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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旁通》第14讲
作者:南怀瑾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收藏

 

《孟子旁通》第14讲

人事行政

我们讨论到正题上来。孟子和齐宣王之间,“打太极拳”也好,“打篮球”也 好,两个人推来推去,看来蛮好玩,也都蛮可怜。但齐宣王始终很尊重孟子,尽管 他不接受孟子的意见施行王道,自然他有他不得已的苦衷。而孟子也真的看中了齐 宣王,其实齐宣王也真是蛮可爱的。在战国时代的各国诸侯中,讲实在话,齐宣王 是比较好的一个。

现在,孟子和齐宣王两个人推了半天,都推不出一个明堂来,于是孟子改变拳 路,拿出大洪拳,硬碰上去。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 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上。之何?”

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有一天,孟子对齐宣王说,假定你齐宣王的部下中,有一位大臣,把自己的妻 子儿女,托给一位朋友照顾,自己到楚国去访问,等到他出国回来的时候,妻子儿 女都已经冻死饿死了。像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说,对于这样的朋友,很简单,不理他。孟子又说,如果你下面的执法 官员,没有好好尽职做事,那你怎么办?齐宣王说,那只有免了他的职位。孟子于 是紧跟着问,那么一个国家的不安定,这个责任问题怎么办?齐宣王被他这么一来, 大洪拳的打法太硬,吃不消了,只好不理他,随便找个其他的话题,岔过去。齐宣 王此时好像和孟子下象棋,被将了一军,进退两难,下不了台了。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 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

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

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通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 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回不 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 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 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孟子将了一军之后,接着就使出柔道,乃至西洋拳击,硬拼硬打的都上场了。 这个时候,大概孟子也看出苗头不对,准备收拾行李要走路了。(这是孟子第一次 离开齐国。)所以又一次对齐宣王说:

所谓历史悠久的国家,不是指年代的久远,而是指文化根基的深厚,因此,参 天的古木,不足以代表文化故国的气息。兼备功勋德业的世臣,才是一个文化故国 的精神表率。现在您不但没有这一类的大臣,就是连真心忠于您,亲近您,而值得 信任的臣子也没有。过去有人推荐了人才给您,虽然您也立即录用,可是过不了两 天,把这个人的名字都忘记了,甚至于他因不被重用,悄悄离开了您,您都不知道。 这怎么可以?

实际上,齐宣王最大的毛病,在于他不能真心信任臣下。后来他的儿子——齐 湣王继位,变本加厉,更不能全心全意信任重臣。苏秦的弟弟苏代看出了他的弱点, 报告了燕昭王,于是燕国打败了齐国,使齐国一蹶不振,几乎至于亡国。这一次, 齐宣王很可能被孟子上一次大洪拳式的谈话,打得太厉害,答不出话来以后,齐宣 王把他冷落在一旁,两人可能很久没有见面了。

齐宣王听孟子这么说,也只好敷衍地问,我下面那么多人,我怎么知道谁不好, 应该免了他,不用他呢?我实在无法考核啊!孟子说,用人本来是有人事制度,可 按照制度办理的,但是真遇到人才的话,就不要拘泥成规,应该越级拨用,使得不 尽其才。接着孟子就对人事考核的几项原则,作个解说。

这个原则,孔子也曾经提到,在《论语》中有过记载。孟子的观点和他完全一 样。他说有一个人,如果您左右的人都说他好,您不可以因此认为他好;您的高级 干部们也说他好,您还是不可以认为他就真好;即使全国的人都说他好,您还是要 慎重,加以考察,考察的结果,发现他真的很好,然后再用他。相反地,对于不好 的人,也要这样一一查询,再经过仔细的审核,发现了他的确很坏,实在可恶,然 后才可以不用他。这样,即使您下命令杀了这个犯罪的人,也等于是全国的人要杀 他的,谁也不会怨恨您。要做到了这个样子,然后才可以为民父母。

其实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把全国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子弟,予以教养爱护,使 他们安居乐业,这就是老百姓最好的父母官。后世的人怕得罪帝王,而说地方官为 民父母,就是脱胎于此,演变而来。

现在我们再次深入研究这段文章,这章书,是孟子在齐梁之间自己的笔记,至 少也是门人记录,或者经过他自己看过、核定过的。可是这一段的内容,好像是凌 空而来,与前后文的内容都不相衔接,没有关连。据我研究的看法,孟子和齐宣王 两个人,一路打“太极拳”玩推手,推来推去,推到最后,孟子忍不住,突然猛击 一拳,“跆拳”都上了。“跆拳”一上,齐宣王被打怕了,干脆不和孟子见面。

隔了一段时间,孟子有一天硬是轧一脚进去。见了面,孟子又改变拳路,来一 套“形意拳”,骂他一顿。这就是上面的一段话。这一段的开场白等于说,你请了 客人来,又不请他入席,这怎么可以呢?当然孟子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圣人,只说他 请来的人,如果悄悄地离开,他都会不知道。而齐宣王对他的答复——并不问有哪 一位圣人贤人我没有用他,只说:“吾何以识其不才不丽舍之?”我怎么知道谁是 饭桶而教他走路呢?这句话使得身为贵宾的孟子,听来很是难堪。孟子自己知道, 很难在齐国再待下去了,可能很快就要走路了。所以才有“国人皆曰贤”、“国人 皆曰不可”、“国人皆曰可杀”这三段话。因为孟子前面的“士师不能治士”和 “四境之内不治”这两句话,把齐宣王和大臣们都骂进去了。这一拳是打得很重的。

可见这时,齐宣五左右,反对孟子的人很多,甚至可以怀疑,包括稷下先生们, 以及推行合纵计划的,如苏秦方面的人,甚至孟尝君的门下客,都可能从中捣鬼。 从孟子强调“国人皆曰可杀”的话,可见他们攻击孟子,几乎到了非去之而不甘心 的程度。千古以来,政治上的倾轧,都是如此。小人与小人之争,是为了权势利害; 君子与君之争,则是为了思想意见不同。历史的成败关键,往往就种因于此。古今 中外,都跳不出这个圈子,深为可叹!

高明柔克

说到这里,又使人想起清初乾隆时代的重臣孙嘉涂一篇奏议,也就是后人称为 《三习一弊疏》的大文章。后来曾国藩到了功成名遂,威望足以震主的时候,他从 实际人生的经验中瞻顾上下左右,忽然想到了这篇文章,极为主张大家去细读。一 方面是对湘军中如他的兄弟曾国荃等将领而发,一方面也是希望清廷能够警觉,不 要生起疑忌之心。

其实,任何一个事业的主脑人物,到了功成名就的时候,都可能有这种情形发 生。无论是政治财经上的领导人物,或工商业的巨子,乃至学术教育界的权威,都 必须一读此文,深切省察,以永保成功。

有一点我们要知道的,孙嘉淦的《三心一弊疏》,是对升平时世的明主,如乾 隆一类的老板讲的。换言之,中人以下的历代职业帝王们,还不足以语此。忠言逆 耳,古有明训。讲话固然不容易,能够接受,能够听话的更难。只有高明的人,才 肯接受逆耳之言。孙嘉淦的学养人品,素以审慎谨愿著称。如果他碰到的主子不是 乾隆,大概也不会有这个奏本了。

因为孟子对齐宣王讲了这段话,使人想起距离孟子两千年后,有孙嘉淦指出, 身处如齐宣王一样的环境和地位的人,应当要自己警惕的重点。所以特别附录原文, 以供大家参考研究。


孙嘉淦《三习一弊疏》

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康熙癸已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谥文定。

此疏乾隆元年上。曾文正公《鸣原堂论》文云:

“乾隆初,鄂、张两相国当国, 蔡文勤辅翼圣德,高宗聪明天亶,如旭日初升,四海清明。每诏谕颁示中外,识者 以比之典漠誓诰。独孙文定公,以不自是匡弼圣德,可谓忧盛危明,以道事君者矣。 纯庙御字六十年,盛德大业,始终不懈,未必非此疏神使高深。厥后嘉庆元年,道 光元年,臣僚皆抄此疏进呈。至道光三十年,文宗登极,寿阳相国祁囗藻亦抄此疏 进呈。余在京时,闻诸士友多称此疏为本朝奏议第一,余以其文气,不甚高古,稍 忽易之。近所细加纳绎,其所云三习一弊,凡中智以上,大抵皆蹈此弊,而不自觉。 而所云自是之根不拔,黑白可以转色,东西可以易位,亦非绝大智慧猛加省惕者, 不能道。余与沉弟忝窃高位,多闻谀言,所闻三大习者,余自反实难免。沉弟属官 较少,此习较浅,然亦不可不预为之防。吾昆弟各录一通于座右,亦小宛诗人迈征 之道也。”

臣一介庸愚,学识浅陋,荷蒙风纪重任,日夜惊惶。思竭愚夫之千虑,仰赞高 深于万一。而数月以来,捧读上谕,仁心仁政,悄切周详,凡臣民之心所欲,而口 不敢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诚敬,加以明恕,岂复尚有可议。而臣 犹欲有言者,正于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之中,而有所虑焉,故过计而预防之也。

今夫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坤阴极盛而阳生,乾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 盛之际,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而及其既著,遂积重而不可退。 此其问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

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多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 海沤歌。在臣民原非献谀,然而人君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匪誉则逆,故 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鼓 谀而恶直。

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 而即是。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君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匪媚则触。故 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 柔而恶刚。

敬求天下之士,见之多而以为无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办天下之务,阅之久 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过。于是 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 恶违。

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

今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季之主,临政愿治,孰不思 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贤其臣,孰不以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决非小人?乃卒于 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

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 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保事考劳, 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

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君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人耳,谛观之而其 貌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 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岂可胜言哉!

而揆厥所由,皆三习为之蔽焉。治乱之机,千古一辙,可考而知也。

我皇上圣明首出,无微不照,登庸耆硕,贤才汇升,岂惟并无此弊,亦并未有 此习。然臣正及其未习也而言之;设其习既成,则有知之而不敢言,抑可言之而不 见听者矣!

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愿言皇上之心也。语曰: “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此浅言也,夫圣人岂无过哉?惟圣人而后能知过,惟圣 人而后能改过。孔子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大过且有,小过可知也。

圣人在下,过在一身;圣人在上,过在一世。书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是也,文王之民无冻馁,而犹视以为如伤,惟文王知其伤也。文王之易贯天人,而 犹望道而未见,惟文王知其未见也。

贤人之过,贤人知之,庸人不知。圣人之过,圣人知之,贤人不知。欲望人之 绳愆纠谬,而及于所不知,难已!故望皇上之圣心肾凛之也。

危微之辨精,而后知执中难允。怀保之愿宏,而后知民隐难周。谨几存诚,退 之己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怀,验之世而实见其未能。夫而后囗然不敢以自是,不 敢自是之意,流贯于用人行政之间,夫而后知谏净切磋者,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 者,愚己而陷之阱也。

耳目之习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态,一见而若浼。取舍之极定,而嗜好宴安功 利之说,无缘以相投,夫而后治臻于郅隆,化成于久道也。

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则虽敛心为慎,慎之久而觉其无过,则谓可以少宽。 励志为勤,勤之久而觉其有功,则谓可以稍慰,夫贤良辅弼,海宇升平,人君之心 稍慰,而欲少自宽,似亦无害于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转,则嗜好宴安功利之说,渐 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惜。久而习焉,忽不自知,而 为其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于至微,而势成于不可返 者,此之谓也。是岂可不慎戒而预防之哉。

《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又曰:“德日新,万邦为怀;志自满,九族 乃离。”大学言,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而不能退。至于好恶拂人之性,而推所由 失,皆因于骄泰。满于骄泰者,自是之谓也。

由此观之,治乱之机,转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君一心之敬肆, 能如非,则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 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乱之阶也。然则沿流溯源,约言蔽义,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 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举不外于此矣。语曰:“狂夫之言,而圣人择焉。” 臣幸生圣世,昌言不讳,敢故竭其狂瞽,伏惟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则天下幸甚!

关于孟子这一节,除了上面所讲的大义以外,另外联想到几个重点,可以加以 讨论。

世臣巨族门第之见

第一,是孟子对齐宣王提拔人才,引进人才的用人制度问题。由本节文字上 “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的措词看来,再加以历史上对 历代人事行政的记载来参考,大凡要奠定一个新时代,开创一个新局面的时候,用 人都不是依照治平时候的人事制度,都有一番新的气象、新的局面。等到天下安定 以后,加上时间的历炼,用人行政便不能不上轨道,要依循某种人事制度法规来进 用,这也是古今不移的演变。一种制度施行久了,渐渐纰漏就出来了,这是必然的 趋势。

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故家世族,功臣遗荫,每每在政权体制的成规下,演 变成左右政权,把持朝政的形势,成为政坛上的大包袱、大障碍,这也是历史上必 然的趋势。例如两汉以后直到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权势,影响了四五百年的人 事结构。

唐代新兴,在开创基业的时候,一个新的局面打破了这种陋习。但自唐太宗以 选举考试取士以后,经过历史年代的累积,门第世臣的弊病还是照样发生。在盛唐 的时候,如众所周知的李白、韩愈等名士,求取功名之初,还不是到处上书,希望 那些有名的世臣们加以提拔。也有少数文武人才,是靠世臣故家的赏识,所谓“拔 识于稠人”之中的,因此成为千秋佳话。“稠人”就是普通的群众的意思。如郭子 仪在未得志时,由于李白的推重,才被重用。后来李白犯了死罪,靠郭子仪以身家 性命力保而得救。这些历史资料,就是古今中外、千秋人情的各种反映。

到了晚唐的时候,在政坛上就有著名的牛(僧孺)、李(德裕)党派之争。李 德裕乐于提拔平民出身的寒士们,等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起用新人,后来李德裕被世 族牛僧孺一派推翻,而内阁改组之后,被贬逐到岭南去。当时有“八百孤寒齐下泪, 一时回首望崖州”的名诗,就是记载晚唐历史上这一事件。等而下之,宋、元、明、 清,每个历史朝代,这些同类的故事的重演,比比皆是。其中比较最为悲惨严重的, 那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党铜之祸。

派系党祸之争

第二,是孟子讲到身为一个领导人的用人之道。无论是人才或非人才,好人或 坏人,一个领导不能随便听信人言。甚至全国人都说其人可杀或可用,也不能受到 群众情绪的影响。必须由“明主”来自决自裁。这种用人行政之道,在历代帝王专 制的史实上,有太多数不清的资料。尤其中国历史的史家,特别强调历代的明主、 贤君们在用人行政上的“不次之擢”——就是不照成规法令提拔人才。

但是话说回来,引用人才的最后取决裁定之权,全仗明主、贤君们的聪明智慧, 由他自己的好恶来选择,也实在太难了。到底明主之所谓“明”,贤君之所谓“贤”, 他的明,他的贤,到了什么程度?而且真明真贤之主究竟有多少?实在都是问题。 历史上最令人推崇的唐太宗,他也亲自在诗上说:“待子心肯日,是汝运通时。” 这是极权性的坦白表达。他说,等到哪一天我心里高兴,愿意给你官做,给你富贵 的时候,你的好运气就来了。以李世民之英才,尚且如此,何况等而下之的平庸之 主呢!

在过去的历史上,因为人事制度不上轨道,取予裁夺,升降生杀之权,往往系 于人主一时的喜怒,或出自党派的倾轧。因此,历史上冤死的人才,也是数不清的。 在升平的时代,如唐、宋的党争,所谓君子与君子们在学术思想意见的争执,而形 成政权上的排挤倾轧。末落的时代,则有如汉朝、明朝的党祸与派系之争。至于晚 唐五代的乱世,好恶生杀之权,完全出于人主们的自决,那就更惨不可言了。这种 历史的事实也很多,我们只要看看晚唐诗人杜苟鹤吊祭朋友的几句诗,便可知道了。 杜的诗说:“杀戮眼中皆名士,几人安稳到黄泉。”以及他的“四十年来人杀尽, 似君埋少不埋多。”再加上唐末道人钟离权一首诗:“莫厌追欢笑语频,寻思离乱 可伤神。闲来屈指从头数,得见升平有几人。”这是多么悲哀的局面啊!当然,这 些都是乱世的现象,好像与本题不大相关,其实是有关的。

随便信手举几个大家容易知道的史实来说,如刘宋时代的杀檀道济,宋代的杀 曲端、岳飞,甚至如明代的杀于谦等等公案,这些罪过,都是由于人主们专权裁决 之过。历史上在政坛的冤狱,岂只是少数而已!

至于由派系倾轧、政见不合所造成的,如宋代洛蜀两党之争,都标榜圣贤之学。 如二程夫子等人与王安石,以至到苏东坡,这些正反双方人物,总不能算是坏人吧! 而任侠好义的苏东坡,几乎也身遭不测,如果不是宋神宗的祖母太皇太后再三维护, 恐怕苏东坡的性命,也早已不保了!我们且看看苏东坡最倒霉的时候,关在牢里, 听到要被杀头的谣言,非常恐惧痛苦而作的诗。这时唯一令他安慰的,是浙江杭州 一带的人们,为了他,请和尚道士念经,替他祈求消灾免难。他的诗说:“圣主如 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 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柏台霜气夜凄凄,几动 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 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卿知葬浙江西。”他在狱中做了这两首诗,自题为:“予 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 狱卒梁成,以遗子由。”最后又自注:“狱中闻杭(州)湖(州)间民,为余作解 厄道场累月,故有此句。”他作了这两首诗,拜托看守的狱卒梁成寄给他的兄弟, 当然被侦察的人员拿到,不知道如何又传到宋神宗那里去了,皇帝看了也很难过, 便说:“我并没有一定要他死啊!”因此反而没有事被释放了。以苏东坡的旷达才 情,真碰到要命的时候,也还是说:“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甚至 也会:“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是多么的可怜。像这一类的事件, 又完全靠那个为人主的皇帝在左右大臣们皆曰可杀时,作了聪明睿智的决定,平反 了他的冤枉。当然,最大的影响,还是皇帝的老祖母。所以当太皇太后死时,苏东 坡痛苦极了,他又写下两首名诗:“巍然开济两朝勋,信矣才难十乱臣。原庙团应 调百世,先王何止活千人。和熹未圣犹贪位,明德惟贤不及民。月落风悲天而泣, 谁将椽笔写光尘。”“未报山陵国士知,绕林松柏已猗猗。一声恸哭犹无所,万死 酬恩更有时。梦里天衢落云仗,人间雨泪变彤帷。关睢卷耳平生事,白酋累臣正坐 诗。”自注题为:“十月二十日,恭闻太皇太后升遐,以轼罪人,不许成服,欲哭 则不敢,欲泣则不可,故作挽词二章。”这里所说的太皇太后,是宋神宗的祖母, 也是历史上有名的贤后。她是名将名臣曹彬的孙女。他在诗中所说“先王何止活千 人”,是指在宋史上,仁宗皇帝和皇后,的确是很了不起的。应该说,都是读通了 孔孟之学的吧!

我们牵扯了这些历史故事,都是为了讨论孟子和齐宣王对话的主题。当然,最 重要的,由此可见孟子当时在齐国受排挤、受威胁的严重性,所以有不得不走的趋 势,同时他所说对于用人行政的主旨,在当时封建制度的君主专权之下,不好太明 白表露出君主必须要尊重人民,实行民主法治。但今日民主法治的要义,也已经隐 约在其中矣。

民主难,法治也不易

第三,讲到选拔人才和用人的民主法治,我们拿孟子在这一节说话中的语意, 来证之于近代和现代西方文化民主法治下的各种形态,也会有很多的感想。过去历 史上一切的决定权,都取决于君王,实在是不合理,毛病很大也很多。但真正的全 民民主可也真难说,要讲真正的全民民主,先决的条件,除非是真正做到全民都是 圣贤。至少要全民的教育水准、学识修养都能达到一致的水平才可以。不然,千万 不要忘了群众有时的确是很盲从盲动的。众人之纷纷,不如一士之愕愕,那也是不 可否认的事实。所以国人皆日如何如何,也并不见得就是真正的是非善恶。因此一 个强有力的君主,他的主张的确具有百分之百决定性的影响,这就必须靠君主的聪 明睿智了。我们放眼看今日西方文化的民主,尤其如美国模式的民主,群众所公认 选举的,又何尝一定全是好的?至于幕后操纵在资本家手里的暗潮,更不必谈了。

现在转回来再说孟子当时对齐宣王说这一段话的时候,他虽然不像我们上面所 讨论的三点那样具有严重的威胁,但齐宣王已经很不是味道了。总之,无论是天下 大事如国家的拔用人才,小则如一个公司行号,乃至一个小小团体,人挤人,人排 人,总是难免的。因为人这个生物,天生就是如此不成器的。所以一个当主管的、 当家的,一定要切记“士无论贤愚,入朝则必遭谗。女无论美丑,入宫则必遭嫉” 的原则,然后处之以仁义,运用以智慧德术,或者效果会好得多。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代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武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 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对圣人怀疑的趣话

上一次孟子打形意拳式的讲话,大概说得齐宣王也有点不好意思了,于是有一 次和孟子谈起来,他问孟子,商汤把夏桀放逐到南巢去,武王出兵牧野攻伐纣王, 有这件事吗?夏朝的末代皇帝桀最暴虐,弄得民不聊生,于是他的大臣成汤兴起, 把桀赶到蛮荒的南巢去,汤取而代之做了君王,称为商朝。而殷商的最后一代后帝 纣王,也是因为暴虐,而周武王起兵把他杀掉,也取而代之,这是大众都知道的过 去两次历史上所谓真正的革命。现在齐宣王对这历史革命发生了怀疑,而提出来问 孟子,是不是真的有这回事。

怀疑历史是件有趣的事,写《厚黑学》的四川人李宗吾,又自称是“厚黑教主”。 所谓“厚黑”,脸厚心黑也。这位“教主”也是我相识中的老一辈朋友,其实他本 人一点也不厚黑,可以说还很厚道,只是喜欢写反面文章来讽世而已。这位怪才, 也是怀疑尧舜之为圣人的问题,还说这是他的发明,其实他前辈同宗明朝的李卓吾, 已经开其先例。还有明朝末期的一些名士,也曾提出尧舜的禅位问题来讨论过。 《木皮散客鼓词》里也是怀疑尧舜的,其中有一段就说到尧是为了自己的儿子无能, 怕他将来保不住江山,被不相干的人夺去,就太可惜了,而见到舜很孝顺,又有能 力,所以就把自己两个女儿嫁给舜,把舜收为了自己的女婿,女婿是有半子之分, 由女婿即位做了皇帝,那么自己的儿孙,还是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的。而李宗吾的 《厚黑学》立论,却完全是从李卓吾和《木皮散客鼓词》上学来的,可惜他死了, 如果还在的话,见了面,我可一定要骂他不老实,侵夺了别人的著作权。其实对于 历史的怀疑,由本文便可证明齐宣王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

孟子碰到这个问题,知道不大好答复,但是他答得很高明,完全用外交词令说, 在古书上是这么说的。言外之意,还可能“待考”呢!齐宣王说:这不是臣属的叛 逆行为吗?为人臣怎么可以杀国君呢——齐宣王可忘记了,他回家的上代田和,何 尝不是这样把姜太公的后代吕贷——齐康工送到海边,而篡了王位而当起齐威王来, 吕氏主祀就此断绝的。

但孟子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作了历史性的解释,对中国文化的政治哲学,提 出了两个观念。他说,这不是巨弑君,不是叛逆。只要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违反了仁 道,就算是坏人,就叫“贼”,不够资格做领导人。违反了毁坏了义理和道义的, 就叫做“残”,他是冷酷无情的、是心智不完整的、精神有缺陷的人。这种贼仁残 义的人,就是“独夫”。所以汤、武的革命,只是去掉一个独夫,并不算是叛逆的 行为。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政治哲学,儒家大部分都强调这一点,在我看来,这是 历史上的问题。司马迁虽然没有标明,但隐约间也透露了,他并不同意孟子这种看 法。

除了司马迁以外,后世写历史的人,一直依照孔孟的这种思想,不敢有丝毫违 反。不过,中国几千年来,对这个历史采怀疑态度的人很多,只因在儒家的权威之 下,不敢过分反抗,所以这一方面留下来的文字,并不太多,现在提几则小故事来 看看。

在古人的笔记资料里,提到唐代名臣高定,他在幼年七岁时,读《尚书·牧誓》 这一篇,里面说周武王集合诸侯,在牧野这个地方,誓师讨伐纣王的故事,也就是 孟了这里所说汤、武革命的事。高定就对他父亲高郢说,做臣子的怎么可以用兵杀 国君呢?高郢说,这件事是应天命顺人事的事情,不比一般的叛逆。孩子都是喜欢 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于是他追问父亲说,听话的人,连他已经死的祖宗三代都会得 到奖赏。不听话的人,就要被杀掉,这难道也叫做应天命顺人事的事吗?结果他的 父亲答不出话来,拿出不任何理由对他解释。

这高定的思想,也不能说他不对。所以后世有些人,对于儒家过分强调标榜的 思想,往往持高定这一类的态度。人类的思想观念,在有了怀疑时,提出来讨论, 才可获致真理,否则过分强调某一思想的权威性,另外又过分压制别的思想,则并 不见得有什么好处。

另外一个故事,宋代的名儒李靓(字泰伯),是一位很有风格的人,文章也写 得很好。但他素来不喜欢佛,也不喜欢孟子,常常骂佛,骂孟子。他喜欢喝酒,有 一天,一个政坛上地位很高的朋友,送了他许多高级名酒,他自己家里也做了些好 酒。有一位读书人很想喝他的酒,但又喝不到,知道他喜欢骂孟子、骂佛,于是作 了几首骂孟子的诗送给李泰伯,第一首诗是关于孟子说尧舜事:

完凛损阶未可知,孟轲深信亦还痴。
岳翁方且为天子,女婿如何弟杀之?

他说历史是很难相信的, 有许多舞弊不光彩的事情,未必会写上去,但孟子偏偏去相信历史,真是不够聪明。 有些史料,是否有问题,还不得而知。至少在《孟子·万章篇》中记载完凛捐阶的 事。是说,唐尧当皇帝的时期,自己非常俭朴节省,住的也只是“茅茨土阶”而已, 但赐给舜仓凛和牛羊。以后,舜的父亲与异母弟弟象,想害他,叫他爬上仓库顶上 去整修仓顶,却在下面放火烧他。结果舜在事前已受到两位太太的指教,把预先穿 上去的大衣服张开,像飞鸟一样地跳了下来,安全地逃出这场火灾。后来,又教他 去凿井,然后投井下石想压死他。结果,舜又经太太的设计,预先在井的内壁旁边, 打通遂道,压阶而上,安然无恙地出来。这首诗说,舜是尧的女婿,岳父作皇帝, 舜的弟弟怎么敢去杀他。所以孟子相信历史的记载,实在很傻!

他的第二首诗说:

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 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

他批评孟子的话说:孟轲说齐国有一个人,在外面讨饭为生,而 家里却有一妻一妾,哪里有讨饭的能娶得起两个老婆,而且邻居们哪有这许多鸡给 他偷呢?还有孟子那个时代,中央政府,周朝的天子还在那里,他应该和孔子一样 尊周而讲王道,何以他不到周天子那里去帮助中央政府推行仁政,反而去游说齐国、 魏国的诸侯,还想把他们培养成功,取周室而代之,这不是不对么?我们知道,孟 子是赞成汤武革命的,并不像孔子是主张尊周的,这也是事实,而这位读书人就凭 相隔几千年的习惯和想象来骂孟子。李泰伯读了他这两首诗,引为知己同志,大为 高兴,请他喝酒,一边喝酒,一边谈话骂孟子,连过几天,也骂了几天,把所有的 酒都喝完了,这位读书人也走了。

几天以后,又听说有人送酒给李泰伯,于是这个书生不作诗了,作了三篇文章, 名为《仁义正论》,都是骂佛的,送去给李泰伯。李泰伯看了他的文章后,知道这 书生又是想来喝酒的,于是笑笑说,你的文章真好,可是上次的酒都被你喝光了, 弄得我自己好久都没有酒喝,非常难过,对不起,这一次你尽管骂佛,请原谅我再 不敢留你喝酒了。

金、元时期的名诗人元遗山,有一次,经过殷商的首都朝歌,也对武王伐纣的 历史,兴起怀疑的感慨,他曾作了《北归经朝歌感寓三首》诗。其中的两首,也牵 连到尧舜的“茅茨土阶”和纣王的造九层台,以及后来的墨子,因路过朝歌,对地 名常有歌乐意味的反感,就立即回车、不肯经过朝歌的历史故事,提出怀疑的评论 说:“黄屋何曾上作阶?祸基休指九层台。书生不见千秋后,枉为君王泣玉杯。” “墨翟区区不近情,回车曾此避虚名。采薇唯有西山老,不逐时人信武成。”

其实,对于尧舜禹三代禅让传位的怀疑,以及有关汤武革命地批判,都是后世 人吃饱了饭很无聊的闲事。尧舜禹三代的禅让,在古文的记载上,明明告诉我们是 “禅”,是“让”,已经很明显地说出“禅”,就是退位递补的意思。“让”,就 是让送的意思。既然又让又禅,其中多少有些过节,但在过节当中,毕竟很坦率自 然地把自己一手所掌握的天下权位交出去,并没有恋栈而不舍,也没有交了以后有 怨恨的,这就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做到的。他们所以能够如此做,当然道道地地可称 之为圣人的行为,又何必多此一举,用后代世道人心的不古,而反证古人也必如后 人的勾心斗角,而且是必须要把它拉到和自己当代同样的坏才算是合理?这岂不是 读书人思想上的癌症,是多余的致命伤吗?

对汤、武革命的疏解,也是一样,古书上明明告诉我们这两代的历史事件,是 革命性的,事实上,也说明是出兵去征伐的。可见古人并没有文过饰非,故意加上 那些好听的名词来骗后世的人们。只因为桀纣不道德,虽为全国之君,而弄得民不 聊生,水深火热,劝又劝不听,谏也谏不了,要他改又不肯改,谁也阻止不了,那 么,汤、武不起来革命,难道要全国的人民生命财产完全毁于一个精神不正常的暴 君手里,才算对吗?所以汤、武起来革命,充其量,也只能说出于被迫,不得已而 倒行逆施,然后归之于正。何必另加曲解,硬认为他是蓄意图谋叛逆,早就想取而 代之了。例如现代历史,孙中山先生领导全民革命的全盘经过事实,也便可以证明 真正革命的意义,确是出于不得已,确是抱有一种悲天悯人、救国救民的志愿。如 果硬要说汤、武的革命早已别有用心,则也可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也 是读书人思想上的恶性瘤。至于后世的儒生们,硬要把汤、武征诛,汤、武革命, 加上极其冠冕堂皇的文句,强调应天顺人,那也只能视为秘书人才的文告手法,必 须如此写作罢了。有人善用文词,便写成了应天顺人。读通了书,懂了道理,这些 只是文字上的花枪,又有什么稀奇。不过,自从汤武用过“革命”一词之后,后世 的变乱,甚至是抢劫、残杀,也便借用了什么革命等等的名词,这就等于老子、庄 子们所说“仁义”一词,被后人假借乱用之过,两者实在不可一概而论。

所以我们要知道,凡是这些问题,都只是思想上、文词上、论理上的是非—— 逻辑问题,并非人事上实际的善恶问题。如果把文字逻辑的是非问题,硬用到实际 人事上的善恶问题,有时候,会使你产生无可挽救的偏差。不过,这个专题的确也 很不简单,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得完的,必须另作一个专题,在此只好打住,不再 多做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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