容易有真正的结论。所以他不写了，但是，他在《孟子列； 传》里，却写了一句“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多情。”就这样的轻 轻带过去了。这是多么有趣、多么耐人寻味的手法！
把上面一些正反的史料讲过了，现在我们再来研讨《孟子》本节的重点。首先 要了解，孟夫于生当战国时期，而且也远游过各国，难道他真的是那么迂阔不懂现 势吗？难道他对驺衍，甚至如当时风尚游说之士们纵横捭阖的作风，一点都不会吗？
我们的答案可以肯定地说：不是的。他对那些只图个人进身之阶的作法，和博 取本身功名富贵的办法，完全懂得。他之所以不肯那样作，实在是“非不能也，是 不为也。”而且可以加重语气地说：是不屑于那样作。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抱着古 圣先贤的淑世之道，尤其拳拳服膺孔子的仁道主义，完全从济世救人的宗旨出发。 他希望在那个只讲霸术、争权夺利的时代中，找出一个真肯实行王道仁政，以济世 为目的的领导人物，促使他齐家、治国而平天下。
所以他针对梁惠王的问题，当头一棒，便先提出政治哲学上义利之辨的中心思 想。他也明知道梁惠王不一定能接受，但是他还是存着梁惠王也许能接受的希望。 此所谓“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乃圣人之用心也。再说，无论是谋国谋身， “仁义之道”的确是真正大利。只是人们都只贪图眼前的急功近利，而不顾及长远 的巨利。所以都变成心知其为然，而行有所不能也，如此而已。
其次要研究的是，根据司马迁的《史记》等史料的记载，当时孟子是先到齐国 而后才到魏（梁）国的。《孟子》这部书，不问它是孟子自己写的，还是他门下弟 子们记录了他的话而编成的，为什么发生在后的事情，却偏放在最前面呢？因为孟 子的思想学说中，义利之辨是最重要的要点之一。
孟子与梁惠王各言其利，在梁惠王的一面来说，根据前面所说的魏国的历史背 景，所处的地理形势，西有强秦，东有刚打败了他的齐国，南有强大的楚国，北接 的韩、赵，虽然同是自晋分出，独立的同源邦国，但亦各有怀抱。在客观形势中， 又恰逢弱肉强食的时代，他自然希望自己的邦国强大起来，甚至于最好成就霸业。 假使你我是当时的梁惠王，大概也同样会有这种想法。所以他一见到孟子时，不谈 仁义，开口就问：“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这句话，又怎能指责他是错的？这实在 是人情之常。”
这也是我们读书要注意的地方。读任何书，先要绝对的客观，然后再设身处地 地，作主观的研究分析。譬如对于梁惠王一见到孟子，就问孟子对于魏国有什么有 利的贡献，经过前面一番较为客观的分析，就不会主观地认为他完全不对了。可惜 以前大多数的读书人，多半不作这样绝对客观的分析，乃至于把自己一生都在误解 仁义中埋没了。
孟子答复梁惠王说，你梁惠王何必谈利呢？你只要行仁义就好了。这是中国文 化千古以来，尤其是儒家思想中，义利之辨的最大关键。而在后世的读书人，大多 看到利字，就望望然联想到“对我生财”的钱财之利这一方面去了；站在国家的立 场来说，也很可能误认为只是经济财政之利。至于义，则多半认为和现实相对的教 条。因此便把仁义之“利”错解了，而且把仁义的道理，也变成狭义的仁义观念了。 如此一来，立身处世之间，要如何去利就义，就实在很难办了。
举一个实例来说，我们假使在路上看到一些钱，这是利，我要不要把这些钱拾 起来呢？这就发生了义利之辨的问题了。以我们传统文化来说，这些钱原非我之所 有，如果拾起来据为己有，就是不义之财，是违背了义的道德，是不应该的。在利 的一方面看，自己的私心里认为，路上的这些钱，乃是无主之财，我不拾起来，他 人也会拾去，据为己有，也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到底该不该拾为己有？儒家对这种 问题，在个人人格的养成上就非常重视了，由此便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非常严谨的 个人的道德观念。
但是，由于这种义利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后世读《孟子》的人，大致统统用 这个观念来读《孟子》，解释《孟子》，于是就发生了两种错误。第一是误解了梁 惠王问话中的利，只是狭义的利益。第二是只从古代精简的文字上解释，而误解了 孟子的答话，以为他只讲仁义而不讲利益，把“利”与“义”绝对地对立起来了。 其实并不如此，依照原文用现代江浙一带的方言来读，就可从语气中了解到他的涵 义，知道孟子并不是不讲利，而是告诉梁惠王，纵使富国强兵，还都是小利而已； 如从仁义着手去做，才是根本上的大吉大利。
了解了孟子这句话的真正涵义所在，于是我们就可认识孟子，并不是那么迂腐 的了。他并没有否定利的价值。他只是扩大了利的内涵，扩大了利的效用。如果孟 子完全否定利的观念的存在，那么问题就非常严重了。
试看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整个体系，甚至古今中外的整个文化体系，没有不讲 利的。人类文化思想包涵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乃至于人生的艺术、生活…… 等等，没有一样不求有利的。如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学？做学问也是为了求利，读 书认字，不外是为了获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适意。即使出家学道，为了成仙成 佛，也还是在求利。小孩学讲话，以方便表达自己的意见，当然也是一种求利。仁 义也是利，道德也是利，这些是广义的，长远的利，是大利。不是狭义的金钱财富 的利，也不只是权利的利。
再从我们中国文化中，大家公推为五经之首的《易经》中去看。《易经》八八 六十四卦中的卦交词，以及上下系传等，谈“利”的地方有一百八十四处；而说 “不利”的，则有二十八处。但不管利与不利，都不外以“利”为中心在讨论。 《易经》思想最主要的中心作用，便是“利用安身”四个字。所以《易经》也是讲 利，而且告诉我们趋吉避凶，也就是如何求得有利于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德因果律，也是告诉人们以积善的因，可以得到余庆 的果。相反地，积不善因，便得余殃之果。所以，积善是“利用安身”最有利的行 为。
如果探讨孔孟思想的文化源头，绝对离不开《易经》。所以说假如孟子完全否 定了“利”的价值，那么《易经》等等我国的所有传统文化，也被孟子否定了。但 事实上并非如此。由此，我们研究孟子，首先就要对义利之辨的“利”字，具有正 确的认识。
同时，我们还可以提出两点来作反证：
第一，韩非子说：“舆人欲人富贵，棺人欲人死丧。人不贵则舆不用，人不死 则棺不买。非有仁贼，利在其中。”他说，棺材店老板希望别人死，并不是心坏， 并不是不义；汽车厂老板希望大家发财，也并不是心好，并不是好义。两种不同的 心理，都是为了自己的生意好，多赚些钱，都是生意人本分的想法。
韩非子的这段话，等于为“利”字下了一个这样的定义：或者是人，或者是物， 或者是事，当某一时间，某一空间中，能够产生“利用安身”的功能效果，那么它 就具有“利用安身”的价值；也就是在当用、该用、要用、可用、适用、值得用的 条件下，那么对这人、或事、或物来说，就构成了价值；也就是对这人、或事、或 物的利。
第二，《易经》中卜筮方面所显示的，可归纳为“吉。凶、悔、吝”四种现象。 实际上就只有吉凶两端。吉是好的；凶是很坏；而悔为烦恼；吝是困难。简单说， 悔、吝也就是小凶。天下人、事、物，都不外吉与凶两端。吉、凶怎么来的？《易 经·系传》上说：“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凡是一动，就会发生或吉、或凶、 或悔、或吝的结果；不是吉就是凶，不是凶就是吉。有了这项理解，就知道利与不 利之间的辨别，须要从动用之间而分。
由这里引申出来，可知孟子对梁惠王说的仁义，就是大利。因为在战国时代， 国与国之间，都在互相征伐的动乱之中。如果有一个国家，真的以仁义作为治国的 最高原则，运用在内政外交上，那么最后的胜利，就必定是属于这个行仁由义的国 家。
汉代桓谭《新论》说：“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义，五霸用权智。” 指出上古时代的三皇，是以道治天下，这是最高的无为而为的境界。到了后来五帝 的时代，以德来治天下，这已经差了一层——有为而为了，但是仍然是非常高超的 政治。等而下之三王用仁义，五霸用权智，可以说是每下愈况。
又《长短经》的《反经》第十三说：
这是道家思想的论点。这里指出，仁义的确是一种好德行；但是这德行用久了， 便走了样，变成人们用来争权利的一种工具。由此就可以了解道家的代表人物—— 老子和庄子说的那些话。
老子曾说，道德颓落，才有礼义之说，他也经常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当时老子对于仁义礼乐的道德观念批评得很厉害。庄子也曾说：“仁义者，先王之 蘧庐，可以一宿，不可以久处。”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诸侯的征伐口号，大 体上也都是标榜仁义，而实际上并不是真行仁义，只是利用仁义的美名，以达到争 权夺利之目的。所以庄子说仁义只是先王所留下的一幢临时寓所，一幢别墅，并不 是自己久远安身的家，只可以偶尔住一住，不可以长久住下去。意思就是说，仁义 这种道德观念，只可以在道德极其衰微的时候，偶然用一下，不可以长久地死用。 如果长久用下去，就会被坏人利用仁义之名，作为政治上争权夺利之实了。
综合上面这些分析，来看孟子对梁惠王所说的关于义利之辨的话，试作一个结 论。
第一，孟子一开始就对梁惠王说，你何必去贪求这种眼前短暂的近利、小利呢？ 你应该提倡仁义的道德观念，推行仁义的道德政治，才是你长远的大利。因为孟子 的中心思想，是想实行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道德之治，所以他对梁惠王就这样直接 地提出来，不保留，不婉曲，不虚饰，这态度本身就是一种不问利害的道德行为。
同样是孟子的这个意思——劝梁惠王行仁义政治的意思，假如换了当时另外一 些游说之士，例如苏秦、张仅这一班所谓纵横家的谋略之士来说，那么他们就绝对 不会像孟子那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去拂逆梁惠王的意思。这一班人，一定会拐另 一个弯，婉转地对梁惠王说：“我有一个使你得到最大利益的长远之计，你梁惠王 想不想听？”这样先卖一个关子，吊梁惠王的胃口。等梁惠王很想知道究竟怎么回 事的时候，他才慢条斯理地说，现在天下是如何混乱，道德沦丧，人人都在渴望仁 义。你不妨如何利用仁义，如何以仁义为口实，颁布一些政令，那么天下的人民都 到你魏国来了。你有这许多人民，领土也会增加，国家富强，自然就完成你的霸业 了……等等，迎合梁惠王的心理，诱导他听从他们的说辞，慢慢实行仁义的政治。 当然，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自己有进身之阶。
第二，无论东方或西方，任何一种文化、一种学术思想，都是以求利为原则。 如果不是为了求利，不能获利的，这种文化、这种思想，就不会有价值。
从哲学的观点看，一切生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离苦得乐”。饥饿 是苦，吃饱了则得乐。疾病是苦“，医好了则乐。天气太热则苦，到树荫下乘凉， 或到有冷气的房子里，全身清凉则乐。一切生物的一切行为动态，目的都在“离苦 得乐”，也就是我们中国文化《易经》上的“利用安身”，也就是现代观念想办法 在我们活着时，活得更好。像设法利用太阳能，净化空气，防止水源的污染，目的 都是使我们好好地活着，这些都是《易经》中所说的“利用安身”。所以任何文化， 任何学说思想，如不能求利，没有利用价值，则终必被淘汰。
即如宗教家们的修道，也是为利。修道的人，看起来似乎与人无争。实际上出 世修道的宗教家，是世界上是讲究牛求自利的人，他抛弃世间一切去修道，修道为 了使自己升天或成佛，这也是为了自已。虽然说自利而后利他，那也只是扩充层次 上的差别，其唯利而图是一样的。为了升天成仙之利而修道，这也是为了利。
自从孟子讲仁义，强调了义利之辨以后，影响到后世的重视义利之辨，而渐渐 地，后世的义利之辨，又与自私无私之别，混为一谈，以为“义”与“无私”同义， “利”与“自私”不殊。因此汉唐以来，儒家的义利之辨，大多混淆了私与无私之 别，两者分不开来。所以谈义利之辨时，往往在逻辑上就会夹缠不清，而使我们现 在的一些人仍然弄不清楚，乃至于产生“儒家思想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错觉。
因为后世受此影响，每谈义利之辨，就成了谈有私与无私之辨。遂进一步牵涉 到中国文化思想的中心，乃至牵涉到人类文化的中心，尤其是政治行为的中心—— 公与私之辨的问题。
以我们春秋战国的历史文化来说，关于公与私之辨，有两派极端相反的思想。 一为墨子，一为杨子。其实他们都由道家的思想脱胎演变而来。
墨子讲“义”，但是墨子讲的，和孟子讲的，虽然同为一个“义”，却有不同 的观念，含义上是有所差异的。墨子讲的义，是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从头顶到 脚底，都可以放弃自己而去为别人谋利，是彻头彻尾的牺牲自我，以利别人。
而杨子——杨朱的思想，则与墨子绝对相反，他主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 也。”但并不是我一毛不拔，而你却该全部给我。他是主张天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一毛不拔，都能不妨害他人的利益，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假如能做到这样，又是 另外一种社会形态了。
如果把墨子和杨子两人的思想，作一番仔细的研究，那会怎样呢？依墨子的思 想，要想天下人，人人都自我牺牲，只图利他人，这是做不到的。那么依杨子的思 想，普天之下，每一个人都只为自己利益着想，绝对不为别人的利益牺牲一根毫毛， 那是否做得到呢？答案很明显，那当然是不行。人类可真是奇妙的动物，固然自私 的心理人人免不了。但若要自私到这个程度，却也没有人做得到，更不可能全人类 都这样做。反之，要人人都大公无私，也难做到。如果依墨子的思想去做，人人都 能大公无私，则天下共利，结果自然很好。或者依杨朱的思想去做，人人都只为自 己，绝对不妨害别人，各守本位，不犯他人，也就是现代所说的，争取自己个人的 自由，也尊重他人的自由。倘使做到，那么也可天下太平。但这两派的主张，事实 上都做不到。
既然墨子和杨子两种极端相反的主张都做不到，只有再看看儒家思想，这是中 庸的。中庸不是调和论，是兼容并蓄而仲裁为适可而止的中道。孟子秉承了孔子的 儒家思想（但不是秦汉以后变了样的儒家思想），当然是崇奉了仁义之义，向梁惠 王提出建议。同时，在提出建议时，也不采用当时纵横家们为博取富贵权势所惯用 的游说态度。孟子虽懂得游说的辞令技巧，但却不用，还是很严正地主张行仁由义， 极力宣扬仁义的美德，向梁惠王直说只有仁义最好。
我们不妨引用清人的两句诗：“莫言利涉因风便，始信中流立足难。”正好作 为孟子对梁惠王直言忠告的风格，其难能可贵的定评。
或者说，所谓义利之辨的道理，就是孔子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 大义之义。义理之义，义者，宜也之义，并非狭义广义等的义利之义。其实，都是 一样，不管是什么伟大的义理，都是力行于义，才能有利于成其为君子，所以这也 是利便是义，义便是利的真实道理。
由于义利之辨的文化思想发展下来，到了宋明以后，构成中国文化的商业道德， 便有“贸易不欺三尺子，公平义取四方财”的说法。即使专事求利求财的商业行为， 也要心存“不欺”和“公平”的义利之辨。可以说这是孔孟文化思想在商业道德上 的教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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